生理需要是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人们需要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一个同时缺少食物、自尊和爱的人会首先要求食物，只要这一需求还未得到满足，他就会无视或把所有其他的需求都推到后面去。马斯洛认为，生理需要在所有的需要中是最优先的。其具体的意思是：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一个缺乏生活中任何东西的人，主要的激励因素多半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一个缺少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他很可能对食物的渴望比其他的东西更强烈。如果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机体就会受到生理需要的支配，所有其他的需要简直变得不存在了，或者被推到了一边。这时可以用“饥饿”一词来描述整个机体的特征，人的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占有。所有的机能都被用来满足饥饿，这些组织机能几乎都为一个目的所支配：消除饥饿。此刻，感受器官和反应器官，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都可能被看作是消除饥饿的工具。那些对达到这个目的的无用的机能则潜伏起来，或被退入隐蔽状态。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吟诗作赋的愿望，购置小汽车的愿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买一双新鞋的愿望，所有这些全部被人遗忘，或者成为次要的要求。对一个极度饥饿的人，他唯一的兴趣一定是食物而不是其他东西。他所梦见的、所想到的、所渴望的都只是食物；他所意识到的是食物，他所追求的也只是食物。其他更微妙的行为决定因素，通常与生理驱动力融合在一起左右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性行为，在此时也被完全压倒。人们在这个时候（也仅在这个时候）可以谈到纯粹的饥饿驱动力，而人的行为也只有独一无二的目标：充饥。人体的另一个独特的特征是：当机体受到某种需要支配的时候，对未来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对一个长期忍受极度饥饿的人来说，乌托邦可能被看作有丰富食物的地方。他往往这样想：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食物有保障，他将万分幸福，不再祈求太多的东西了。他把生活本身看成是吃饭，其他任何东西都被看成是次要的。自由、爱情、团体的感情、尊重、哲学可能统统被置之一旁，都是无用的东西，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这种人可以说只为面包而活着。马斯洛指出，决不能否认以上情况是真实的，但是也决不能认为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和平社会中，所谓特殊紧急情况总是比较少的。这从它的定义本身就可以看出来，文化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使这方面的特殊紧急情况越来越少。在人们已知的绝大多数社会中，长期严重饥饿的情况不是常有的，而是极为罕见的。当一个普通的人说“我饿了”，实际上他所感受的不是饥饿而是食欲。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感受到真正生死攸关的饥饿。这在他一生中是难得有几次的。如果人们有了很多的面包，肚子经常填得饱饱的，那么，他的欲望将发生什么变化呢？答案是立即就出现其他（更高级）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对人的机体起着统治的作用。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又有新的（更为高级的）需要出现，依此类推。这就是人们所说“人的基本需要组织起来成为相对的优势需要等级”的意思。
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就会出现了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这类需要大致包括对安全、稳定、依赖的需要，希望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税收、法律和保护者实力的需求等。由于在健康正常的成人身上，安全需要一般都得到了满足，因此观察儿童或有神经症的人员有助于理解这种需要。因为在婴儿和儿童身上，这类需要表现得更简单更明显。婴儿所以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对威胁和危险的反比，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这种反应没有任何抑制，而社会中的成年人都已经学会了无论如何要克制自己的反应。因此，尽管感到安全受到了威胁，成年人可能还是不会将他的表情显现出来。此外，生活在现实中的儿童感到很不安全，生长在没有威胁和充满爱的家庭里的儿童，通常没有上述这种反应。那些在儿童中常常引起恐惧反应的事物和情景，成人多半也会感到是危险的。在现实的社会中，凡健康、正常和幸运的成人，其安全需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一个和平安定的“良好”的社会，通常使其社会成员感到安全，不会受到野兽、极冷或极热的气温、罪犯、攻击、暴政等的威胁。因此，就实际意义而言，这不再有安全需要的激励，就像饱汉不知饥饿一样，一个安全的人也不再感到危险。如果人们直接地、清楚地看到安全需要，就必须观察那些有神经症的人以及那些经济上或社会上的失败者。在上述这两个极端情形之间，人们只能看到安全需要力：下列心理现象中的表现：人们偏爱有职位保障的固定工作，要求在银行有积蓄以及加入各类保险（医疗、口腔、失业、残废、老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寻求安全和稳定的另一较大的表现方面是：人们普遍喜爱熟悉的事物，而非不熟悉的事物；已知的事物，而非未知的事物。人们倾向于信奉某种宗教或世界哲学已把宇宙和人类组合成一种意义上的令人满意的和谐整体。这种倾向也部分地受到了安全需要的激励。可以这样讲：科学和哲学都部分地受到了安全需要的激励。此外，安全需要还被看作是在紧急情况下，即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骚乱、神经症、脑损伤或长期处于逆境下的调动机体能源的主要积极因素。