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方面，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最强，其“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
民用工业，建有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亦称甘肃织呢总局）等。
文化教育方面，在全国修建了三十余所近代新式学校；建立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翻译及出版大量西书；向美国派遣公费赴美留学幼童。
交通通信方面，开设电报总局，铺设电报线路，修建铁路等。
从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局限性，那就是：只有器物改革，没有制度改革，这就注定了大清的洋务运动只能是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用形象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一条腿走路，一只翅膀起飞，迟早要跌跟头，狗啃泥。甲午中日战争中方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是为明证，标志着大清洋务运动全面破产。
伴随着洋务运动内容的有限，乃是洋务思想的有限。大清的洋务思想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
第一大理论支柱发端于魏源，刺激不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文中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魏寅：《魏源传略》，光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站在现代化的语境下，魏源这思想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着眼点仅是一个“技”。啥技呢？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船，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第二大理论支柱发端于冯桂芬，终结于张之洞。
魏源只重“长技”不重文物制度的思想首先为冯桂芬所继承发扬。冯桂芬（1809—1874），又名仪凤，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年间进士，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做过李鸿章幕僚，深得李鸿章器重。咸丰十一年（1861），成书《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被人奉作“中体西用”之先声。冯桂芬认为，清国之所以不如西方各国，主要原因如下：“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选自《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既然有这差距，那咋办呢？冯桂芬站在了儒家正统的价值观上，认为中国的伦常名教乃是本原，对于西方文明，我们不妨加以利用：“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李鸿章当然深受冯桂芬影响，这在李鸿章致曾国藩的书信里也可以看到。同治二年（1863）李氏致曾氏的一封信中说：“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中国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另一封信中，他说：“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请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从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两员干将所谓的洋务就是“大炮轮船”！李鸿章也一直强调中国的文物制度比上西方制度，那不是一般的好，好五倍！
冯桂芬之后，天朝诸多人士附议他的理论。郭嵩焘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中国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邵作舟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沈寿康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277页。
就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诏定国是”，宣布维新启动的上谕也执行了这一改革精神：“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马克锋：《文化思潮与近代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与此同时，似乎是怕维新超出底线似的，张之洞推出了他的《劝学篇》，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五知：知耻——耻不如日本；知惧——惧印度朝鲜等国的覆辙；知变——如果不改变习俗，就不能变法；知要——要知道西方各国为政之道；知本——不要因多知而忘记圣贤，一切文章的价值必须以孔夫的标准来测定。为此他主张：“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其背后的成见是：中国不宜于成为一个共和国——自由太可怕，若在中国实行，则“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夺劫，子不从夫，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总之，在中国实行集权是有必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不得的。他这么一划框框，算是对洋务思想作了大终结，发行百万多册，普遍为人所阅读，洋务领袖们在实践上基本没敢超出它的。
当然天朝也不是没有清醒人士，只不过需要时间罢了，比如前面所述王韬与郑观应。随着洋务的展开，他们逐渐发现，不只西方的“器”，就是西方的“道”，比如君主立宪，中国也应该学学，于是羞答答地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的要求。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郑观应：《盛世危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就连淮军大将、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都在1884年的遗折中声明：“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哉！”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
问题是没人听这些人的，即使听见了，谁见过中国的政治高层自削权力的？我们只见过巩固权力的，从秦始皇一直巩到明清，一代更比一代强。清醒人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初期，除了赫德与威妥玛，国内人士提出切实可行之改革方案的，就冯桂芬与郭嵩焘两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至少在当时还传播了，郭嵩焘的建议干脆被总理衙门堆到档案堆里再也没人关注了。郭嵩焘既发现西洋立国也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制船、制器，还发现小日本的洋务范围比中国的洋务范围要大多了——日本学西方，可不仅仅是在学习船炮！他认为，兵端乃是西法末技，其他创制才是立国之本。他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李鸿章慎重考虑，可李鸿章回信说，自己职在主兵，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求大者远者，不是他所能干的，自己只是尽己所能罢了。
李鸿章所言也是对的，因为就是这样的器物改革，都遭遇了顽固派的猛烈抨击，洋务派每走一步，都倍尝艰辛。试以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为例。
