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喜欢印度、尼泊尔的服装。印度、尼泊尔妇女现在都还穿着优美的纱丽，包裹在浪漫的艺术色彩里面。而欧美等国家，在服装上都以实用为主。而我本人的几件衣服，随意、休闲，却也不知不觉地有了一种风情，看不出来是哪个民族的。但人们都会问我哪个民族的。我说，身份证是汉族，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或者是党项族，或者是女真，但在文化和生活上比较倾心藏族。
在文学艺术上，我已经什么"主义"都没有了，每天只是这么生活着，顺手记录着，再也不会考虑章法，再也不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可以不用记录。但我还是这么记录着，游戏着。因为，我喜欢和更多的人一起开心，喜欢生活的音符随意地流向与我有缘相遇的心灵。
假如明天还活着，我还会这样记录生活。
假如明年夏天还活着，我还会穿着上个世纪的衣裙，与你萍水相逢于江湖。
穿了双新鞋子
下午，穿了双新鞋出去散步。上星期四刚买的。
穿上新鞋子的我，自我感觉良好，就像个艺术品一样，在乡间的小路上迈着细小的步子。因为没有什么急事啊，这么慢慢地走着就很舒服。
天晴着。小风。又热了起来。藏起来的知了又回到了树上，唱得很欢实。
于是就向那知了歌唱的小森林走去。
边走边低着头看看自己的鞋子，还不时地跳一两步踢踏舞。很久没有穿过这么精致的鞋子了，有点儿都市的味道了。自从让自己在路上，就一直穿着大靴子，叱咤风云地走得很快，很酷的样子。年轻人总是要酷一点嘛。但在都市呆了些日子，就想穿软一点的、轻一点的鞋子，于是就为这个秋天准备了一双。
穿了新鞋子的莲子，心里像小时候穿新鞋一样高兴。
小时候，每当穿了新鞋子，走到人群中，脚步就会格外响，直到别人注意到了我的新鞋子。在所有的同学中，我的鞋子确实是最漂亮的，都是姐姐给我做的。
姐姐是个胖嘟嘟的姑娘，是村里最漂亮、针线活最好的姑娘。姐姐没有上过学，但很希望我成个大学生。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厌学，姐姐拿着一根梨树枝赶我到学校，还动不动就急得哭了。为了姐姐，我也得把这个书念好啊！
我喜欢运动，一个月就报销一双鞋，姐姐简直是在不停地为我做鞋。方口鞋，松紧鞋，棉的，单的，一双接一双。穿着姐姐做的鞋，我跑得格外快，个子也疯长着，长成了个近一米七零的大姑娘。十八岁的时候，我穿着姐姐做的鞋，去参加高考，结果就考上了。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穿过姐姐做的鞋了。后来，我住在青藏高原，天寒地冻的，姐姐还做了一双很结实的棉鞋寄给我，她担心买的鞋不暖和。那双鞋底子是姐姐一针一线纳的，白色的棉布底面，细细密密的白色麻绳针脚，又好看，又结实。我常常看着那双鞋子，想姐姐在深秋的院落里飞针走线的样子。我舍不得把它穿在脚上，只是在来了朋友的时候，我才拿出来，说，这是我姐姐给我做的，就像我的父母在来了客人的时候，把我出的书拿出来夸一样。
我穿着新鞋，想着姐姐。姐姐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半生务农，脸一直都红扑扑的。姐姐一直勤劳、朴实，对所有的人都以诚相待，是一个真正的将脚踏在土地上的人。我一到姐姐家，姐姐马上就会给我做一种长面条，特别细，特别精，做得汤也极为可口，我总是吃得连炕都下不来了，姐姐还不饶我。在她看来，我在外面一直都在挨饿。
近几年，姐姐家里有了电话，我们经常通电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姐姐一直都对我不放心，以为我到处漂泊，以后怎么办呢？我就会想方设法让姐姐放心。我对姐姐说，漂泊是我的正常状态，就像安居是你的正常状态一样。姐姐一直不能理解，一个女人，没有稳定的家庭、稳定的工作，不生儿育女，怎么行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有一百次以上，我只想让姐姐放心，倒是姐姐让我不放心。因为，人间毕竟会有生老病死。当这些事情到来的时候，姐姐的心能够放得下吗？因为对既定生活的过于依赖，姐姐能挺得过去吗？姐姐要承受多大的爱离别苦呢？