马斯洛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有些患病的成人，其安全需要很大程度上同缺乏安全感的儿童一样，只是成人的表现有些不同，他们通常是对世界那些未知的心理危险做出反应。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是充满敌意的和不可抗拒的，并具有危险性。这种人的行为好像大祸随时都可能临头，换言之，他好像在应付紧急情况。他的安全需要往往具体表现为寻求保护人，或寻求其他可以依赖的强者，或许是一伙可以依附的首领。马斯洛指出可以从略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人，这样更能说明问题，这种人是成人，可他对世界仍怀有儿童般的态度。也就是说，患神经质的成人行为如同儿童；他好像还怕打屁股，怕母亲斥责，怕父母抛弃自己，怕事物被人夺走。看来他把儿童时对危险的外部世界的恐惧反应深深埋藏在心里，从未因年龄增长和学习过程所触及，而现在这种深埋的反应随时可能被任何使儿童感到恐惧和威胁的刺激诱发出来。
社交的需要是指人对于友谊、爱情和归属的需要。马斯洛认为，当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便希望友谊和爱情，希望受到集体的接纳，得到集体的帮助。此时，个人将前所未有地、强烈地感受到朋友、情人或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的寂寞。他将人生与人广泛交往的欲望，换言之，他要在群体中找到一个位置，他将竭尽全力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得到一个位置胜过世界其他的一切。他甚至可能忘记这样的事实：当他挨饿时，他曾讥笑过爱情。在现实社会中，社交需要受到挫伤的现象在精神病理中是最常见的核心问题。人们看待友谊、爱情和可能的性欲表现时，均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习惯上要受到许多清规戒律的束缚，实际上，所有的精神病理学理论家都强调，爱的需要受挫伤是顺应不良的基础。许多临床研究因此对这种需要进行了研究，所以对这种需要的理解比其他需要的都更多一些。在此，有一点必须强调：爱不是性欲的同义词。性欲可以作为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通常，性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性行为不完全取决于性欲，还取决于其他种类的需要，其中主要是爱的需要。同时，也不能忽视另一事实：爱的需要包括爱和被爱的两个方面。
马斯洛发现，人们对尊重的需要可分成两类：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重。尊重的需要是指人的受人尊重和自尊的需要。人一方面都希望得到名誉、地位和声望等，希望受到他人的尊重和承认；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具有实力、自立、独立性等，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产生自尊心、自信心。这两方面中，后者要以前者为基础，否则便形同孤芳自赏，难以持久。这类需要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然而它一旦成为人的内心渴望，便会成为持久的推动力。马斯洛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有一种需要或欲望，要求对自己有一种坚定的、基础稳固的并且通常是高度的评价，要求保持自尊和自重，并得到别人尊敬。所谓基础稳固的自尊，意思就是说这种自尊是以真实的才能和成就以及别人的尊敬为基础的。这种需要可以再分类：首先是那种要求力量，要求成就，要求合格，要求面对世界的信心，以及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欲望。其次，还有一种欲望，可以称之为要求名誉或威信、表扬、注意、重视或赞赏的欲望。马斯洛认为自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使人感到自信、价值、有力量、有能力并适于生存。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则使人感到低人一等，软弱或无能为力。后述的那些感觉又使人容易产生严重的沮丧情绪或神经质的倾向。在某些关于人们的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及缺乏这种自信会造成怎样无能为力的状况。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指人希望从事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使自己潜在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成为自己久已向往的人物。就像音乐家必须奏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作诗一样，人都要求从事自己所希望的事业，并从事业的成功中得到内心地满足。自我实现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的需要。它的产生依赖于四个层次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指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欲望。也就是说，人们有一种意向要使他潜在的本质得以现实化。这种意向可以简单的描述为人们越来越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要求尽可能的实现自己的欲望。实现这种欲望所采取的形式，在个人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区别。在某个人身上可能表现为要求成为模范母亲的欲望，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能表现为要求成为一个体育明星的欲望，在第三个人身上可能表现出绘画或创造发明方面。它不一定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但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是会采取这种形式的。自我实现需要的产生有赖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和自尊需要都得到满足。马斯洛把这些需要都得到满足的人称为基本满足的人。