京师同文馆建于同治元年（1862），目的也很简单，四年前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2页。如此情形下，天朝再不派人学鸟语，咋跟鬼子周旋呢？初建之时，设英文、俄文、法文三班，也就是说，谁打咱，咱可能跟谁签条约就学谁的语言，典型的中国式实用主义思维，招收学生仅限于十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刚开张时仅招了十个学生。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大吏们发现，同文馆的学生光学鸟语是不行的，还得学西方的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在他们的推动下，奕訢出面了。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1866年12月11日），奕訢奏请由年龄二十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生中，选出优秀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3页。奕訢两个意思，第一，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第二，同文馆的学生要扩招优秀生源。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訢再次上书，进一步向最高当局论证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奕訢知道，洋务运动的每个举措都会遭遇顽固派的反对，所以他煞费苦心地预设了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然后自己再一一辩驳。第一，或许有人认为“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奕訢指出，中国要大国“撅”起，至今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缓不得了。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訢认为西学本是源于东学，如今添设天文算学馆正是欲使中学重新发扬广大而已。第三，更有甚者，会有人认为“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訢认为“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况且，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目的在于使儒者明制器之理，并非从事低贱技艺之活。众所周知，由于孔子认为事农是小人之活，孟子认为工商是贱人之活，中国的工农商，可以合称为“小贱人”。所以，西方科技淫巧——贱工，中国儒者不为也。针对这点，奕訢苦口婆心地解释，制器不低贱，儒者可为也。除此之外，奕訢还建议将招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等。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5页。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訢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安慰报考者“专以洋人为师”的文化耻感。同上，第27—28页。
奕訢的三个奏折都获得嫂嫂的批准，并且开始启动了。但是，爱国贼们要上场了。
御史张盛藻首先跳出来反对，还好，他不反对天文算学馆的开设，只反对生源的科甲正途化。他就一个意思，让科甲正途人员学习鬼子的奇技淫巧，丢人！同上，第28—29页。慈禧太后一句话就把他反驳下去了：“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同上，第30页。
士林表率、大学士倭仁跳出来反对。倭仁（1804—1871），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同治帝之师。清末理学领袖，同治年间顽固派首领，历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他上折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谲诡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还说，如果让中国的聪明隽秀人士都去学夷术了，后果会很严重：“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同上，第30—31页。
老顽固的奏折，身段一亮，几多士大夫轰然叫好！对于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顽固老头，慈禧自然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一批了事，所以她专门召见了两大老顽固：倭仁与徐桐，与他们面对面商榷。但是倭老头不服气，否则他就不叫顽固派首领了。他再次上书，说办天文算学馆乃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依然坚持自己的高见。慈禧把倭仁的奏折交给奕訢，让他想想应对办法。鬼子六写了几个折子，一个折子中说，既然倭仁拦着不让我们干，那么他自己“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同上，第33页。。一句话，倭仁老先生，我们跟着你干，行不？但这些都没构成有效的杀伤力。
直到某一天，鬼子六灵光一闪，抓住了老顽固奏折里的一个漏洞，在另一个折中说：“查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据此是内外臣工先后二十余年所求而弗获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相应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各即将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同上，第37页。
奕訢换了战术，这是调戏老头呢！没想到慈禧也顺竿子上了，跟在小叔子后面下发了这么一个谕旨：“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着即保数员，另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同上。又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老头被叔嫂如此联手调戏，羞愤啊！倭老头虽然不像另一个顽固派徐桐那样见了洋人生理上起恶心，需要以扇蔽面，但是你让他弄个天文算学馆、甚至让他到总理衙门上班天天与鬼打交道，呸，太恶心了。所以老头马上表示投降：奴才意中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奴才也做不了总理衙门大臣。慈禧装模作样地批曰：现在没有，那就随时留意吧，有了赶紧保举上来。同上，第38—39页。还有，总理衙门大臣这个职务你不能辞，还得干。
可怜的倭仁心情郁闷，心神恍惚，朝散上马回家时忽然就晕了过去——这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假摔了！老头骑不得马了，借别人的轿子回了家。一回家就病了。他以此为由再次请求辞职，慈禧仍不准。只给他一个月的病假，不管装病真病，反正总有病好的一天，你别急，我们等你，总理衙门也等你！
以现在的语境看，倭仁活该被玩。问题是当时的世道人心恰恰在倭仁那边。老头儿身为帝师兼士林泰斗，不是做会试正考官，就是做殿试读卷官或者朝考阅卷大臣，多少状元、进士、翰林都是从他手下走过的啊。老头儿越惨，士林越是不服，继续有人上场向洋务派挑战。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就是典型代表，上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折子。这家伙真能扯，居然认为设立同文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十不可解：
“中国之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西人之倡乱矣。……乃今日不耻不共戴天之仇，而羞不知星宿之士，何望大耻而务于小耻也！此臣之不解者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