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岳丨京师图书馆“南陵徐氏书”非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辨

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6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林振岳老师授权发布！

京师图书馆“南陵徐氏书”非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辨

林振岳

摘 要：“南陵徐氏书”是京师图书馆早期善本来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京馆藏书的北京图书馆认为“南陵徐氏书”是徐乃昌积学斋藏书。根据史料记载，此批藏书实为徐文达、徐乃光父子藏书，清末徐乃光将家藏字画书籍售予端方，抵偿币局欠款。依据清末民国史料可勾稽徐氏旧藏出让详情，徐氏所藏书画收储于江南图书馆，而书籍则送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其中经手人为缪荃孙，徐乃昌是徐乃光从弟，在当中起到联络人作用。徐乃昌积学斋藏书直到抗战时期才逐渐散出，与京师图书馆早期入藏的“南陵徐氏书”无涉。关键词：南陵徐氏书

京师图书馆 徐文达 徐乃光宣统元年（1909）创立的京师图书馆，是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早期入藏善本，主要来源有“清内阁书”、“归安姚氏书”、“南陵徐氏书”、“海虞瞿氏书”、“国子监南学书”，另有少数“本馆购进书”。有关此数宗藏书来源，前人记叙大多都比较清楚。“清内阁书”为清宫内阁大库旧藏，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发现内中有大量旧本书籍，张之洞奏请移交学部，筹建图书馆。“归安姚氏书”、“南陵徐氏书”则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江南所收书，先是收得八千卷楼藏书筹建江南图书馆，又收得归安姚氏、南陵徐氏二家藏书，北送筹建京师图书馆，其中“归安姚氏书”为姚觐元咫进斋藏书，由姚绳武（姚觐元之孙，姚慰祖子）售予端方。“海虞瞿氏书”为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端方欲收购铁琴铜剑楼藏书不成，后改为进呈藏书百种，最后因清帝退位而中辍，只进呈五十种。“国子监南学书”为原国子监藏书，其中一部分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书，书上钤有“光绪戊子湖州陆心源捐送国监之书匮藏南学”、“前分巡广东高廉道归安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书籍”印。“本馆购进书”则为京师图书馆成立以后新购书籍。

唯独“南陵徐氏书”，在过去有两种不同说法。在清末民国时期奏折、档案中称之为“扬州徐氏藏书”、“皖绅徐氏藏书”、“南陵徐氏书”，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对馆藏介绍，始将“南陵徐氏书”称作南陵徐乃昌积学斋藏书，其后相关论著都沿用了这种说法。如《北京图书馆》（1957）一书介绍京师图书馆藏书：“其中包括'南学’的藏书，内阁大库藏书、南陵徐氏（乃昌）积学斋和归安姚氏（觐元）咫进斋的部分藏书。”[1]丁志刚《北京图书馆的历史和发展》（1980）：“另外还采进敦煌石室所藏写经八千卷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私家藏书（如南陵徐氏积学斋和归安姚氏咫进斋等）。”[2]冀淑英《源远流长的馆藏善本》（1982）：“并经南北访求，得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馆藏古籍日益丰富。”[3]李致忠《略谈建国以来北京图书馆入藏的善本书》（1984）：“不久，京师图书馆又典藏了敦煌石室写经八千馀卷及南陵徐氏积学斋和归安姚氏咫进斋旧藏。”[4]李镇铭《京师图书馆的基础藏书及其渊源》（1995）：“南陵徐氏及归安姚氏藏书。徐氏与姚氏藏书系久负盛名的江南名家藏书，指南陵徐乃昌积学斋和归安姚觐元咫进斋的藏书。”[5]又《京师图书馆述略》（1996）：“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后以内阁大库残卷为基础，又从学部接收了江督端方采进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等的藏书及甘省藩司何彦升采进的敦煌石室唐人写经8000余卷，并交馆收藏。”[6]史树青《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1996）：“其中包括国子监南学藏书、内阁大库藏书、归安姚氏（觐元）咫进斋和南陵徐氏（乃昌）积学斋部分藏书以及敦煌写经八千余卷。”[7]翟志宏《清末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2008）：“还购收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等藏书。”[8]在图书馆史的专著上，也基本采用此种说法，如《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2000）：“开馆伊始，以清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及归安姚氏'咫进斋’和南陵徐氏'积学斋’的藏书为基础。”[9]《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2009）采用李镇铭《渊源》一文的说法：“徐氏与姚氏藏书系久负盛名的江南徐乃昌积学斋和归安姚觐元咫进斋的藏书。” [10]《中国私家藏书史》（2013）：“先罗致湖州姚氏（觐元）咫进斋藏书及南陵徐氏（乃昌）积学斋藏书为建馆藏书基础。”[11]笔者在过去也采信了这种说法，在《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编纂考》[12]一文中，将“南陵徐氏”当成南陵徐乃昌积学斋藏书，甚至还将《积学斋藏书记》《积学斋藏书目》与《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对比，以见缪荃孙编目是否有沿用《积学斋藏书目》内容，此诚缘木求鱼之举。京师图书馆早期入藏的“南陵徐氏书”为“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这种说法应是误会，在过去是不存在的，清末民国文献记载都只称为“南陵徐氏”或“扬州徐氏”藏书，从未将其与徐乃昌积学斋对等。大概因为徐乃昌有“南陵徐氏”藏印，且其人在近代藏书、刻书负有盛名，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馆藏的北京图书馆对此段历史因历时久远，相对隔阂，故导致这样的误会。

