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不是没给大清机会，至少，光改革就折腾了三次。第一次，洋务运动；第二次，戊戌变法；第三次，晚清宪政。问题是，哪一次都没有折腾好，不像日本，一次明治维新就玩转了以后的历史，与国际接上了轨，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混到了帝国主义的强国阵营！
办洋务不容易
自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之前，对清政府来讲，是最稳定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是大清学习西方、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史称洋务运动。
这三十年，也是老佛爷威权逐渐巩固的三十年。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把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给剥掉了，仅赏给他一个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十三年（1874），亲政不久的同治死了，老佛爷换上一个不懂事的光绪娃娃做皇帝；光绪七年（1881），对老佛爷稍微有所制衡的东太后死了，老佛爷成了大清第一女光棍，威权继续上升。如果把大清比作爱新觉罗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老太后就是永远的董事长，奕訢顶多算是被聘的总经理。所以大清搞洋务，总指导非老佛爷莫属。不过也有些高抬老佛爷了，因为大清的洋务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给设计过，但他们非我族类，直到现还被咱们的某些学者定性为“别有用心”。这里我说的是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个家伙，一个写了《局外旁观论》，一个写了《新议略论》，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但是当两份上书于同治五年（1866年）提交总理衙门，派发各地督抚读阅时，惹出来的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性：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认为自强之道，不待外求，“勿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技术即可，洋枪还不如广东的抬枪好呢，至于电报什么的奇技淫巧，美观而不实用。
老佛爷不高兴中篇老佛爷的主张两个洋鬼子都提出哪些不安好心的建议呢？
第一，官场的腐败、军队的懒怠、教育制度的所学非所用，导致中国很危险，再不改革，将来中华之天下是否还能统一自主就值得怀疑了。第二，中国外交事务处理不当。视人为夷，待之如狗，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不能与外人平等相处，导致外交失和。第三，中国必须改革，西方说事都讲进化，五百年前当然比一千年前强多了，现在当然又比五百年前强多了，独有你们中国，跟四季轮回似的，兴衰罔替，皆同一律，更有甚者，倒着来，认为尧舜时代最好，那可能吗？还是赶紧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外交吧。
估计就是怕中国官僚骂自己不安好心，所以两个洋鬼子的改革建议，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比如，只建议举办专门的学馆，却不敢触及科举制，不敢提倡西式教育制度；只揭露官场腐败，却不敢像容闳向太平天国那样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总之，两个洋鬼子小心再小心，还是落个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嫌疑！
威妥玛咱就不说了，真正的洋鬼子。咱这里只说赫德，因为赫德顶多算半拉洋鬼子，他是大清帝国的终身雇员，同治十一年（1872年）赫德正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任就是四十五年。中国通商口岸由他接手时的十三个扩展到他离任时的四十三个；手下雇员由原先的数百人发展到后来的数千人；中国海关收入由原先的几百万两提升到最后的三千万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都来自赫德管理的海关税收。西方有人如此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帝国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起清廉奇迹，这是西风的威力还是西人的素质使然？
除此之外，赫德还有一大亮点，他给海关员工的指南是：税务司公署是一个中国的机构，我们每个成员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同胞，因而已接受了某些义务和责任！（英）赫德著，傅曾仁等译：《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页。赫德是这样要求员工的，更是这样要求他自己的。他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以至于清政府漫长的半个世纪内居然找不出一个可以替代赫德的中国人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文祥甚至讨论说：中国官员没一个是可信的，幸亏海关雇员中有诚实的外国人！他们把赫德称为“我们的赫德”，并且经常说：“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事情就好办了。同上，第310、311页。
不得不承认，清政府有了诚实可靠的赫德和他的现代海关制度，某种程度上就有了支撑下去的经济基础。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中，清政府也以中国方式表示了对他的喜爱与肯定，先是授予赫德按察使衔（三品）、布政使衔（二品）；后是授予赫德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宣统三年（1911）赫德病故后，清政府追封其为太子太保！
看意思，大清真把赫德当作自己的忠臣了。虽然如此，刚做了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却并没有自作多情的嫌疑，他所上的改革建议书起名叫《局外旁观论》。不管局内局外吧，中方如何回复他呢？
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的亲密战友文祥给赫德的回复是：给我们点面子！同治六年（1867），文祥再次对赫德说：要对中国有耐心，给我们些时间！文祥虽然没说“摸着石头过河”云云，但是他表态说：五十年之后，你们这些外国人说不定急于阻止我们学习西方，就像现在你们要催我们学习西方一样！同上，第428—429页。
五十年，漫长的半个世纪，赫德有此耐心，某种程度上也表示了理解，毕竟他也有些中国化了。问题是历史老人没有此等耐心，历史周期率对此也不表示理解，这话落地四十五年之后，清政府就玩完了。
当然，大清最高领导没有长着后眼，他们没有想到，摸着摸着就摸空了。
大清洋务运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中央层面，是老太后通过奕訢来领导，奕訢身边有桂良、文祥、宝鋆、沈桂芬等人做助手；地方层面，是奕訢通过地方督抚大员来实施，主要人手有曾国藩（汉，湘军领导人）、崇厚（满）、左宗棠（汉，曾国藩同僚）、沈葆桢（汉，曾国藩属下）、李鸿章（汉，曾国藩门生）、张之洞（汉，号称“香帅”）、刘坤一（汉）、唐廷枢（汉）等。
看得出，地方洋务大员中大都是汉人，而且有将近一半人物属于曾氏势力，曾氏死得早，李鸿章遂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所以，曾、李乃清政府的两大洋务干将。
