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线索。创造人类万物和降灾惩罚人类的神灵有一种时间和地域上的演变和衍生关系。在两河流域，安、恩利尔、恩基、伊阿等，曾经是苏美尔和巴比伦时代民众信奉的“众神”，当时的社会以多神教为特征。到了《圣经》成书的时代，却变成了犹太人信奉的“唯一的神”耶和华了。
四、影响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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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两河流域都是当之无愧的文明诞生地。正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类创造了许多个世界第一。在那里，共同的信念支撑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使创造的冲动牢牢扎根在人们的心底。
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只有两河流域及其周围的人民最先摆脱了野蛮、无知与混沌的原始状态，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时代。因为那里并不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而且气候和自然环境也没有更多的优越之处。今天，当你站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极目远望时，你绝不会相信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让我惊讶的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人民却用无穷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把它变成了生活的乐土和文化的源泉。
正是因为文化和文明在两河流域的孕育和从那里传播，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埃及和印度文明的进步，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埃及和印度文化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子。事实上，后来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
从埃及的圆形印章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两河流域的文化气息。古代埃及人曾经用扶墙拱壁来装饰房屋，这与苏美尔人的建筑如出一辙。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却大相径庭。
古代印度的地域广阔，尤其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的鼎盛时期，它的领土面积比古代两河流域加上埃及的总面积还要大。在两河流域的许多古代遗址中，曾经发现过一些极具印度特色的印章。这些印章是最早的印度河谷文化的代表之—。印章的内容告诉我们，印度那时就与苏美尔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印度河谷文化与苏美尔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认为，那肯定是先起的苏美尔文化影响了后起的印度河谷文化的缘故。
在印度和两河流域之间，有一大片地形复杂、文化多样的地方，那就是伊朗（古代曾叫波斯）。它和两河流域比肩而邻，受两河流域文化影响的痕迹更加明显。根据苏美尔的文献记载，波斯境内有一个城邦叫阿拉塔，它的政治组织和宗教信仰几乎和苏美尔相同。文献中还说，古代波斯的阿拉米特王国尽管常年与苏美尔混战，但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却与苏美尔相似，就连阿拉米特的一位主要神灵的名字都是用苏美尔语命名的。而且，阿拉米特王国还广泛地推行楔形文字教育，开设了许多与苏美尔文化有关的课程，从中可见文化传播和影响的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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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影响当然重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吸收和继承的基础上，新生的力量往往势不可挡，这就叫做质的飞跃。当然，飞跃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情。继承也不是守旧的象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两河流域最初的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就在后来的西方扎下了根，成为今天一个国家选择政治制度的必然趋势和方向。因为它符合人与自然生存的基本属性。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两河流域的文明对希伯来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旧约全书·创世纪》中说，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分为四道：一是比逊河，二是基训河，三是希底结河，四是伯拉河。原来这希底结河就是底格里斯河，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可见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有多么大了。
如果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的故事是真的，亚伯拉罕就一定在乌尔城住过，意味着他正赶上了汉谟拉比时代，也说明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在犹太人成为一大民族之前，就已经吸纳了苏美尔文化的精华。亚伯拉罕是犹太人最早的首领，他的故乡在中文版《圣经》中叫吾珥，现在人们通常写作乌尔，乌尔是两河流域最著名的古城之一。
两河流域文化与犹太文化最重要的碰撞发生在公元前586年。就是尼布甲尼撒二世毁灭耶路撒冷、囚禁犹太人并把他们驱赶到巴比伦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人拥有大量的书籍和渊博的知识。从犹太人被驱赶到巴比伦的那天起，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巴比伦文化就开始悄悄起作用了。当他们重返家园并建立犹太王国（Judean）时，他们带回了许多两河流域关于宗教、文学、教育和法律方面的书籍。这些东西成为后来犹太教和基督教重要的文化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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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希腊人还没有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的时候，两河流域的文明就已经延续了约2000年。希腊人后来的许多成就，就是在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犹太人的住地，也包括从波斯和亚细亚半岛出发，两河流域文化继续西进北上，以希腊为据点和缓冲地带，影响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古希腊与两河流域没有直接的交往，但他们十分有效地吸收了两河流域文化，并把它传到了西方。在地理上，古希腊和两河流域相距遥远，小亚细亚和波斯一望无际的旷野使它们天各一方。只是出于交换的需要，两地的商人才有可能相互来往。
在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年～前1100年），希泰特（Hittite）和迦南（Canaanitamias）曾经与两河流域有密切的政治往来和商业接触，古希腊人从这两个国家那里听说了两河流域的富庶和繁华。从安那托利亚（Anatolia）南部沿岸城市迦南、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等地源源不断流入希腊的，不只是各种各样的货物，还有后来在希腊生根发芽的观念和意识。考古学家在希腊一个叫齐布兹的城市找到的一块古巴比伦图章就能够说明这一点。