而我，面对亲人的分离和死亡，也会悲伤，但能过得去。因为，我更明白生死是怎么一回事，明白轮回的悠长，也明白生命的同体，明白我们从来就不会分离……
我已经跟母亲多次交流过关于死亡的问题。我们提前互相进行临终关怀。最近敢于对母亲说：妈妈，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互相爱着。只要我们互相爱着，就会永远在一起。也许我们是最后一次见面，所有的事情都说不准。也许我死了，也许你死了。如果是我死了，你一定要开开心心地活着，你死了，我也会愉快地活着。母亲说，现在就死她都很开心。母亲是一个看透生死的人。她的心里有天国。对于母亲，我放心极了。只是不放心父亲和姐妹们，不放心很多的朋友，怕他们因为离别，而承受太多的痛苦，怕他们因为没有跟自己的亲人及时沟通，及时地表达爱，而带着永远的遗憾，行走在人世，行走在另一重世界……
哦，一双新鞋子，让我兴奋地说了这么多。
我总是这样。
我已经坐在了一条破旧的长凳上，静听着知了的歌声了。
还看到了鸟，在高高的天空飞翔着，嬉戏着。
阳光让它们色彩多变。
不要脸不要命的老家伙
我又一次像只小蚂蚁一样，爬回了我的小窝，凉凉的小窝。一进门就想剪剪指甲，因为我发现它太长了，好久没有剪了。
挨了五天的骂，被一位老禅师。以前总觉得禅师是古代的人，嘿嘿，一位六十多岁就头发全白、牙全掉光的老人，真的，看上去很老，仿佛有八十多了。我这么说，他一定不会生气，因为他自称是一个不要脸不要命的老家伙。
当然，像他这样一个把人心中所有妄念都赶尽杀绝的彻底的革命者，脸和命有什么可要的呢！
爽！
五天不说话，在一个房子里转着圈子，挨着骂，还挨了两板子。每天只要穿上衣服，当然还要带一把开宿舍门的钥匙，就到一个叫禅堂的地方，听着音乐，走啊走啊。过一会儿，那老人儿就进来了，盯着每个人看（约四十人），就像盯着集中营里放风的犯人，看谁"不顺眼"（禅机）就给他一板子（长长的一根藤条）……
三措吉·酥油茶
今天一早晨，就准备着到机场去接一个叫海涛的青海人。他要给我带来藏区的糌巴、酥油和曲拉。他是受我的藏族朋友三措吉之托，帮我带来的。
去年冬天，我告诉三措，我想吃酥油茶，三措一家人便积极地给我准备，到邮局给我寄酥油，可是邮局不让寄，怕化了。于是我就忘记了这件事。半年过去了，突然接到了三措的电话，说她的一位朋友要到北京来出差，给我带上，我既觉得太麻烦她，又忍不住地想吃美味的酥油茶，于是同意她带了过来。
三措及我认识的许多藏族人，他们都会把你求的一件小事永远地记在心里，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去完成心愿。
我是在一个叫卡卜卡的藏族城镇上认识三措的。那里有一所藏语学院，我和几位外国留学生在那里学习藏语。留学生公寓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里面有绿绿的草坪和参天大树。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看到一个长着长辫子的圆圆实实的姑娘，笑得很甜，便跟她打了招呼，约她来我的房子里坐坐。她腋下夹着本英语书，样子十分腼腆。她来自牧区，脸上留着被紫外线晒出的小黄班。三措的汉语说得不是很流利，但她极力地要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所以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结巴而且奶声奶气的，十分可爱。三措是学计算机的，并跟着一个英国姑娘学习英语。三措是个内心开放的姑娘，但是样子一点儿也不张扬。
三措告诉我，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大哥出家了，在森林里修行，过着神秘的瑜伽行者的生活。三措经常会给我带来她的妈妈亲自烙的厚厚的馍，特别香。三措经常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们随便说着，有时是长时间什么也不说，只是互相看一眼，又笑一笑，就那样坐着。
