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历史记忆与当代民族认同构建
那顺巴依尔
任何民族或族群都有他们集体历史记忆，并且往往将这一文化资源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加以利用，发挥其作为“历史”的价值。集体历史记忆，在特定群体当中或以口头传承，或以书面传播，或以纪念碑等其他媒体传达。本文所要讨论的蒙古族（以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蒙古族为主）历史记忆，是指他们作为一种群体或社区所共有的对过去某一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较为稳定的、长期的记忆。这种记忆当中所记载的内容，大都与蒙古族或蒙古族某一部的历史经历有关，而且他们解释和重新解释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意义，为当今社会中的某种目的，包括构建民族认同和地缘认同，加以利用。
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蒙古民族（族群）认同构建，主要在国家民族这一政治平台上进行的。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历史记忆往往作为“事实”具有重要的价值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对蒙古族（主要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蒙古族）认同构建与蒙古族历史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并分析和归纳蒙古族认同的时代特征和变迁走向。换言之，我们将讨论在中国社会经济语境下，蒙古族在记忆什么“历史”、为什么记忆以及以什么方式记忆等问题，着重观察和分析在现代性的现状中，对历史记忆的传承、再解释以及赋予新含义等不同形式的社会构建现象，阐述当代蒙古族的民族认同构建的特征和性质。
民族（族群）认同，实际上回答“我们是谁（什么人）”这一问题，同时也是在回答另一问题“我们不是谁（什么人）”。在回答后者时，往往是在说“我们”不是在周边的“他者”。对当代内蒙古蒙古族来说，汉族往往是他们的“他者”，当他们标榜自己是蒙古族时，也是在说“他们不是汉族”。当代蒙古族，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是怎样构建他们的民族认同呢？
蒙古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利用历史和基于历史记忆的集体认同感。纵观蒙古族思想史，可以发现当代蒙古族的认同，与其他历史时期的蒙古族认同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在利用历史记忆，为眼前社会需求，即构建民族集体认同所服务方面，当代蒙古民族认同具有显著的特点，具体体现在所利用的历史记忆内容和传承记忆的方式上。
内蒙古蒙古族的集体认同的构建，主要给予以下两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一、对十三世纪历史的记忆
当今的蒙古人在构建民族认同的大厦过程中，往往将成吉思汗和十三世纪蒙古历史作为根基来施用的。蒙古族十三世纪历史在他们看来是令他们扬眉吐气的、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故事，人物是他们历史记忆的最为主要的内容。换言之，成吉思汗或十三世纪历史，是他们首先想到的“历史”。从内蒙古成吉思汗的祭祀、有关成吉思汗的文学叙事、电影、电视剧就可以看出，该时期历史是他们首选题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最近二十几年里，中国不仅拍摄了电影《成吉思汗》，还制作了三十集电视剧《成吉思汗》，十余种成吉思汗传和长篇小说，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作品，如画册、卡通画等等。
这些不同形式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叙事，毫无例外地表现了两种主题：一，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元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二，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祖先或统一蒙古部落，因而对蒙古民族的形成做出卓越贡献的领袖。将蒙古史和成吉思汗的事迹放在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框架之内，加以评说，是中国当代有关历史叙事的一个突出特点（那顺巴依尔2002：248—258）。
在呼和浩特，笔者经常听到蒙古族家长们说，他们的在都市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即便从未系统地接触自己民族的历史知识，看完成吉思汗的电视剧之后，作为蒙古族，也会为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祖先深感骄傲。
二、对清代蒙古历史的记忆
