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八（5月2日），举人们仅来了十几个。康有为本来以为，这天人会更多呢，他没想到，政府比他更会动作。第一，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连夜派人去给这些考生做工作去了，要大家小心功名前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听这层，立马老实了。考榜马上就要发了，没考上也就罢了，万一考上了，这不砸自己的功名前程吗？第二，在这一天的一大早，慈禧太后在孙毓汶和李莲英的忽悠下，给《马关条约》盖上了玉玺。孙毓汶忽悠的是：日本不耐烦了，数日之内必破京师。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可不敢孤注一掷啊。李莲英忽悠的是，指着地图告诉太后：台湾不过豆大一点之地，割之无妨。老太后估计不懂比例尺啥的，就把自家的那粒豆豆赏给日本人了！士子们一听皇上和太后都批了，就泄气了。有些人干脆把自己的签名档要了回去。
四月初九（5月3日），康有为自己都没来！据说有人提前告知他考试结果了，中了进士，排名第八。当时谣传说，谁再闹就取消谁的前程，所以康有为就不来了，不能影响前程嘛！
所以四月初十（5月4日）的大上书根本没弄成，流产了。如果弄成的话，也可叫五四运动了。
这一切变成了历史书上康有为领导的著名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乃古代官车，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所谓的著名，是说历史评价与社会影响，特别是现在的历史书，往往对这段历史浓墨重彩，叫学生读得荡气回肠。至于影响，则是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上书，之后不胫而走，刻遍天下，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但仅就当时的活动本身来讲，则有些虎头蛇尾，所谓的一千多人联合上书之事纯属乌有，联合签名还差不多。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1300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记》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603名；至于联合上书，仅是81名广东举人那次而已！
而康有为中进士，也透着天朝特色的滑稽！
由于离经叛道的思想及政治变革的忽悠和个性上的张狂甚至追求功名的四处拜谒，导致康有为在帝国官员心目中早就是个臭名昭著四处招摇的老骗子了。所以这年的主考官、大学士徐桐专门跟副考官们通气说：批阅广东试卷时一定要仔细，考得最好的那个，肯定是康有为，一定不能录取他。徐桐这么恨康有为，是有原因的。徐桐（1819—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老头儿顽固守旧嫉恶西学。由于家住在东交民巷，与各国使馆相近，就在大门口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子，上班更是绕着走，绝不经过外交使馆所在地。若一不小心撞见夷人就以扇蔽面。这样的爱国大佬当然不会喜欢上倾心西学醉心改革的康有为。
结果当然如他所愿，广东考生中，写得最漂亮的试卷被考官们拿下了，但是最后誊录进士名单时，考官们集体傻了，进士名单里居然还有一个康有为！什么原因呢？事情错就错在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身上，这学生与老师同场考试，那文章写得比老师漂亮多了，由于是糊名誊录改卷，所以被弃录者，却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从此再不参加科举了，学生的前途就这样被老师的臭名声给牺牲了。但侥幸考上的老师并不幸运，在接下的殿试与朝考中，他都落选了，落选的原因很简单，你能蒙阅卷大臣一次，但是无法再蒙第二次，大家严防死守上了。所以康有为最后仅得了一个六品小官：工部主事。这官小得连给皇帝直接上折的权力都没有。没办法，康有为只好继续曲线救国，给皇帝上书。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这次上书据说直接传到了光绪手里。光绪读后甚是满意，要求抄录三份：一份给最高领导亲爸爸看，一份存留在乾清宫，一份存档在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将军会议。
光绪从此倾心上了康有为。但是皇门森严，官路漫长，他要见到康有为，或者康有为要见到皇帝，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距离第三次上书一个月之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1895年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结果还是石沉大海，于是他就活动去了。这个时候，天朝的有识之士都活动开了。一者是《马关条约》的刺激，二者是公车上书的影响，导致官僚改革、士人组社与庶民问政的风尚与倾向。
从官僚方面来讲，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鼐、张謇、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甚至李鸿章都受了改革思想的感染，他们知道，不改不行了。从太子党方面来讲，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高干子弟也都倾心改革，他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了。用马士的话来讲，“在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像中国领土这样广袤，人口这样众多，而又同隶于一个政府之下的国家——没有一个拥有它的面积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国家——曾经遭到这样一连串的侮辱，或这样多的受人歧视的证明”。不过马士认为这一切都是活该，他说：“可是我们更不妨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纠正行政的公认弊端方面，或在组织由具有许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居住着的一个极其富庶的地区上的资源方面，表现过这样的无能。有一些爱国的中国人已经感觉到这一点。”（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36页。
在上列这些高干及高干子弟的推动下，康有为的活动非常顺利。因为官场人士与高干子弟会给他提供强大的人脉、地脉及钱脉。他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光绪亲信、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他固定经费并给他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5000两银子。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银子。因《马关条约》签订声誉受损、被贬到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也拿出了2000两银子，没想到康圣人缺少统战意识，认为李鸿章名声太臭，拒绝了这笔款子和这个老成的政治家。可能是康有为太狂了，可能是帝都太保守了，或者，强学会群众集会的形势让人看着太不利于维稳了，总之，四个月之后，北京就待不下去了，大学士徐桐扬言要参劾，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更是上奏说“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3页。这里我们不知道老杨这一纸弹劾是否有亲家被拒的感情因素存在。我们只知道，老杨作为“纪检委”的同志，很尽职，我们以后还会看见他的身影，老太后发动维新政变也与他的一纸弹劾有关。我们还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既能处士横议，还能周游列国沽之哉沽之哉地进行自我买卖，沽的时候甚至能像冯谖那样与买主要鱼要专车的讨价还价。