1.“南陵徐氏书”为徐文达、徐乃光父子藏书

有关“南陵徐氏书”售归京师图书馆之过程，可以在档案中查到相关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江南收书，先是购入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筹建江南图书馆，后又陆续收购得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北送学部以筹建京师图书馆。据光绪三十四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共购得“浙绅姚氏藏书一千零十一种，皖绅徐氏藏书六百四十一种，两项书籍计共十二万九百余卷。分装一百八十箱，共编目录一份，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委员领赍送学部验收，所有两项书价，共银二万两[13]。”在奏折里，端方将南陵徐氏称之为“皖绅徐氏”。宣统元年（1909）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的奏折中，则称之为“扬州徐氏”：“并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藏书数千卷，运寄京师，以供学部储藏。” [14]这些是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初期的记载，清末时人未曾将之称为徐乃昌积学斋藏书。此后，在京师图书馆（1909-1928）、北平图书馆（1929-1948）时期，馆方也从未将“南陵徐氏”书称为徐乃昌积学斋藏书。如1929年陈垣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开馆典礼上讲话：“本馆所藏善本，大多数由清内阁大库移藏，原本为明文渊阁藏书，又有陆心源捐国子监书，及端方咨送南陵徐氏藏书，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全数约有三万余册。”[15]1930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馆概略》称“端方采进南陵徐氏及归安姚氏咫进斋本”[16]，王祖彝《京师图书馆回顾录》称“于时江督端午桥采进南陵徐氏、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17]。可知民国时馆方举言二家藏书，“归安姚氏”则明确说明为咫进斋藏书，而“南陵徐氏”并不冠以“积学斋”之名。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未曾将“南陵徐氏”书等同为徐乃昌积学斋藏书。

京师图书馆建馆之初入藏的“南陵徐氏”，实际上并非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而是徐乃昌伯父徐文达（1830-1890，字仁山）旧藏。文达有二子，长子徐乃光（1859-1922，字厚余），次子徐乃斌（？-1908，字孝余）。徐文达此时已去世，将藏书出售者为徐乃光，是徐乃昌（1869-1943，字积余）从兄。徐乃昌父亲徐文选（1832-1886，字克振），为徐文达弟。虽然徐乃昌从小跟随伯父生活，但积学斋藏书并未大规模继承徐文达的藏品。这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南陵徐氏”藏书上藏印可以验证，如《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著录的南陵徐氏藏书数种，其中明正统司礼监仿元大字本《周易传义》书上有“南陵徐仁山氏珍藏书画之章”朱文长方印，旧钞本《读礼通考》、清刊本《四书语录》、旧钞本《续后汉书》、旧钞本《三朝野纪》、旧钞本《唐百家诗》、旧钞本《明季遗闻》、明嘉靖刊本《锦绣万花谷》《象山先生全集》、明崇祯刊本《心史》、明弘治刊本《梅岩小稿》等皆有“南陵徐氏仁山珍藏”白文长印。以上各书都只有徐仁山的藏印，未见有徐乃昌藏印，显非积学斋藏书。

清末民国时人记述此事，也称此宗藏书为徐文达旧藏，未有称之为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者。如汪康年《雅言录》曰：“近来学部有开图书馆之议，顾造端宏大，筹款为难。前南洋大臣端午桥制军，特以南陵徐氏（徐仁山观察所藏，由其子徐厚余观察乃光以抵官款者）、归安姚氏（姚彦侍方伯觐元所藏，由其孙某出售）两家之书，咨送学部。徐氏所藏多普通日用之书及各种官书，姚氏则多精本。盖一取其多，一取其精也。”[18]关于端方将姚、徐两家藏书移送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一事，汪康年明确提到“南陵徐氏”书为徐文达藏书，徐乃光用以抵偿官款，并特别提及徐氏藏书多为“普通日用之书及各种官书”，与归安姚氏藏书“多精本”特点不同。这在缪荃孙等人所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中也得到验证，善本书目收入归安姚氏书很多，而南陵徐氏书选入者不过寥寥数种。

