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西安事变，中央该怎样应对？徐向前：已规划好“新长征”！

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记载：在西安事变前，我军曾与张学良、杨虎城等西北势力商议联合组建“西北联合政府”。但是，这个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督促围剿而流产。

“加之，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进行新的战略转移。”（《历史的回顾》第311页 人民出版社 2016版）

此时毛主席已经决定，这个新的战略转移方向为：先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者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战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

11月5日，中央正式作出决定：红军准备全部从甘北南下，执行这一战略任务。这个决定被通报给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人。除此之外，中央还通知了张学良。

张学良收到消息后，“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当时中央并不知道张学良所谓的“西北局势的变化”是什么，但因为张学良“力主”，“中央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并着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待机策应河东。”

一个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不仅使国国民党统治集团乱如麻团，同时，也完全出乎我们党的预料……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战役计划。”

从徐帅的回忆可以看出，中央之所以要准备进行“新长征”，这两个原因是最重要的：

第一，蒋介石到西安后，我军遭到了国军的重兵围剿。

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他要求在3个月之内将陕北红军全部消灭。10月30日，在西路军30军、9军渡过黄河之际，胡宗南部的先锋突然逼近靖远，负责看守渡船的红五军被迫西渡。

于是红军渡河发起宁夏战役的行动被迫中止，不仅如此，最严重的是：一条黄河把河东的大部队和河西的西路军截成了两段。

河东部队在失去西路军三个军的情况下，实力无疑被削弱了。而在当时我军被敌人几十万大军围剿的情况下，这几乎是致命的。

第二，陕甘宁地域狭小，共有23个县，人口150万，且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经济落后。

而且还有蒋介石的30万大军，还有马家军的威胁，以及严重的匪患。

但是，就是这么贫困的陕甘宁，不仅要养活陕北红军，还要养活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还要养活刚刚北上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除去西路军的3个军，红四方面军余部尚有红4军5700人、红31军5000人及部分直属部队和红29军1200人，人数也已过万）。.

想想看，在抗战中，我军在两个师出击前线、且外部压力不那么严重（毕竟抗战中两党没有直接兵戎相见）的情况下，都需要通过“大生产运动”来维持经济，就能知道陕北是如何的贫瘠。

而且，冬天马上就要到来，部队的棉衣问题和粮食问题完全无法解决，大部分战士的单衣和单鞋都已经破烂不堪。偏偏天公不作美，这一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才11月初就已经下雪，战士们忍饥挨冻，伤病情况与日俱增。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同志曾在一封给共产国际的求援电报中如是写道：“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推迟一日，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

为了筹集钱款，中央不得不再次请求张学良和宋庆龄的帮助，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救不了车薪。

正是在这种军事、经济的双重压力下，陕北已经不是能继续停留的地方了，中央于是作出了准备进行“新长征”的部署。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张学良“力主”我军留下。为什么呢？

徐帅说：“张学良从与我党建立联系起，就殷切期望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支持。为此，他曾一再建议红军及早占领宁夏及甘西；还专门派出代表，专程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络。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与红军联合，目的就是为了进而同苏联联合，把苏联作为抗日反蒋的后盾。”

自九一八之后，张学良将军不仅在国内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东北军内部也遭受着巨大的压力，无论是为了报国恨，还是为了报家仇，他都必须打回东北去。

而在蒋介石消极抗日、无力抗日的情况下，张学良认为，要想打回东北，强大的苏联无疑是他唯一能依靠的力量。

这就是徐帅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与红军联合，目的就是为了进而同苏联联合，把苏联作为抗日反蒋的后盾。”

而张学良和苏联的关系在之前又是很糟的，因为中东路事件和李大钊事件等，他要想接通苏联，就必须通过我党。

在得知我党计划进行“新长征”，离开陕北的消息之后，张学良将军不想失去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所以他才“力主”我军留下，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讲，我军“新长征”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不经意地推动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