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京，蒋百里将军于五月五日午夜过后不久收到初步报告。因为正是午夜，他没有把陈绍等人叫醒。当晚他睡在办公室，以便随时可以收到更详尽的报告。详尽报告于清晨四时十五分抵达，三个半小时后，蒋百里用保密电话把情况告诉了在家里的陈绍，陈绍同意把事先准备好的有关这颗炸弹的声明于当天上午向报界发表。
声明说，已在东京投下一颗革命性的炸弹，该声明把东京说成是一个重要的陆军基地。
“这是一颗原子弹，是对宇宙的基本力的运用。这股连太阳都要从它那里吸取动力的力已被释放到那些在发动战争的人的身上。”
中华准备把日本的所有工厂、米头和交通线全部摧毁。“之所以要在汉京发表最后通牒，其目的在于使日本人民免遭全部毁灭。日本的领导人立即拒绝了那项最后通牒。现在，如果他们仍拒不接受我方条件，他们可以预期，毁灭性的打击将如雨点般从空中打来。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毁灭。”
凌晨，陈绍邀请了希特勒和欧洲纳粹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领袖一起共进早餐。在餐桌上，陈绍当场宣布了“强力炸弹”在东京投下，彩色电视机上的清晰画面，显然说明了——成功。
不管是希特勒还是其他人，根本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这场战争输不了。
在东京，原子辐射的神秘后果在五月七日拂晓开始显示出来。
前东京大学地质学家长冈省吾试图穿过瓦砾到学校去。他是不久前入伍的，出于对学校命运的担心，开了小差，步行好几个小时回来。他几乎无法测量这个无边无际的废墟。在爆心点附近的护国神社，他筋疲力尽地一屁股坐在石灯笼下。他觉得周身象针刺一样——这是辐射——立时跳起来。他发现石灯笼上有个奇怪的人影印，其表面已部分熔化。他马上产生一个可怕的念头：原子弹！日本必须立刻投降。
在好几十个急救站里，医生们都困惑不解。病人的症状是那样奇怪，医生们怀疑敌人用了某种酸性毒气散布杆状菌痢疾。有些受害者的脸只一面受灼；奇怪的是，有些病人脸上竟有鼻子或耳朵印。
和长冈一样，红十字医院的重藤医生也曾听说过原子能，他猜想病人是受了原子辐射。他用一个简单的爱克斯光检查器检查了医院的墙壁。他发现读数很小，得出结论认为呆下去是安全的。
原子后遗症是无法预测的。一等兵下山当时是离爆心地点最近的人之一。在闪光前，他是近视眼。现在呢，透过眼镜看，一切物体都有点模糊。是不是眼睛要瞎了呢？他把眼镜摘掉，发现自己重新获得了极好的视力。但他的头发却不断往下掉，他也有着成千上万人有的那些病症：先是恶心，接着便是呕吐，以后又是泻痢、发烧。其它反应不一而足，奇里古怪。
有些受害者身上出现亮斑——有红的，有绿中带黄的、有黑的、也有紫色的，但大家都活着。那些身上没有明显斑点的倒是立刻死了。有个人手被灼伤，没加理会，后来竟吐起血来。为了减轻痛苦，他把受伤的手浸入水中，“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蓝颜色，象烟似的从手上冒出来。”
所有余生者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怖，这种恐怖感又因某种模糊的内疚感和羞辱感而加剧：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对亲友和邻居的哀求置之不理，使他们继续埋在燃烧着的废墟中。
死者在临终前的痛苦的声音在他们脑际萦回。失掉孩子的父母不断责备自己，失掉父母的孩子认为这是对自己某种过错的惩罚。这个悲剧把日本人的复杂而亲密无间的家庭生活结构打得粉碎。
在东京，狂热的陆军不愿承担投降的责任，反而对一个主要城市全部被毁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提出疑问。东乡外相建议接受汉京宣言，很有条理地指出，原子弹“已急剧改变整个军事形势，为军方提供了大量结束战争的理由，如今，东京，佐世保，名古屋，横滨，这四个城市已经彻底化为灰烬。战争也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陆军认为东乡这个建议并没有什么值得可取之处。
“这种行动是不必要的，”陆相阿南反驳说，“另外，我们还不清楚那是不是原子弹。”只有陈绍才这样说。它可能是某种诡计。应该立刻派日本著名核科学家仁科芳雄博士前往东京进行实地调查。
当仁科博士和情报局局长有末精三中将就要在立川空军基地上飞机时，空袭警报又狂吼叫起来。有末中将令仁科博士等警报解除后再走，自己则带了几名部下立刻起飞。
黄昏时，飞机抵达东京。有末将军曾见过许多被燃烧弹烧成废墟的城市——一般说来，这样的城市总有余烬，临时搭的厨房也会有炊烟，总有些活人活动的迹象——但是，在他飞机下面的这个城市却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漠。没有烟，没有火，什么也没有。连条街道也看不见。
驾驶员转身喊道，“阁下，这就是东京。怎么办?”