蒙古人的民族认同往往与他们的地域认同结合在一起的。今天蒙古人初次见面的时候，相互问候之后的第一句话几乎是询问对方的故乡。这说明，蒙古人“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从对方的故乡能够找到一个重要的提示，即作为特定地区的人必定带有某种性格，乃至人格。内蒙古地区流传很多嘲讽挖苦邻近地区人的说法，如在昭乌达（今赤峰）说“ongniudinonggiroo，olosontosonushaarag”（“翁牛特的吹牛，麻油的渣子”），“aaljiIujebelal，aragchinIujebelbari”，（见了蜘蛛就杀，见了阿鲁科尔沁就抓），在内蒙古东部有这种说法：
“hureeburbayababulnegnisahuul（maimaichin）（三个库仑人中必有一个买卖人），
naimangurbayababulnegniholboochin（三个奈曼人中必有一个说书人），
bingtgurbayabubalnegnitonoochin（三个宾吐人中必有一个土匪），
monggoljingurbayabubalnegnihudalchi（三个蒙古真人中必有一个撒谎者），
tomedgurbayabubalnegnietuuz（三个土默特人中必有一个诬赖），
halhgurbayabubalnegniduuchin）（三个喀尔喀人中必有一个歌者）这一段由梅荣提供，她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右翼后旗，现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研究生。。
此外，蒙古族从正面歌颂自己故乡，表达为故乡自豪的情感的现象。比比皆是。今天，很多蒙古人（尤其是诗人、作家等文人）在自己名字（或笔名）中体现故乡的名称，如察哈尔夫、科尔沁夫、乌珠穆沁夫、鄂尔多斯夫、乌拉特夫等等。内蒙古各地几乎都有歌颂自己故乡的歌曲，如“巴林驹”、“我的苏尼特”/“苍天般的阿拉善”等等。其中，“苍天般的阿拉善”的歌词译文如下：
遥远的海市蜃楼，
驼队就像移动的山，
神秘的梦幻在天边，
阿爸的身影若隐若现。
唉……我的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
浩瀚的金色沙漠，
驼铃伴我回到童年，
耳边又响起摇篮曲声，
阿妈的声音忽近忽远。
唉……我的阿拉善，苍海般的阿拉善。
沙海绿洲清泉，
天鹅眷恋金色圣殿，
苍茫大地是家园，
心中思念直到永远。
唉……我的阿拉善，苍茫大地阿拉善。
蒙古族如此强调他们故乡，将故乡看作自己或对方人格的一部分，实际上在运用和强调清代蒙古历史。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蒙古族，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蒙古族的现在所居住的地区分布，基本上是在清代所形成的。今天的内蒙古行政划分，尤其是蒙古人所居住的旗级地域基本保留了清代蒙古盟旗的名称和面积轮廓。如果要探询某一个旗的形成历史，得从清代时期寻找答案。所以，近年来很多旗在庆祝成立旗300周年的纪念活动（包括纪念性的那达慕大会、文艺演出，出版画册等出版物），以历史性人物和部落名称命名街道、广场，以及建造纪念碑等行为，均以清代蒙古历史题材的居多。
四子王旗近年建设的杜尔伯特广场树立了巨大的四子王雕像，并刻录了如下的题词：
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撒儿十五世孙诺颜泰有子四：长子僧格，号墨尔根和硕齐；次子索诺木，号达尔汉台吉；三子鄂木布，号布库台吉；四子伊尔扎木，号墨尔根台吉，分牧呼伦贝尔，号称四子部。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四子兄弟携部归附爱新国，从征明朝、察哈尔、朝鲜，屡建功勋。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定牧界于锡喇木沦河以北、大兴安岭以南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一带。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诏授鄂木布扎萨克，赐号达尔汉卓礼克图，俾统四子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率部移牧阴山北麓西拉木沦河流域。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叙功封鄂木布为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四子部在鄂木布及其后王统领下，游牧戍边，以四子王旗称名于世，凡十五世三百余年，历清朝、中华民国两代，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公元2003年，岁在癸未，欣逢盛世，四子王旗各族人民念先祖爱国爱民之德行，取四子兄弟揽辔并进之意，写草原民族生产风俗之实，塑造四子王像于杜尔伯特广场，因以为名，以激励后世光大爱国创业之事业。
内蒙古有些旗近年不同程度介入当地大型敖包祭祀活动。而敖包，尤其旗敖包敖包祭祀有很多种类，如氏族敖包、纪念敖包（为纪念某位英雄而祭祀的）或全旗敖包等，它们的祭祀方式和范围都相互有所不同。大多数敖包祭祀目的是向当地（山岭、湖泊、河流等）神灵乞求保佑，为幸福生活寻求精神依托。从其实际功能来讲，敖包祭祀具有增强特定（家族、部族或地区）社区的凝聚力、传承特定团体的历史记忆、对个体提供团体认同等诸多社会文化功能。往往与某一旗的历史由来，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该旗某一历史人物有关的。如今天的乌拉特前旗（即清朝时期西公旗）的旗敖包，与一个叫做吉日嘎拉的人有关，他是带领乌拉特蒙古人从现在的呼伦贝尔地区迁徙到现在的乌拉特地区，受清宫廷的安排，建立西公旗，后来人们将他曾佩戴的铠甲和武器埋藏之后，上面建造了了敖包，成为由旗衙门每年主持的全旗敖包，止到1951年还由旗政府主持祭祀，后来旗政府不参与这一活动了，但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人们主要在年长喇嘛的主持下继续祭祀敖包，时隔13年以后当地人恢复了旗敖包的祭祀有关乌拉特前旗敖包的历史传说是作者于1998年从当地人中搜集的。。