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那张嘴与政府大一统之间是一场零和游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或者说，自始皇始，中国政府永远压倒了知识分子群体。这次，老太后小嘴儿一张，强学会就被封闭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康有为在同志的劝说下，在张之洞的直接支持下，把强学会办到了上海。上海强学会的宣言，虽由康有为起草，但却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章程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赞助。章程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体性所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作奸犯科，至招物议，恐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以免口实，而严败群”。张之洞：《劝学篇·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6页。由此可见，张之洞作为一个老成的洋务派大员，对于维新仅是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免得康有为像脱缰的野驴那般，一路狂奔而去。
至于康有为，强学会既成了他的政治组织基础，又成了他的舆论宣传中心。北京强学会期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主编《中外纪闻》。虽然影响还不够很大，但它是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又令梁启超主办《强学报》，继续忽悠变法。他自己呢，写下了《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等著作，师生齐动笔，鼓吹变法，进一步奠定了康梁日后变法的思想基础与舆论基础。但是康有为这个人有个毛病，别人顶多是小人得志便猖狂，他呢，没得志就猖狂。似乎弄不清老几了，《强学报》居然不用清朝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按皇家法律，这是谋逆造反嘛。张之洞大怒，下令停发会费，并禁止报纸发行，于是上海强学会烟消云散。之后，康有为组织的其他学会再也没了强学会当初的脉气！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缩小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才是干事的真经，也是统战的宗旨，可惜康圣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还没走向正轨，他就想玩出轨，张之洞就不跟他玩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因为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其他列强紧随其后，英国要租威海卫，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租广州湾……由此引发新一轮的民族危机，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于是康有为重到北京继续他的活动。主要活动内容是第五次上书，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这次上书中，他还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这次上书依然不易传到皇帝手里。康有为五次上书中，最出名的是第二次与第五次。特别是第五次，跟光绪说话也没个谱，竟敢拿徽钦二主与崇祯皇帝的下场吓唬皇上。据说读到传抄本的同志“莫不嗟悚”。至于康有为所在单位的最高领导——工部堂官们也被吓着了，为工部尚书松溎中途按捺住，没人敢替他上奏。康有为气馁了，不想干了。正准备南下回家的当口，有人来找他了，这个人就是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翁同龢。但是翁同龢当时没有见到康有为，康有为事后去回访的翁。
按前所述，翁同龢早就对康有为青眼相加了，虽然看了他的《新学伪经考》，把它当作一派胡言的“野狐禅”了。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96页。但是帝国的帝师有自己的其他考虑，小儿没娘，说来话长，咱简单说两点吧：
第一，翁同龢原本是帝国的保守分子，对外国及洋人持敌视态度。同治八年（1869），他在日记中骂斌椿：“斌椿者，总理衙门当差者也。前数年尝乘海船游历西洋各国，归而著书一册，盛称彼中繁华奇巧，称其酋曰君王，称其官曰某官某侯某大臣，盖甘为鬼奴者耳。”谢俊美：《翁同龢日记删削改篡影印出版的真相》，选自《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2页。众所周知，斌椿乃大清第一次官派欧洲观光团的首席代表，同治五年（1866）去欧洲十一国观过光，回来写有《乘槎笔记》，算是帝国官员中难得开了眼界的，没想到翁同龢骂他鬼奴是也。光绪二年（1876），翁同龢与郭嵩焘谈洋务，郭氏乃当时帝国难得的清醒人之一，援引古书，撰写《瀛海论》，认为中国早有洋务，现在更需洋务，并建议中国按国际游戏规则与西方外交，免得因小失大。过后翁同龢在日记里大骂郭氏“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真是失心狂走矣”。同上。同年春节，翁同龢到总理衙门会见各国使节，在日记中载曰：“余等两旁坐，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相见时一一通姓名……拱手而已。”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2页。新年大团拜，堂堂的帝国师傅干啥去了？明摆着跟外国公使生气去了，饿着肚子，不吃不喝，装个样子，给人拱拱手，牛皮哄哄。光绪十二年（1886），还是新年团拜，帝国帝师的别扭劲儿还没有扭转过来，事后记载外国公使不过“一群鹅鸭杂遝而已”。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92页。问题是作为光绪帝师，作为帝党领军人物，不管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他都是主战一方的核心人物。现在，发现帝国既不是法国的对手，更不是小日本的对手，翁同龢逐渐认识到，帝国确实需要变革，不变革不足以救大清！
第二，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借口战事失利，于光绪十年（1884）把恭亲王为首的五军机（其他四军机是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全部罢免，重组了核心政权：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命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奕譞商办。醇亲王奕譞身为光绪他爹，为了避嫌，照例不能主持朝政，但有“商办”之名，实际隐操枢府大权。不管谁当权吧，问题是这三个臭皮匠加一块儿也抵不过一个恭亲王，当然，哄老太后高兴则是一个顶仨。恭亲王当权时，重用汉族士大夫中的优秀人物；恭亲王靠边站之后，八旗权贵又占了上风。虽间用汉人，但所用汉人大都是次等人物。世铎身后的新军机有张之万、额勒和布、孙毓汶和许庚身等，不管是八旗权贵还是汉族次等，他们除了巴结老佛爷比较称职以外，军国大事方面全是守旧庸材。甲午战争发生后，老佛爷在帝党的叫唤下，重新把自己的小叔子恭亲王提溜出来，让他重掌枢机，收拾烂摊子，但已过花甲之年的小叔子在家坐了十年的冷板凳，老且病，曾经的雄心壮志早让这个寡妇嫂嫂猫戏老鼠般的给戏没了。而且，没有他的十年里，帝国的朝政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平衡，围绕在权力中心的，大都是老太后的宠物，他无力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