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父之都:考古取得重大发现,难怪古史说“鲧为崇伯”
根据史书记载,大禹之父叫鲧,因建造城郭有功,帝尧封他于崇地,故后人称鲧为“崇伯鲧”。三国时韦昭注释《国语·周语》时指出:“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至于崇地所在,古今学者考证认为在嵩山一带。比如,清代王念孙指出:“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经传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异文。”因此,禹父鲧亦可称之为“嵩伯”。
但问题是,如今大禹与夏朝的存在,还存在不小的争议,更遑论大禹之前的历史,那么禹父鲧的历史,到底可不可信呢?现代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嵩山出土中心聚落遗址
新中国之后,在河南郑州登封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土岗上,考古发现两座小型城堡,被称为“王城岗遗址”,大致建于公元前2100多年,所处时间与鲧吻合,属于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两座城堡呈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已经被河流冲毁了。
王城岗所处的颍河上游,迄今已陆续发现12处与之同时代的遗址,由此构成了一个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现金字塔状分布,其中王城岗遗址属于中心聚落。换言之,王城岗是聚落中心,属于领导者城堡,区域性老大或“伯”。
更为重要的是,在王城岗附近,一直流传着鲧禹传说,尤其是禹都阳城的传说,而就在十五里之处,出土了战国阳城遗址。因此,王城岗小城堡出现之后,就不得不让人将之与禹都阳城或“鲧作城”联系起来。
但问题是,王城岗城堡面积只有万平,大致符合了鲧的历史地位,却不太符合开创夏朝的大禹的地位,因此王城岗小城堡与鲧到底有无联系,还是缺少较为可信的证据。不过,新世纪之后,王城岗遗址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王城岗的外围还有大城
新世纪之后,鉴于王城岗遗址的重要性,于是又开始重新考古挖掘,结果在这个小城的外面居然又发现了一个大城,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其中有两个发现极为重要:
首先,王城岗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一块青铜器残片,学者推测应为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同时,该遗址出土大量玉器(琮等)、绿松石器和白陶器等高等级器物。可见,王城岗大城的主人是一个“王者”。
其次,碳十四测定发现,上文所说的灰坑,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之间,与大禹时代高度一致。换言之,先有东西小城堡,后来又建造了30万平米的大城。
史记记载,帝舜禅位大禹之后,大禹先是守丧三年,之后“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都来阳城朝拜大禹,最终大禹(应在阳城)称帝。
正因如此,北大考古学系主任李伯谦认为:“王城岗后来发现的这个大城代表的,应该就是禹都阳城的那个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中国古史值得我们相信
由于缺少自证性证据,兼之史料记载过少,如今的确很难确认王城岗小城为鲧都、大城为禹都阳城,但在史书记载的崇伯鲧所在之地,考古却发现的王城岗遗址,与史书上的鲧禹在时空上竟然高度巧合,不能不让人将两者联系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古史“满纸荒唐言”不同,从以往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古史记载值得我们相信,即史书中的“鲧都在崇”极有可能也是真实的历史。于此,可以看看以下两个案例:
首先是禹会诸侯。《汉书》记载,在安徽蚌埠西郊的涂山南麓有一座“禹会村”,是大禹与诸侯召开大会之所,这个村名一直延续至今。结果,在禹会村考古发现“禹会村遗址”,考古报告确认为是一座“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
其次是夏都斟鄩。唐朝《括地志》考证指出:“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故鄩城在洛州巩县(如今郑州巩义市)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大致在唐人考证的夏都斟鄩之地,现代考古发现震惊世界的二里头遗址。
类似事件可谓数不胜数,显然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而应该说中国古史记载比较精确,而且还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故而可根据史书按图索骥,由此出现一系列的“巧合”。据此,史书记载鲧之封地在崇可不可信,王城岗小城是不是鲧都?
可见,王城岗小城应为鲧都,大城应为禹都阳城,由此鲧自然也就被古史称之为“崇伯”了。
当然,古史说帝尧封鲧于崇地,这一点可能是后人附会之说,因为现代考古发现的最可能的尧都是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离王城岗遗址300公里以上,明显超出了当时的交通条件。
总之,古史记载的上古史,往往存在一定的历史真相,古人会在某些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层累地造”,因此鲧活跃于崇地,属于区域性的首领,或许就是历史真相,而将他与帝尧联系起来,则是后人的“层累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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