回溯近代南北二馆筹建之历史，也可以印证汪康年的说法。端方在江南收书，先是收得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建成江南图书馆，该馆开设在京师图书馆之前。随后又购得南陵徐氏旧藏，将其中字画留藏江南图书馆，而书籍则北送入京，收储京师图书馆。江南图书馆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9年又更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柳诒徵任馆长。柳氏所撰该馆馆史概况，多次提到南陵徐氏旧藏。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概况》提到江南图书馆藏有南陵徐氏旧藏的书画：“本馆所藏，兼钱塘丁氏、武昌范氏、桃源宋氏三家之书，山阴薛氏之清中兴名人手札墨迹，南陵徐氏之书画。”[19]462柳诒徵还特别记载了馆中购置木箱、铁箱以藏储此批书画：“续增……木箱八，铁箱四，均储南陵徐氏旧藏及馆中续购之书画。”[19]457并记录其书画总数，共计“南陵徐氏旧藏书画四百四十五件”[19]463。关于这批书画入藏原委，柳氏《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也有说明：“馆中别储书画八箱，印有《书画目》一册，南陵徐氏所藏也。徐氏亦以负公款，举书籍、字画以偿，其书籍由江督咨送京师图书馆，字画则归本馆，都四百四十五件。”[20]柳氏虽未明言南陵徐氏即徐乃光，但提到徐氏出让书籍、字画以抵偿公款，与汪康年“以抵官款”的说法相合。此外，王东培《里乘备识·识废置》“惜阴书院”条也提到江南图书馆是在“收没”仁和丁氏藏书、南陵徐氏书画基础上设立的。“端方督两江，收没仁和丁氏八千卷楼书籍、南陵徐氏书画，筑楼两幢，仿文澜阁，改为图书馆[21]。”三处说法皆相符。

在端方致柳诒徵的书札中，则明言此南陵徐氏即徐乃光。宣统元年（1909）五月二十三日，端方致柳诒徵札云：“徐道乃光，前以书籍、字画，抵还机器局欠款。除将书籍咨送学部，预备京师图书馆成立储藏外，所有字画四百四十五件，暂交江南图书馆藏书楼收储。”[20]根据端方札中所言，知徐乃光欠有机器局的款项，故以家中藏品抵偿。由端方之言可以证实，“南陵徐氏”为徐乃光，非徐乃昌积学斋。光绪三十一年（1905），徐乃光以道员领金陵机器制造局总办，即端方所称“机器局”。同年，拟在南京建造币厂，徐乃光分领铜元局事。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一封徐氏胞弟徐乃斌致盛宣怀札，提到徐乃光实际是因为办理“币局”事赔偿官款两万余两。“加以去冬胞兄乃光因币局赔款，波累职道，数逾二万，更觉为难。”[22]徐乃光所办的“币局”，即南京造币厂前身。根据《南京造币分厂沿革记》（节录民国四年宁厂报告书）记载，南京造币厂创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名“江南铸造银圆制钱总局”，光绪三十年（1904）改名“江南户部造币分厂”，拟添厂扩充，委派秦炳礼赴扬州，筹建“扬州铜元局”。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觉得局厂分散，过于烦费，于十二月奏准将上海制造局添购机器及预备扬州建局所购机器归并江宁，建造新厂。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委徐乃光会办铜元局事。五月，沪、扬机器运到，就南门机器局安装者，系扬州拨来十六部，由徐道添配[23]。”机器运到南京后，由徐乃光暂时负责代铸。该局八月更名“江南银铜元总局”，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更名“江苏江宁户部造币分厂”，入民国后改名“江南造币厂”。徐乃光即是在办理造币厂期间欠下官款，据徐乃斌札中所言，欠款金额是两万两。这个金额在缪荃孙接收徐氏家藏字画书籍时往来书信中可以得到验证。缪氏致徐乃昌札云：“厚余之字画胜于书籍，除宋元劣外，明及国朝大半嘉品，愈近愈佳，拔其尤者与帅观之，以恽册为第一，并陈四百四十五件选二百件，以五十金一件亦得万金，合之书籍二万二千金有多无少。帅复以画件且还前途，余再商云云。”（二百三十二）[24]444缪荃孙札中提到“两万两千金”的金额，应即徐乃光欠款的总额。缪荃孙代端方清点徐氏所藏字画书籍，认为其家藏字画的质量胜于书籍，根据缪氏估价，即便是从徐氏提供的四百四十五件字画中挑选了两百件，以五十两一件计价也已值一万两，再加上书籍，其价值超过二万二千两。结合徐乃斌“数逾二万”及缪荃孙“两万两千金”的说法，徐乃光欠下的官款总额应是二万二千两，一时无法偿清，故以家藏字画、书籍抵偿。而据前文所举端方致柳诒徵札中所言及柳诒徵对江南图书馆馆藏的介绍，徐氏家藏的字画四百四十五件，应是全部都用于抵债，入藏江南图书馆，并非如缪荃孙估价时所言只挑选两百件。