第一干将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人，靠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你别说，这湖南文人在练军打仗方面，还真有一手，至少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一对冤家对头同时喜欢曾氏。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籍与家书，认为这些书乃任何政治家所必读；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他认定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相形之下，作为湖南同乡，毛泽东对曾氏评价更高，他在民国六年（1917）致他的友人兼老师“邵西先生阁下”（邵西即黎锦熙）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岂止是服，某些方面，毛泽东完全在模仿他的老乡，比如曾氏的“呆兵”与“活兵”之说，可能给了毛泽东游击战的灵感，而曾氏活学活用儒家思想给湘军编制的《爱民歌》，更是毛泽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范本。不信我们看看曾氏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4·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29—430页。
曾氏就这么厉害，更厉害的是他的理学修养与禅定功夫。犁虽无主，吾心有主；门上无锁，吾心有锁。太平天国失败后，他的湘派人物坐拥东南半壁江山，手下有人甚至他的弟弟也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他愣是给拦住了。他解散湘军，动员家眷回家立业，自己也想卷铺盖回家，但是朝廷不许。后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运气不好，任上发生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天津市民中流行教堂给教民发迷魂药诱骗中国儿童，取脑挖心以配药，并且已有人发现成筐的儿童眼珠等谣言。谣言一传，神州感染，群情激愤，火烧法国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英美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二十四名外国人被打死，其中包括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和十名修女，至于中国教徒死伤，我们不在乎，史料上只说了个死伤“数十人”。教案发生时，曾氏由于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正在家休病假。清廷谕旨曾氏前往处理，处理结果是：中国斩首十六人，判刑二十九人，赔偿损失四十九万两，派崇厚到法国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流放。当时洋人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但曾国藩知道，此案总的责任在自家一方。他上奏说：“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孙良珠：《曾国藩全传：从社会底层到晚清名臣》，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7页。按大清律，一命抵一命，所以曾氏这样的处理结果，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也可交差了，但是爱国的士大夫们不认可。中国历史上啥都缺，就是不缺爱国贼，他们的爱国，与外人无关——他们既没那本事，也没那胆气。他们所有的本事与胆气，就是骂自家同胞汉奸、卖国、反动，可能的话，再踏上一万只脚，否则显示不出他们的爱国情操来。
逻辑与事理是这样，可爱国贼们哪里有逻辑与事理呢？他们只有狗掀帘子——嘴上的劲儿。他们哄传曾氏是汉奸，那清议就跟泰山压顶似的，弄得曾氏招架不住。曾氏一辈子爱惜清名，是大清一品大员中操守、持家、能力等各方面无出其右的人物，最后因为这么个破事，栽了。他表示：“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董蔡时：《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但“果能遏兵，即招谤也听之耳”！常桦，刘如江：《历史的江湖：品悟中国历史上的谋臣》，长征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总之，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为了给大清的改革维稳，一世清名全没了他也认了。可惜好人不长命，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了。死得有些早，因为洋务刚开头！
第二洋务干将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汉族，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在中国排老二很不妙，比如孔子）。同治九年（1870），李氏代替曾氏做了直隶总督，这一做就是二十五年，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签订《马关条约》受到清议派的攻击而靠边站。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之后不久，由于机构重组，政府又给他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兼差：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乃总理衙门下设机构，总理衙门起初设立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及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同治九年（1870）清政府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缺，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海防均转归直隶总督经管，颁发钦差大臣关防，称“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三个月后，就接手了北洋大臣事宜，没想到有关政府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一股脑的也都转到他这儿了，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职权不断扩大，势力远远超过本来地位与之对等的南洋大臣，就是总理衙门，也因大部分的外交任务都转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而势力减弱。不过李鸿章势力虽大，也仅是老太后手下的一枚棋子，而且在强大的清议面前，这棋子还一辈子委屈。鸿章虽然办着洋务，但是他内心里明白，大清就是个纸糊的房子，而自己顶多算个裱糊匠，办了一辈子的外交，逐渐也明白，内治不修，国家实无外交可言。正因为太明白了，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永远的主和，但是舆论上他敌不过清议派。清议派，就是站一边指点江山却不做事的那些文人，他们大都主战，拍着胸脯嗷嗷叫，声言大清可以说不，大清不高兴云云，清政府把这帮人的叫唤称作“公论”。一个干事的李合肥，肯定抵不过一帮卖嘴的愤青，于是乎，李鸿章就成了一个可怜的角色：主战派忽悠着打打打，结果清政府屡战屡败，打败之后，需要收拾烂摊子、擦屁股了，又非李鸿章莫属；待李鸿章签订了条约，国家暂时安全了，那帮主战的清议派就又都拍着胸脯骂上了。李鸿章里外不是人！
简介完两大干将之后，我们来看看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外交方面，设总理衙门，下设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前者由直隶总督兼任，驻守天津；后者由两江总督兼任，驻守上海。
军事方面，设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