后来三措那个修行瑜伽的哥哥到卡卜卡来看三措，她带着哥哥来看我。一个身材高大的漂亮的藏族男人，用红布在头上挽着发髻，留着独具风情的八字须。
那时我对藏传佛教很感兴趣，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的藏语还说得不太流利，三措在中间做翻译。后来我们谈到了一部经书，但是很难找到。三措的哥哥说他想办法给我找。
后来听三措说，哥哥找到了那部经书，但是是藏文的草书写的手抄本，非常稀少，我也看不懂。他就用规整的藏文，花了两个月，抄了一遍。
几个月过去了，夏天来到了，我有机会到三措哥哥居住的地方去。三措也在那里，我在那里只能呆一个夜晚。
但三措的哥哥到一个地方去念经了，当天回不来。那里正值雨季，我与三措雇了一辆吉普车去取抄的书，可是正走了一半就陷进泥里走不进去了。于是我们决定下车走着去。当地的一个男子带路。雨还下着，我们穿过茫茫草地，浑身被打得湿透，而且，随时会碰上狗，有的是藏獒。一路上我几次都放弃了继续前行的想法，可是三措却很坚决地要带我去。
我们终于找到那里，已经是半夜，三措的棉袄都湿透了。
三措的哥哥住的那个居士家里烧茶给我们吃宵夜。
那一夜，没有睡着，心里特别的感动。
第二天，三措的哥哥--瑜伽士尕贝和我们一起回到他们在镇上的一个小房子里，那本经书就藏在一个穿衣镜后面。
我接过手抄的经书翻了翻，黑色的墨水，厚厚的一本--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只有一面之交的藏族男人，就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花两个月的时间--我不能不把这归于他对于佛法的修行，归于他所学习的那个教法的大慈悲。
我拿出一点儿钱，供养他，他不要。他说，不要不要你出门在外……
我怀抱着那本书上了班车……
随后，我回到了内地。
我再也没有见过三措和她的哥哥，但我时常会接到三措的电话，她说家搬到卡卜卡镇上了，而自己也毕业了，但她没有干其他的工作，而是从事孤儿关爱工作。她那里有三十多个孤儿，有上幼儿园的，有上大学的，每年一开学三措就忙着给孤儿们送钱、书和衣服。她没有什么收入，跟一家外国基金会合作，基金会出钱，她出人……
我非常惊奇，三措那么小的一个女生，怎么会有那么厚实的人格呢？
照顾着那些孤儿的时候，三措也没有忘记照顾我。
她知道我是如何地怀念着藏族的生活，如果让我吃点高原的东西，就会解一下我的瘾头。
这个下午，我独自一人坐在餐桌边隆重地吃着糌巴，喝着酥油茶，就像坐在高原的鲜花丛中，
而三措是那些野花中最小最朴实的一朵。而三措的哥哥，那个漂亮的瑜伽士，我一直记着他。
如果我对这个世界的爱多一分，那一定跟三措和尕贝的启示分不开。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我轻轻地对他们，对整个青藏高原说：
扎西德勒！
因为年轻
接到一个声音稚嫩的电话--刚刚变声不久的声音，用家乡话说着。
"你猜我是谁嘛！"
我说，"焦云吧！"
我已经三四年没有见过焦云了。
焦云是我大哥的二儿子。
两年前，要上初二的时候，他便退学了。他不喜欢上学。据说他喜欢到处撞，也许还交了女朋友。就像我的大哥二十多年前一样，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哥的心似乎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他到处流浪，到处打工，企图发大财。直到他跑累了，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才算回到了家，结了婚。
转眼之间，他的二儿子都十六岁了，而大儿子已经十八岁了。
新一代人长了起来，大哥还是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现在他开着小卡车，基本以贩运鸡蛋为生。而儿子，尤其是二儿子让他很恼火，根本不听话，安排干什么，都不会干下去，因为他太年轻了。大人的想法无非是要奔个好日子，成家立业，而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的好日子，就是到处跑着，到处看看，享受生活。
