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康有为就做过蒙童塾师，也就是幼儿院或者学前班的老师。现在，他想做大学教师了。光绪十六年（1890），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在曾祖父康氏鹏（字云衢）留下的云衢书屋开始了讲学生涯。当时的广州，旧学书院有所谓的五大学堂：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等。这里需要把书院与学堂的概念厘清一下。书院是旧式学校，学堂是新生事物。甲午之战后，清朝一些官员反思到了教育制度上，有人提议整顿书院，有人提议改书院为学堂。后来康梁变法时，大力提倡建立新式学堂。洋务大腕、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出面搞折衷：建什么新式学堂，直接把原先的书院改成学堂不就得了？政府一听不错，于是诏令各级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书院原先只学旧学经学，学堂乃是中西兼学。所以学堂就成了维新产物。康有为维新前在广州讲学，所谓的五大学堂还只能叫书院。而且清代的书院与其他朝代不同，基本上官学化了。这就是清政府的无耻之处了，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不由分说控制了学校教育。措施有三：一是学院经费来自政府，二是学院山长由督抚学政这类省长和省教育厅厅长聘请，三是书院的学生也由官方选择录取和考核。相形之下，康有为的云衢书屋乃是个体民办，但却难得的中西兼学。估计是上书皇帝的原因，学海堂的高才生程千秋慕名拜访了康有为。当时的学海堂可是不得了，道光五年（1825）由著名的汉学家、学者型官员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它与其他书院不同，它不设山长设学长，总共设八位学长共同管理学校，算是真正的教授治校。学制也跟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制差不多，分诗词、古文等四五个专科，学生可自选专业和导师，摒弃八股帖括，注重词章训诂等汉学功夫。没想到学海堂的高才生程千秋一见康有为就喜欢上了，过后给同学梁启超说，康有为的学说“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自由心影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在程千秋的介绍下梁启超登门拜见。是时，康有为是个三十三岁高龄的老秀才，梁启超是个十八岁的新科举人（1889年中式）。据梁启超回忆说，他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没想到一见老康，“先生用以大海潮音，作狮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直驳得新举人小启超“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一句话，梁启超晕了，从此就退出了学海堂，且尽弃所学，师从康秀才一切从头学起了。用他自己的话：“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同上。可怜的启超，按他所说，从小到大，晕的不止这么一次呢。童年时代，“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同上，第356页。这是应试教育。少年时代进了学海堂，专学的是训诂词章，“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这是学术教育。现在见了康有为，又“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迷上了康学，这是近代启蒙教育。师生两个就这样制造了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奇迹。如果说秀才约等于现在的中学生，那举人约等于现在的本科生。本科生拜一个小小的中学生为“硕导”，绝对是奇迹。康有为本来想做大学讲师，没想到一下子就被梁启超抬举为“硕导”了。中国传统，生以师贵，反过来，师以生贵。总之，康有为的名声马上就在广州唱响了，学生纷至沓来。扩招一次又一次，教室里容不下，迁址一次又一次。在程千秋与梁启超的帮助下，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移居广兴里，正式挂牌创立书院，是谓哄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当时的中国，开馆授徒讲学者颇不乏人，但是像康有为这样，连个举人都没考上，就要开馆授徒，却是没有的。所以他的举动遭遇时人的讥笑。不过，干事的人是不怕讥笑的，之前康有为以布衣身份还敢给皇帝上书呢，现在以秀才之身份，当然敢开研究生院了。
康“硕导”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此他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孔子也。这老师够疯狂的吧。自己疯狂不说，还带动着学生群疯。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梁启超号“轶赐”，超赶子贡也；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曹泰号“越伋”，超越孔伋（子思）也；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坐骑也。一窝师生闹得马蹄踏踏，世人侧目，呼之为“康党”。