迈锡尼（Mycenaean）文化衰落后，希腊与近东的商业接触就更少。直到公元前8世纪，生活在迦南的腓尼基人才把他们使用的字母传给了希腊，这种最初起源于两河流域的字母最后却成了西方世界通用的字母。
稍后不久，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ic）在安那托利亚祖先的作品中发现了古巴比伦天文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研究宇宙的奥秘，雅典城里的学术争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繁荣达到了极盛，这个时候，希腊人在美术、建筑、哲学、宗教、法律和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成就的背后，似乎能感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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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成就和文化的传播还表现在宗教方面。两河流域的宗教是后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直接源头，在希伯来神教思想的洗礼和希腊宗教哲学的沐浴下，两河流域的宗教脱胎换骨，散发出浓郁的西方气息。两河流域的宗教甚至还为伊斯兰教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伦理基础。我认为，在东方世界有深厚根基的佛教思想都有可能是最早从两河流域走出去的。
在耶稣降生前的3000年，两河流域的一些杰出的神职人员就已经发展出繁杂的祭拜仪式，也有了神话故事的各种版本。后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定型的。
基督教原本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圣经》中说，上帝创造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侍奉神明，而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在语言的表达方面使用的也是两河流域的风格和范式。至于灾难，犹太教的观点更加直言不讳，说那是神灵对人类所犯过失的惩罚，遭受痛苦折磨是必修的功课，人们应该逆来顺受、顺其自然。
两河流域也流传着类似的思想。希伯来的阴间说及希腊人的幽冥说在两河流域也能找到类似的版本，那就是苏美尔人所说的阴间地府，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是十分凄惨和不得超脱的地方。
直到今天，在犹太教的礼拜仪式中，仍然有许多是从古巴比伦的礼拜仪式继承而来的。在赎罪日前夕，犹太人要唱一首叫《科尔·尼马》的赞美诗，其目的是为了请求上帝宽恕他们的罪恶，这首诗和两河流域新年典礼中使用的祷文居然一模一样。
后来，当犹太人身为囚犯、从耶路撒冷充军巴比伦的时候，才开始接受人世间确实有妖魔鬼怪、人类可以驱赶鬼神的观念。在基督教《圣经·新约》中，就有人们可以在特殊的日子里驱赶鬼神的记载。
令人惊奇的是，今天的犹太人在谈婚论嫁时，用的都是苏美尔的语句。还有很多其他的风俗习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犹太人在教堂中随声朗读宗教文献时，会用裹在头上的毛巾的边缘触摸书中的句子，他们却完全不知道，这种行为正是对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要用衣服的边缘去按印黏土牌板这一风俗的模仿。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世界文化遗产啊。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勒斯以“万物源于水”这一名言而著称，但是，“水是万物之源”这一思想早在古代两河流域就有了。在犹太人的《创世纪》中也可以找到创造世界的相关记载，《圣经》中所说的人本来是用泥土捏成的，然后再注入“灵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了。这种说法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两河流域。也让我们想起古代中国的某些神话传说，像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用泥土造人等，它们似乎是共同版本的不同翻译。
我们现在经常用到的一些词汇也是最初从两河流域来的，比如“替罪羊”这个词，就来自巴比伦国的宗教仪式。据说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人们在马尔都克神庙高唱赞美诗或吟颂创世史诗，祭司们清洗打扫马尔都克的大庙并焚香，然后砍下一只公羊的头，用羊血涂抹寺庙的墙壁，将羊投入河中，这只替罪羊就带走了上一年的人们的罪过。后来的“替罪羊”一词源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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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里的宗教、法律一样，两河流域的文学同样影响了别的国家和地区。《创世纪》前面几章所说的创世、乐园、洪水、该隐与亚伯两弟兄间的争斗以及巴别塔等内容，在两河流域的文化中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诗篇》里的好多章节，都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两河流域祭拜时的悼词，而《耶利米哀歌》简直就是两河流域文学题材的翻版，因为我们知道，苏美尔诗人常常会为一座已经毁灭的城市撰写正式的祷歌。
在苏美尔的谚语、格言等集注中，不难找到《箴言录》的影子。在苏美尔的宗教式爱情诗歌中，就有和《雅歌》形式相似的篇章，而《雅歌》的风格与《旧约》大不一样。
两河流域的洪水故事也有希腊的翻版；两河流域神话中的杀龙故事与希腊故事中桀森和赫拉克里斯二人多次斩妖除魔的故事也很相似；天神降瘟疫惩罚众生的故事在希腊与两河流域的神话中都有过描述。就连阴间地府都有很大的共同点，都是一条阴风肆虐的河流把冥界与人世间隔开，死后的人要渡过这条河流才能到达幽冥之域。
在莫斯科市的普希金博物馆里，有一块重要的牌板，牌板上所刻的是一首希腊挽歌，它就是《悼亡之歌》的前身。在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中有类似的描述，一位两河流域的诗人所作的两首苏美尔诗歌，曾用夸张的言辞来哀悼父亲和妻子的死亡。就连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史诗，也能在两河流域找到它们的若干痕迹。
希腊的“格言”文学可能与两河流域有一定渊源关系。我们所熟悉的《伊索寓言》就有一些曾经在苏美尔人民中间流传过。公元前18世纪时，两河流域的农民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书与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希奥德的农业手册《岁时农事吟》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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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历史的记录，早期社会产生的观念、制度和技术，最终会发展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虽然后来在某些细节上屡经修改，但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并沿用至今。贸易制度和商人阶级就是从苏美尔人的观念演变而来的，最初的实用书写系统也是苏美尔人发明的，其目的是用来记账，苏美尔人还设计出了第一辆有轮子的车，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第一次设立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并设立了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来管理政府。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但它是一个十分遥远的世界带给我们的梦想。这样的梦想让我们想起了人类的黄金时代。有一首苏美尔诗歌最先提到了这个黄金时代，今天，它依然是人类的梦想。正如这首苏美尔诗歌所说的
从前有一段时间，
没有蛇蝎猛兽，
也没有饥饿和死亡
……
人们与世无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