焦云告诉我，他到北京来了，要来找工作，在西客站。
据我所知，他跟着他的一位堂哥在包头的一家水泥场工作，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可是他怎么突然到北京来了呢？
"你们来干什么？"
"来找工作，可是没有钱了！"
"那你就到我这里来！"我说，接着问他："你和谁？"
"我的两个朋友！"
"那你们就到我家来吧，先来再说！"
我给他说了地址。
一个多小时后，又接到电话，说三个人只有八块钱了。从北京西站坐到北郊，三人起码得花上三四十块钱。
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能这么闯北京呢？！
侄子说，心想找到工作，不就马上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那么容易。
是不是那么容易，但这就是年轻人。因为年轻，怎么凑合都可以。我也曾经身无分文地跑了许多地方，买上站台票就上车了。而这三个年轻人，每人只买了十二块钱的车票就来到了北京，这就是年轻人干的活。年轻的时候，要是没有这样冒失过，也会欠缺许多体验的。
我到车站去找他们。我的家离车站得三个小时的路程。
到了北京西站售票大厅，找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我想我们都是因为认不出对方了吧。最后，我扯开嗓子喊了起来，才看到一个一米七五左右的松松垮垮的年轻人，染了发，长得很像我的大哥，也像我的大嫂，笑眯眯地向我走了过来。
我特别注意到了他手腕上带着一个骨饰，不知是什么骨头雕刻的小乌龟儿串，十分的粗放，有点儿像印第安人的首饰。
我发现看到他的时候，我很愉快，就像看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像看到了大哥年轻的时候。当然，最重要的是看到了亲人。
先得给孩子们管顿饭。可是他们中的一个人还抵压在超市里，因为欠着三块六毛钱的电话费。我跟他们去找那个孩子。没想到那个电话超市差不多在1.5公里外的地方，真是让我有点抱怨，因为天气太热了。
我们走着看到了一个馆子，我的侄子焦云就说，哎呀，一天没吃饭了，走都走不动了。
那抵押的孩子无精打采地蹲在一个坡上，他的包和一个什么东西还押在那里。我交了钱，超市里的朋友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吃饭。
要了些炒菜和米饭，我的侄子吃得又急又快，因为他正在长身体，其他的几个孩子还大一些，都是我们邻村的孩子。他们还显得不好意思。我尽量让他们放松了，把菜都夹到他们碗里……我说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无论如何，先吃上一顿饱饭。看着孩子吃饭的样子，我鼻子酸酸的，馆子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十分好奇地看着我们。
之后我们决定该怎么办。因为我近日有一个很急的工作，没有时间招待孩子们，或者帮助他们找工作；另一方面，如果让他们来我家里住，蟑螂太多，他们半夜起来，三双莽撞的大脚，把蟑螂踩死了，对我和蟑螂同志们来说，这也是个问题。还有我与大哥通过电话了，大哥说无论如何让他们先回去，家里正是摘枸杞子的时候，等等。
总而言之，孩子也感到北京太大了，到了北京，见一个人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太乱，太热，跟他们想的遍地黄金的样子太不一样了，就希望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于是决定买票让他们回家去。买了当夜到包头的票，第二天再换一趟车可以回到家乡去。大哥在电话中对我说，买完票，除了吃饭，不要放现金在他们的手里，否则他们就乱跑了。他特别想让儿子快快回去，早已忘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