阿拉善地区的敖包几乎都与当地清朝时期历史有关。阿拉善的最为重要的敖包有诺颜敖包、将军敖包和巴彦笋布尔敖包。它们都与阿拉善旗早期历史有关。乾隆五十年（1785），阿拉善旺沁班巴尔出城门，刚要踏上他去北京轮班朝觐的路途时，收到朝廷任命他为宁夏将军的诏书。他立即上路边的一个高地，向北京方向叩拜，表达他对朝廷恩赐的感激。后来，就在他叩头地点建造敖包，叫做将军敖包，由阿拉善旗军库拨款定期祭祀（BorjigidDorgi2002：991）。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中止的将军敖包祭祀近年来由民间人士修复，敖包恢复了祭祀活动。
诺颜敖包是清嘉庆十年（1805），当时的阿拉善玛哈巴拉王爷即将赴北京履行其值班义务时，收到朝廷传来让他继任亲王爵位的诏书。王爷立即上城北山头，朝北京方向磕头，以谢皇上恩赐。以后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堆积敖包，命名“诺颜敖包”（意为王爷之敖包），并每年由旗衙门主持祭祀（BorjigidDorgi2002：991）。
阿拉善地区最有影响的敖包当然是巴彦笋布尔敖包。坐落于阿拉善山（贺兰山）一座山峰上的这一敖包，全阿拉善蒙古族人的祭祀对象。据说，康熙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巴等伊喜去承德觐见康熙祝他70寿辰的途中，经过阿拉善时，当时的王爷罗布藏多尔济带领诸多官员迎接款待。王爷向班禅提出“能否让我遇见阿拉善的神灵（nabdag）？”时，大师说：“现在恐怕来不及了，但愿以后你们每年六月初三在巴彦笋布尔上遇见”。依照大师的教诲，罗布藏多尔济王爷在巴彦笋布尔建造敖包，每年定期进行盛大的祭祀。“文革”之后，巴彦笋布尔敖包祭祀得到恢复，近年来每年有很多阿拉善蒙古人自发凌晨太阳升起之前赶到巴彦送布尔，向阿拉善神灵献祭品，起到保佑一切美好（BorjigidDorgi2002：992）。
从以上情况来看，很多敖包，包括旗敖包起的渊源和产生等都与清代某一王公有关。
2蒙古族认同的构筑过程，民族语言起到重要作用。蒙古语内部划分若干方言。对蒙古族日常生活中的意识来说，蒙古语的具体存在形态实际上就是他们平时所讲的活语言，即他们所讲的方言。包括在呼和浩特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在内，很多蒙古人终身保留故乡的口音，并引以为自豪。在内蒙古虽然制定和推行以察哈尔土语为标准音的标准蒙古语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只有在广播电视等行业里得到有限的推广，人们坚持讲自己“乡音”的文化意识，依然根深蒂固。
基于具体方言的语言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认同感，必然与某一具体乡音所产生的某一年代相连。今天中国蒙古语的各种方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清代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清朝将旗作为基本行政、军事单位建立特定地域统治体系，规定各旗互不统属，相互不能随意往来，只对清廷直接负责。清朝的这一盟旗制度，从制度上杜绝蒙古各旗之间的正常往来，也助长了各地在相对封闭环境形成的文化，包括方言和与方言有关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以及风俗习惯等口承传统。蒙古族民间文化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它们的显著的地方特色。如蒙古各地的民歌的词语、语调、曲调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就像阿拉善、鄂尔多斯、乌拉特这样邻近地区的歌曲相互也有区别。有些歌曲，故事讲述当地历史人物的经历，而这些人物往往是清代的人物。科尔沁的叙事歌，虽也有些是有关民国时期人物和故事，但大多是清朝末期人物和传说方面的。
3内蒙古各盟（市）旗近年来纪念本地某一历史人物，树立为当地的文化认同的象征。而这些被树立起来的文化人物大都是清朝文人，如鄂尔多斯的贺喜格巴图（跨民国时期）、伊喜丹金旺吉拉，乌拉特的莫尔根格根，察哈尔的罗布桑确德木，乌珠穆沁的嘎玛勒（跨民国时期），东土默特的尹湛纳希，阿拉善的阿格旺丹达尔等等。
我们在这里较详细地看看阿拉善的阿格旺丹达尔是怎样被再现和记忆的。阿格旺丹达尔，1758年出生于阿拉善一个牧民家庭，7岁出家为僧，19岁赴拉萨学经，苦读二十余年之后，洞悉佛教五明，获得经学院最高学位拉龙巴（lharamba）。1800年返回阿拉善，这位精通蒙藏文的喇嘛医生蒙藏两种文撰写了四十余著作，包括《详解蒙文文法通讲》、《智者语饰——藏文字词概述》、《千日光明词典》，由塔尔寺印经院木刻出版的阿格旺丹达尔全集收录其哲学著作14篇、文学作品13篇、语文学论著9部。他还访问很多蒙古地区寺院，如大库仑、多伦、五台山、拉布楞、塔尔寺等，拜访诸多学识渊博的僧人，交流观点。他被后学术界誉为诗人，翻译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