康有为办学堂，自然要往里面塞私货，就是他的变法思想。改良就这样嫁接到了儒家思想身上。这样既可以引进西方政治思想与制度，还可以减少引进的压力与阻力。但是对于儒家思想，历史一直有个今古文之争。说到这个，得从秦始皇谈起。秦皇一统江山之后，还要一统思想与文化，是谓一个脑袋，一个主义，一个皇族。具体措施除了焚书坑儒，还有一个“书同文”：尽废原先各国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隶书抄写出来的儒家经典，就是今文经，它成了秦以后的官方理论；各国古书包括秦之前的繁体书（大篆小篆等），皆为古文，变成了禁书。汉惠帝时，古书解禁，以古文写就的经书纷纷出世，比如伏生与孔子家中所藏的壁中书，世上遂有古文经。今古文之争也就出来了。汉武帝听董仲舒的，于是今文经依然是官家学术，董仲舒专治《春秋·公羊传》（春秋经除了公羊，还有谷粱传），算是今文学家的鼻祖了。之后刘向、刘歆父子从国家图书馆里整理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希望把它与《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颁入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当政的汉哀帝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颇有持平之论，但是他扭不过当政的今文派官僚们。这帮子既得利益者坚决反对把古文经列入官学，说古文经尤其是《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终两汉之世，官学始终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民间游荡，既不得入党还不能提干。王莽篡汉之后，一者刘歆是他好友，二者他想改天换地，于是任命刘歆为国师，给古文经平了反扶了正。问题是王莽时运太短，刘秀建东汉之后，今文经重新占领官方阵地。不过中国历史有趣，今文经成了官家思想，就像一些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似的，注定要衰微，真正的学人，不会去研究它的。而作为非官方学术的古文经却茁壮成长，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正统，后世的宋学、汉学就都是古文经学的延续与发展。康有为呢，上书之前酷好的是《周礼》，尊事的是周公，走的也是古文经的路子。但是上书失败之后，他返回老家，遇见了一位今文经学家廖平。众所周知，古文经重考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不能做到古为今用。而今文经崇《公羊》，尊孔子，讲究的是“通经致用”与“微言大义”，经术可以联系现实，胡乱发挥，为现实政治服务。具体来讲，廖平的今文经思想，特别是今文经里的“三统”、“三世”说刺激了康有为的改革灵感，甚至有人认为康有为抄袭了廖平。不管抄袭说是否成立，康有为受廖平影响那是无疑的。“三统”，是说每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个王朝承应天命，新王朝有新“统”，需要改正朔，易服色。“统”有三：“黑统”、“白统”和“赤统”，“三统”循环。比如，夏就是“黑统”（也叫“人统”）；商就是“白统”（也叫“地统”）；周就是“赤统”（也叫“天统”）。“三统”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却给了康有为改革的借口与支撑：看看，三代之“统”都不一样，因地制宜，因时改革嘛。至于“三世”说，源于今文经派之公羊学。此学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把鲁国十二世分作三个阶段，孔子所见的，称“所见世”；孔子所闻的，称“所闻世”；孔子所传闻的，称“传闻世”。孔子根据时代的远近而异书法，或者“微其辞”，或者“痛其祸”，或者“杀其恩”，是为“春秋笔法”。东汉何休对此加以发挥，以孔子的“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启发了康有为的“三世”说：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如果把古代称作乱世，近代称作升平，现代称作太平，那么，社会历史就是向前发展的，而且愈改愈进。相对于“三统”的简单的历史循环论，“三世”说就是庸俗的进化论。但这正好给康有为的改革再次提供历史证据与心理支撑：要想太平，就得改革嘛。要改革，就可以修正历史与经书嘛。至于孔老人家，也是可以歪曲的嘛。什么考据，什么训诂，都可以忽略不计。孟子老人家都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嘛。为了所谓的正义与政治目标，弄虚作假也是正当的嘛，我们就撸开袖子干吧！
总之，康有为就是这样给学生们讲课的。讲得多了，他就整理出版《长兴学记》与《桂学问答》两本讲学记录。在得意弟子梁启超等人的帮助下，还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后两书成为康有为改革的理论武器与实验炸弹。书一面世，舆论哗然！
