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帝时代”：考古发现巧合现象，难怪史记第一篇讲五帝

十九世纪，随着西方的崛起，开始从18世纪的“中国热”转向“中国黑”，直接否定夏商，认为中国历史是从周代开始。

甲骨文出土后，不仅证明了商朝存在，也证明了中国历史的可信度，但西方虽然承认了商朝，却至今依然不承认夏朝，自然也全盘否定更早的“五帝”。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影响下，很多中国人也开始否定夏朝、更完全否定五帝历史，至今此类文章在网络上屡见不鲜。

但问题是，五帝时代虽然距今久远，但真的完全不可信吗，没有一点真实的基础吗？现代考古发现巧合现象，如此也就难怪史记第一篇讲五帝本纪！

考古发现的大动荡时代

根据史书记载，“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其中蚩尤暴虐好战，此后发生炎黄之战、黄蚩涿鹿之战等。因此，五帝之前的中国处于大动荡时代，黄帝结束了这种混乱，建立了相关秩序，此后中国进入相对稳定的五帝时代。

极为巧合的是，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中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原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指出：此时“社会在经过极其繁荣的仰韶庙底沟期之后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重组的调整阶段。”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赵辉认为：公元前3000年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重组，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东方大汶口文化、南方石家河文化，相继影响到中原地区，“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形成了几支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特色的地方文化，它们被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考古表明仰韶晚期之后，大约距今5000年—4500年间，中原地区混乱不堪，社会动荡不安，血腥、暴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用考古学的话说，这一阶段属于“文化重组”。显然，这恰好符合史书中黄帝的经历。

还有巧合的是，史书记载五帝之后相对和平，而考古除了发现龙山时代的“文化重组”不如之前激烈外，还有一个重大特征，即“成组礼器”开始出现。仰韶时代，礼器并不鲜见，但却基本没有“成组”的。中国是一个礼乐之国，成组礼器的出现，显然反映出社会秩序的建立。

但问题是，史书对黄帝时的大动荡，五帝建立秩序的记载，却与考古高度吻合，那么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对上古历史的记载？

中国文字中的起源秘密

谈及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外很多人只认甲骨文，但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焉能没有更早的源头？

其实，以彭头山遗址符号、贾湖刻符等来看，中国文字史大概已有万年左右。但在五帝时代前后，却是中国文字发展的重要时期。

学者苏秉琦指出：“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人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

根据苏秉琦与其他学者考证：甲骨文中的“酉”、“鬲”、“畐”、“丙”、“宫”等文字，在仰韶晚期前后已经出现。因此，这些文字对应的器物造型，很多在龙山时代已经消失，在商代已经彻底消失，因此这些文字不可能是商朝人创造的。

仰韶晚期距今大约4800年前后，其后就是五帝时代。换言之，五帝时代前后，中国文字出现重要变化，因此史书上说仓颉造字，其实并不完全是神话。

还有，洛阳皂角树遗址属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一个“车”字，这种造型在商代也不存在；陶寺遗址出土两个文字（或三个），其中一个如上图，学者将之释读为“文”。

也就是说，五帝时代中国已有记事文字，那么史书上流传下来的五帝历史，就未必完全是神话了，也就不能轻易全盘否定！

周髀算经中的地中秘密

所谓“地中”，就是地之中央。当地中概念与国家结合时，就出现了“中国”这个称呼。

周礼记载，地中的标准是夏至正午日影“一尺五寸”。然而，中国第一部算经《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地中标准却是：“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

问题在于：周礼与周髀的地中标准不一样？原因其实很简单，周髀记载的是五帝时代的地中标准。

位于山西临汾襄汾的陶寺遗址，如今普遍认为是“尧都平阳”，其中出土了一件“木胎漆绘圭尺”。所谓“周髀”，就是“表”或“股”，竖立在地上，圭尺与之形成直角。太阳照射在周髀上，在地上圭尺上“勾”出影子（详见下图），因此这就是勾股定理的“勾股”。

在“木胎漆绘圭尺”上，第11刻度极为突出，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学者何驽多次实测确认，第11刻度对应的是夏至日影“一尺六寸”。

由于在夏至日影“一尺六寸”纬度线周围，够得上上古都邑的遗址，除了河南西水坡遗址（距今6500余年），还有与陶寺遗址大致同时代、相距40公里的周家庄遗址。因此，周髀算经中的地中标准，无疑就是在陶寺遗址一带。

但问题是：陶寺先民使用的地中标准，为何会出现在周髀算经中？显然，4000多年前五帝时代的历史并未全部失传，而是部分传承了下来，故而周髀才会记载地中“一尺六寸”。

可见，夏朝建立之前的千年历史，可能并未完全失传，而是部分传承了下来，故而先秦《尚书》、《左传》等文献都涉及了一些五帝时代的历史。或许，由于传承了一些上古杰出人物事迹，于是古人将之总结为“五帝”，进而司马迁将之整理为《五帝本纪》。

当然，司马迁说得很清楚，上古帝王过于久远，《尚书》存在残缺，部分帝王事迹“文字粗疏而不典范”，乃至（因为不相信）“读书人有的也不传习”，因此难辨真假。但他走遍神州大地，与很多老人交流发现五帝事迹，“与古文经籍记载相符的说法接近正确”，最终根据文献考证与实地采访，“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五帝本纪）为本纪书首”。

因此，五帝时代的历史，应该有所传承下来，但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传承的并不完整，乃至只是一些零散传承。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古人总结的五帝事迹，其中应有臆测之处，故而不能全信，但西方学者将五帝归于完全虚构的神话传说，显然也不够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