2.“南陵徐氏书”入藏京师图书馆始末

由上文所考可知，徐乃光欠下官款，以家藏字画、书籍抵偿。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南陵徐氏书”，是徐文达、徐乃光父子藏品中的书籍部分。“南陵徐氏书”不但非是徐乃昌旧藏，徐乃昌还是促成此批藏书出售的关键人物。端方在江南收书，主要倚靠之人是缪荃孙。端方收购丁氏八千卷楼书、南陵徐氏书及归安姚氏书、进呈海虞瞿氏书，皆缪荃孙总领其事。今据缪荃孙日记及往来书札，可勾稽其书籍出售大致过程。光绪三十三年末，徐乃光有意以家藏字画书籍抵偿官款，缪荃孙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记：“厚余送书目来，糟不可言，如何批价，与积余一柬。”[25]478日记中所称“厚余”即徐乃光，“积余”即徐乃昌。从日记可以看出，光绪三十三年末开始商洽收购南陵徐氏藏书。廿四日，“厚余书目送与积余复核[25]479。”廿五日，“积余还书目[25]479。”可以看出，缪荃孙此时与徐乃昌讨论收购其从兄徐乃光家藏书具体价目，缪荃孙拿到徐乃光送来的藏书目录，翻看后觉得书籍质量太差，无法拟价，与徐乃昌往复商议。十二月四日，“徐厚余来。匋斋来谈，云丁电已发温州，道府均允释丁和甫，拟电送署发杭州。评书毕[25]480。”这里还提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出让之事，实际上端方在江南收购几家故家藏书的经过都不是十分体面，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被收购，是因为丁氏经营出了巨大亏空，丁立中（即日记中所称“丁和甫”）被官府扣押，所以才以藏书抵债。丁氏藏书运到南京以后，由端方出面，丁立中才得以保释。南陵徐氏书也是同样的故事，因为徐乃光欠了官款，所以用藏书抵偿，两件事几乎是同时进行。端方当时还想同样将铁琴铜剑楼藏书也收归官有，但因瞿家无隙可寻，所以藏书暂时得以保存，仅以进呈书籍百种代替。在缪荃孙此后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继续跟进徐氏藏书出让一事。十二月五日，“还书十六部十七本与徐厚余[25]481。”十四日，“入督署与陶斋谈，交《徐氏书目》二册。”[25]482十七日，“发徐积余信，寄写书帐。” [25]483从日记中可见，缪荃孙收到徐氏藏书目后，从中挑选书籍，再请徐乃昌复核，又缪氏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日致徐乃昌札云：“丁书全到。厚余书俟帅九，尚有余地可容，然而仅矣。兄何日来？盼即玉成此事。”（二百二十八）[24]443缪荃孙札中提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已全部运到，催促徐乃昌早日前来，促成徐氏藏书出让一事。徐乃昌精于流略之学，在此过程中，应该是代表其从兄徐乃光的联络人。

