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甫三让总负责人，主席为何次次反对？夸赞他是“开明之君”

作者：胡显达

1933年，随着博古、洛甫（张闻天）、周公等首长从上海陆续来到苏区，主席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军总政委的岗位，被晾在了一边。红军反“围剿”上的事，由博古、李德、周公组成的“三人团”全权负责，主席几乎插不上手。

作为朱毛红军和苏区的创建者，主席被博古“大材小用”，安排到了地方工作。他摸索总结的一套反“围剿”经验也束之高阁，弃而不用，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埋下了种子。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到地方工作的主席无时不在关心前方的战事和红军的安危，多次向“三人团”提建议，但因不合博古和李德的调子，未予采纳。随着黎川、广昌等地的失守，彭总气愤地痛骂李德“爷卖崽田不心痛”，表达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博古和李德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主张的失望和不满。

【李德】

（一）洛甫一让总负责人给主席

初来苏区的洛甫，作为留苏派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本是博古的主要支持者，但亲眼目睹红军反“围剿”的一再惨败，博古还一再拒绝主席的正确建议，也渐渐对他一意孤行、不纳善言的做派产生反感。

在地方工作中，洛甫从苏区群众和红军战士的口碑中，对主席从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或“山沟里土生土长出来的马列”刮目相看。他逐渐放下自己留苏派大理论家的架子，乐意与本土派的主席交流各自的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

在博古、李德策划的秘密转移中，本来想把主席留下，与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人一起坚守苏区，牵制敌人，掩护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创建新的苏区，但在项英的劝说和周公的反对下，还是把主席添加到了转移人员名单，并与洛甫、王稼祥机缘巧合地分在了一起。

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路上，主席与洛甫、王稼祥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逐步形成了必须尽快改变“三人团”错误领导，才能挽救红军危机四伏、被动挨打命运的共识。

【博古（左二）、王明（左三）】

湘江失利后，从苏区转移出来的8万多红军一下锐减到3万人，部队上下产生了极度悲观的失败情绪，指战员也呼唤主席重新出山，指挥红军。在通道会议上，在关于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的讨论中，博古和李德无视蒋军早已埋伏重兵，设置口袋的实情，依然坚持红一方面军渡过长江与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如若执行，又将重蹈湘江的覆辙。

危机关头，主席不再忍耐了，他坚决反对博古、李德的计划，力主红军向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寻求开辟新的苏区。

洛甫与王稼祥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越发催促博古、周公等人尽快在遵义召开一次会议，总结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解决红军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洛甫建议主席在会上作主要发言，他与稼祥敲边鼓，彻底清算“三人团”的军事路线及其错误领导，推选出新的领导机构，指挥红军脱离险境，发展壮大。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取消了老“三人团”，增补了主席。按照洛甫的本意，博古让出总负责人的位置，想让主席接任，但主席没有同意。

当时，主席的考虑有三点：

一是领导机构的改组动作不能太大，他若一下子接任总负责人的位置，有点太突然，甚至在博古、凯丰等王明线上的人还占多数、思想一时半时还转不过弯来的情况下，难以服众，不好开展工作。

二是由洛甫担任总负责人的岗位更合适些，《遵义会议决议》是他起草的，而且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接任博古的岗位也是顺理成章，合乎大家的意思。

三是洛甫也是在苏俄学习马列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由洛甫当总的负责人，有利于与莫斯科沟通，也更容易获得莫斯科对我们的支持。

【主席、洛甫、王稼祥】

（二）洛甫二让总负责人给张氏

红一方面军在草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氏在摸清红一方面军剩下不足10000多人的实情后，便膨胀起了自立的野心。他以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兵强马壮，实力碾压红一为要挟，以急需补充人手为借口，赤裸裸地争夺权力和地位。

面对咄咄逼人的张氏，为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洛甫顾全大局，打算要总负责人让给张氏，遭到主席的坚决反对。

主席的考虑是：洛甫是一个开明之君，洛甫当总负责人，可以有效整合平息组织内的不同声音对军事决策的干扰，让他可以集中精力、放开手脚做好最迫切的军事工作；

张氏要的是红一、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要的是红军总政委的位置，他对总负责人的职位不感兴趣，也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总负责人的位置坚决不能让给张氏，这个岗位拥有召集会议及其确定会议议题、发布重大决议的权力，至关重要，绝对不能让出去。

主席的这些反对意见是极具远见的。假若洛甫把总负责人的岗位让给了张氏，那么随后发生的北上和南下之争，以及张氏的另立，就可能遇到更大的麻烦。如若张氏处于总负责人的岗位，那么红军北上的合法性就可能大打折扣，背负不服从组织命令的恶名，张氏另立的合法性也就会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红军就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

【主席与张氏】

（三）洛甫三让总负责人给主席

长征结束后，洛甫虽然是总负责人，负责全面工作，主席主要负责军事工作，但主席凭着他极为出色、久经考验的才能，实际上成为核心。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莫斯科“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指示，试图冲击主席在抗日统一战线上提出的正确主张。王明的目的，就是想借机谋取他在延安的地位。

【洛甫】

1938年3月，洛甫特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王明在延安的表现和主席的正确主张。同年9月，王稼祥在会议上向延安传达了莫斯科的最新指示，肯定了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要求延安方面的事情要在主席的领导下解决。

在这次会议上，洛甫再次诚恳提议推举主席为总负责人。但主席经过全面考虑，还是没有答应。主席对张闻天诚挚地说：“洛甫，你是开明之君，还是由你继续担任吧。”

主席的考虑是正确的，也是很长远的。当时延安的力量还很弱小，独立自主的本钱也还不多，急切地需要莫斯科的支持。由洛甫过渡性地继续担任总负责人，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压制王明路线的干扰，保持和巩固延安的团结；另一方面也还可以继续与莫斯科保持良好的沟通，从苏俄那里获得更多的援助。

洛甫不愧是主席赞不绝口的“开明之君”。在王稼祥传达莫斯科的最新指示之后，洛甫实质上加快了这种地位上的“主动让贤”。一是将开会的地点从他住的窑洞移到杨家岭主席的住所；二是他把自己先前抓的工作逐步交给主席，自己则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工作。

1938年11月，主席开始主持书记处工作，但他只管大事，不善处理日常事务，日常事务还是由洛甫处理，秘书局也跟着洛甫。一些会议仍由洛甫主持，但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主席居首，署名“毛洛”。

1943年3月20日，延安方面实施改组。书记处作为日常工作办事机关，由主席、少奇同志、任弼时三人组成，洛甫完成了过渡性的历史使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继续革命事业奉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