由此，可以期望这种人拥有最充分的（最健康的）创造力。在现实社会里，得到基本满足的人为数不多，而且不论在临床经验和实验方面对自我实现的了解还都十分有限。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马斯洛认为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有几个先决条件，危害这些先决条件如同危害基本需要本身。这些条件包括：言论自由，不造成对他人威胁的行动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调查和获得信息的自由，维护自身权益、正义、公正、诚实和群体秩序的自由。损害这些自由将使人感到威胁并做出紧急反应。这些条件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这些条件基本需要就是可能得到满足。上述层次需要理论仅是一般人的需要，实际上每个人的需要并一定是严格地按以上的顺序由低到高发展的。人的基本需要一般呈现出前面所列出的那种顺序，但不要过于拘泥地理解这种顺序。
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并不是在对食物的欲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以后才会出现对安全的渴望。有很多人，他们的绝大多数基本需要部分地得到了满足，但仍有几种基本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而正是这些尚未得到满足的基本需要强烈地左右着人的行动，在这种顺序下，马斯洛又把需要大致分成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两类，并专门讨论了在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的各种差异，得出16点结论。
除了基本需要理论，或说需求层次论以外，马斯洛还在本书中提出了自我实现的理论。他把自己的研究的杰出人物称为自我实现的人。普通人的动机来自于缺乏，即力图满足自己对安全、归属、爱情、自尊等的基本需要，而自我实现的人的动机主要来自于他对发展、实现的潜力及能力的需要，即主要来自于自我实现的欲望。创造性是这类人的一个普遍特点，此外他们都具有很强的洞察生活的能力，很少有自我冲突。善于自我控制，喜欢超然独守、离群独处，具有深刻的深厚的人际关系等等，但也偶尔会表现出异常的、出乎意料的无情。
大多数人都不属于自我实现的人，他们尚未达到达个境地，但他们正走向成熟，实现的过程意味着发展或发现真实的自我，发展现有的或潜在的能力。在此马斯洛明确批评了弗洛伊德心理学，指出研究有缺陷、发育不全、不成熟和不健康的人只会产生残缺不全的心理学和哲学，而对于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必须将为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科学奠定基础。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心理学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日益广泛地被运用到教育、医疗、防止犯罪和吸毒行为以及企业管理等实践领域。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将马斯洛的动机理论运用到工业环境当中，创立了Y理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延伸品读
马斯洛自称他的结论来自于经他筛选的优秀人物，弗洛伊德属于肯定有些不足但仍可用于研究的人物，而美国总统林肯和杰斐逊只有晚年才能列入。
在马斯洛开列的被研究人物的名单中当然绝不会有牛顿，他的一辈子被卷入了多次遭受他人控告剽窃的法律漩涡；也不会有海明威，因为他太有恶霸的作风了；也没有爱迪生，因为他把他们一伙的发明全揽到了自己名下，而且他声明交流电如何有害，仅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不惜背叛自己科学的良知；也不会有诺贝尔，他小气到因为恋人嫁给了数学家而不想诺贝尔数学奖；不会有对资产阶级启蒙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曾循私枉法的大法官培根，和那个一生在石榴裙下讨生活并染有小偷习性的卢梭。
在好人马斯洛的晚年，他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他的理念受到了极大的冲撞。人们责问他，如果你说得有理，为什么自我实现的人如此之少，于是他提出了因为他们缺乏“高峰体验”的经历。最后，好人马斯洛似乎在退怯了。他发表了《存在认知的一些危险》，他说道，你们对自我实现误解了，我只是把自我实现描绘成一种人格的发展，他们从青春期涌现出来的种种匮乏性问题中出来，从生活中那些神经病态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正视、忍耐和尽力解决生活中那些真正的问题（那些内在的、终极的人类问题，那些迄今尚未得到圆满解决的不可避免的、“存在主义”的问题）……即便是（或者特别是）那些达到了最高成熟的人也面临着这样一些真正的问题……例如真正的罪过，真正的忧伤，真正的孤独，健康的自私，勇气，责任以及对他人应尽之责，等等。“存在认知”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接着马斯洛提到了佛家与道家均言的“至理妙道，不落言筌，不可言喻”。
好人马斯洛的难堪是由于他对人的需要的复杂性，缺少剖析。他提示了人类善的一面，不但推崇备至，而且认为是人的发展的必然。他没有去揭示“恶”的一面，对人类在现实环境中“对立统一”认识不足，从而陷入了左右受制的局面。
说句实话，我从未拜倒在某位名家脚下去深究过他们的理念与体系，只是浮光掠影地，道听途说地，知道一些文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说法罢了，大概只能属于“好读书、不求甚解”之流。0—3—2需要理论只是我对现实社会中人生众相产生根源的辩识，是我对学生的了解为基础的一种静态的白描，这里没有马斯洛先生美好的愿望，也没有陀斯陀也夫斯基笔下的阴冷，也缺乏《怎么办》作者那种罗曼谛克的想象，在我看来，人世是一个万花筒，杏花与毒草并存于阳光下的草原和树荫下湿冷角落。而这就是人。
对于教育工作来说，认识人、认识学生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培育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和谐而美好的人是教育的归宿。揭露人性之善恶，也正是在教育中因势利导与扬长避短之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