《新学伪经考》宣布，历代大学者们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至于后世据古文经发展起来的“汉学”，也属新学伪经之列，非真正的汉学孔说。还有“宋学”，也难逃此弊。康有为这招叫釜底抽薪，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就“汉学”与“宋学”两大学派。大家崇奉已久的学术主流被他说成是伪经假学，真是吓死人不偿命！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是孔子瞎编的。儒家的经典，除了刘歆伪经之外，真正的六经也都是伪经。瞎编造伪的目的就是想托古改制救世。至于周末诸子百家，也都是如此，为了自己的教义能在社会站稳脚跟，纷纷拿古代不存在的事胡编乱套。所以，中国历史，秦汉以后的才可考信，之前的都是假冒伪劣。所谓的儒家经典，也就一个也不能信。总之，孔子都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改革派了，那么我们学孔子，也变法改制嘛！
康有为就是这么鼓捣的，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服务现实。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提供了舆论张本，但是没有领导的批准，他也没办法付诸实践。历史还在磨蹭中，他的机会还在后头。
教书、编讲义的过程中，康老师也没忘记他的正举：科考。功夫不负精神健全者，有为三十六岁时（1893），终于“中举”了。亏得心理素质好，没像范进那样犯病，也就没挨老丈人嘴巴子。
中举之后的康有为，仍然恪守他第一次上书后不过问政治的宗旨，继续在“万木草堂”向梁启超等学生讲授他的半吊子“西学”和修正后的“中学”。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签约前两天，条约的相关消息就由李鸿章电传到国内了。首先惊动的是帝国的一些政治官员，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看到帝国的内参。三月二十二日（4月16日），开始有京官上书，他们不知道李鸿章已经与日本代表议定和约，仅知道一些不确定的条约内容。不过，这些不确定的内容就足以构成他们上书的理由了。三月二十四日（4月18日），李鸿章离开日本返国，三天后抵达天津，内参渐渐传开，举国震动，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
不得不承认，长期的愚民政策与闭关锁国，导致天朝患上了一种人多民傻的顽疾，一时半会治不好的。用马士的话来讲：“它的人民，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国家意识，却仍然是一群原始的庶民，在他们之中个人利益是唯一的原动力，并且以盲目的愤怒来代替爱国主义的发愤图强。”（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60页。马士说的是义和团，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士大夫——中国的先进代表！
京官就不说了，既有单人上奏，又有联合上奏的。而此时的民间士人中的优秀代表，全国各地的举人们，正在北京会试。其中就有康有为与他的学生梁启超。参加会试的台湾籍士子一听家乡要被日本那个盛产倭人的小岛给割走了，抱头痛哭。康不过问政治的宗旨也不守了，至于他的高徒梁启超，也希望跟老师联袂齐书，过过上书之瘾。师徒两个都是神童的家底与举人的文凭，说干就干，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康梁联系八十一个广东举人上街，向大清当时的信访办——督察院递交了请愿书。督察院是清朝的总监察机关，主要官员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下属官员有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给事中监察京内官府，分为各科；监察御史监察地方官府，分为各道。总称科道。科道们权力不小，主要表现在：无论多大的官，他们都可以弹劾；无论多大的事，他们都可以反对；无论谁的奏折，他们都可以批评，包括皇帝的谕旨，他们都可以拒驳；无权上奏的小官，他们可以代奏；百姓有冤，他们可以代申。康有为之后，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京官与在京的士子们掀起了上书热潮。
康有为一看人气可用，遂联系更多的举人签名，最多达到一千多名，大家在督察院门口进行了现场演说。说到痛处，涕泪交流。台湾籍举人罗秀惠更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康有为决定进一步扩大炒作，他用了一天两夜的工夫，写了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的富国养民之主张，意欲联合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名举人进行大集会。集会地点定为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十二号的松筠庵，日期定为四月初七至初九（5月1日至3日）。因为传说四月十四日（5月8日）是《马关条约》盖玉玺的日子，所以预定抢在《马关条约》用宝前四天，即四月初十（5月4日）去都察院投递。
四月初七（5月1日），举人们来得不少，人山人海。康有为发表了演讲，声言不变法国家必亡。他不知道，变法国家也亡。演讲完毕后，请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