缪荃孙日记、书札中也谈及当时姚、徐两家书运京事，当中董理其事者，为天津文友堂伙计李兰甫。据缪荃孙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李兰甫来查厚余书。”[25]502提到李兰甫来清点徐氏藏书。其间关于徐氏藏书的估价还产生了一些波折，缪氏此年六月致徐乃昌札云：“此书全仗李兰甫玉成。因不收范氏书，其党并此书亦太讥贬。兰甫说，如不要，我运进京自卖，至多不过八折。早许以润。姚宅亦万金，可与子木巡捕一询（大帅并知之，与兰甫生发），数目相同最妙。”（二百十八）[24]440端方收购姚、徐二家书共费两万两，据此札可知，二家书款数目相同，各值一万两，这与此前缪荃孙清点徐氏家藏字画、书籍时估价相彷。又札云：“顷奉手书。前事甫有端倪。书籍须节后装箱。兰甫先到苏州装姚彦侍书矣。兄此时且缓来，俟书去，字画收进，再来叩谢递禀，批准方算结局。”（二百一）[24]435可知此时事已谈妥，李兰甫先到苏州将归安姚氏咫进斋书装箱（姚觐元、姚慰祖父子晚年侨居吴中，光绪十六、七年，父子相继谢世，售书者为姚觐元之孙姚绳武），再到扬州装徐氏藏书。又札云：“昨督辕派天津文友堂伙计李兰甫覆估书价，闻要送京师，大有发动之意。”（三百二十二）[24]470此时书将北运京师。姚氏、徐氏两家藏书在光绪三十四年年底送达学部。据恩光日记，光绪三十四年末、宣统元年初对两批藏书清点。宣统元年正月初十日，“两江总督端方赍来姚、徐二家共书一百八十箱”[26]。其中姚氏书共计六十六箱，一千零十一种。徐氏书有一百一十四箱，六百四十一种，两家藏书共计共十二万九百余卷。

宣统元年（1909）京师图书馆创立以后，缪荃孙被聘为图书馆监督，因张之洞去世而却聘，宣统二年十月始到任。到任后不久，即开始拆箱清点藏书，编纂书目。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缪氏致徐乃昌札曰：“弟初四到京，十一销假，十五到学部，十六到图书馆。……堂官允准先开姚、徐两家书，分类归架，近又开敦煌石室经卷归架，内阁之书俟下月去领，文津阁之书须明年四月运到。”（第三百八）[24]466知此时内阁大库藏书尚未运到学部，首先开箱的是归安姚氏、南陵徐氏两家之书，二家藏书是京师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藏书。正如汪康年所言，徐氏藏书多为普通版本，而姚氏藏书多有精本[18]，因此对两家藏书整理、著录也不同。姚氏藏书精本较多，有不少黄丕烈、汪士钟旧藏，故有三百多种被收入京师图书馆所编善本书目，而徐氏书只有寥寥数种选入。除了徐氏藏书版本不精的原因以外，这还与缪荃孙编纂《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的方式有关。最初缪荃孙利用旧家书目合编《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因为内阁大库、海虞瞿氏各宗藏书有旧目可据，编入较易，故收录较多[12]。而南陵徐氏书没有现成的精编藏目，所以组入善本书目者极少，仅有一种，即《读礼通考》（原著录为“稿本”，实为旧钞本）。其后王懋镕、江瀚、夏曾佑所编三部《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增入《三朝野纪》（旧钞本）、《唐百家诗》附《唐诗品》（旧钞本）两种。再后张宗祥、史锡永所编两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又增入《周易传义》（明正统司礼监仿元大字本）、《四书语录》（清天盖楼刊本）、《续后汉书》（旧抄本）、《明季遗闻》（旧钞本）、《锦绣万花谷》（明嘉靖刊本）、《伊川击壤集》（明成化刊本）、《象山先生全集》（明嘉靖刊本）、《心史》（明崇祯刊本）、《御制文集》（明刊本）、《梅岩小稿》（明弘治刊本）十种。徐氏藏书在京师图书馆时期选入善本者一共十三种，其余书籍多著录于《京师图书馆普通本书目》，注明为“南陵徐氏旧藏”。而据端方奏折，南陵徐氏书共计六百四十一种，尚有半数可能未著录入目，或著录而未标记旧藏来源。

3.结 语

由上文所考可知，清末徐乃光欠下币局官款两万余两，以家藏字画、书籍抵偿。其中书画入藏江南图书馆，而书籍则北送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早期善本来源之一的“南陵徐氏书”，实为徐文达、徐乃光父子旧藏，非徐乃昌积学斋藏书。徐乃昌积学斋藏书直至抗战时期才逐渐散出，郑振铎先生为公家收得不少：“'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徐积余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27]又1940年2月16日致张寿镛函曰：“徐积余先生现在仍藏有批校本书数十箱，正在设法商购。” [28]8并在同年7月29日致张寿镛函所附“今后经费分配计划”，特别划出三万元收购“徐积余藏抄校本”[28]103，至此时徐乃昌藏书始大量散出[29]。清末京师图书馆入藏的“南陵徐氏书”，实则与徐乃昌积学斋藏书无涉，可能是因为徐乃昌积学斋藏书有“南陵徐氏”的藏印，又在后来有部分藏书收归北平图书馆，与馆中原京师图书馆旧藏的“南陵徐氏书”混居一室，后人遂将“南陵徐氏书”等同于徐乃昌积学斋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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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振岳，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著有《内阁大库藏书研究》。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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