“着陆！”
飞机在港口附近一块草地上降落。有末下飞机后，发现地上的草，都呈奇怪的泥土色，并向东京湾的方向倒伏。前来迎接的是个陆军中佐，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他的脸的左半边已被严重灼伤，右半边却完整无损。
有末乘汽艇来到船舶司令部。在—米头上迎接他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时代的朋友马场英夫中将，马场报告说，东京既没有水也没有电。
两位将军在露天一张长木桌旁坐了下来，点了一支蜡烛照明，马场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谈起他女儿如何在上学的路上被炸死，“不仅是我的女儿，还有成千上万无辜的孩子被屠杀。这种新式炸弹真是象魔鬼，用它实在是太可怕，太残暴了。”他用手捂住自己的险。
有末搂住他的朋友。“请记住，我们都是军人，”他说，马场为哭泣一事表示抱歉。他告诉有末，“一直有谣传”说，中华可能还要在东京投一颗这种新式炸弹。
回城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工作队开始收集尸体，用随便拣来的木头把它们火化。这种气味闻起来有点象烤沙丁鱼，令人极为恶心，但有些工人却变得特别爱闻它，它竟然能刺激他们的食欲。
仁科博士所乘的飞机于次日下午抵达。他视察了全城，当即得出结论，只有原子弹才能造成这样的惨像。他通知有末将军说，这是一颗铀弹，与他正在试图研制的相似。他是否应继续研制他的炸弹?
有末没有回答。
东京以及另外三个大城市的毁灭使日本更加迫切而不现实地希望通过德国出面为和谈斡旋，东乡致电驻柏林大使佐藤称：
“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德国的态度。请再作努力，并即复告。”
五月八日下午，佐藤大使请求立刻会见安德里。几个星期来，安德里一直避而不见佐藤。安德里答应晚八时见他，但几分钟后又不加解释地要求把会见时间提前到下午五时。
五时前几分钟，当佐藤进入迂回曲折的帝国大厦时，他强作镇定，他被领到安德里的书房，但他还来不及用德语(这是他的习惯)向这位外交委员致意，安德里就把手一挥，打断了他。“我这里有一份以德国的名义给日本政府的通知，我想向阁下转达。”
佐藤的本能告诉自己这是一份宣战书。虽然这并不出他之所料，但是这件事之成为现实却是一个打击。安德里起身离开办公桌，在一张长桌的一端坐下来。佐藤被示意在桌子另一端的椅子上坐下。安德里以固有的表情开始宣读一份文件：
“在罪恶的苏维埃苏联战败后，日本是远东继续进行战争的唯一大国。
中华帝国于四月二十六日关于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向德国提出的在远东调停的建议失去了全部基础。
德国政府认为，这个政策是唯一能更快实现和平，使人民免作进一步牺牲和进一步受苦。
鉴于以上所述，德国政府宣布，自明日，即五月九日起，德国认为自己对日处于彻底断交状态，日住德国大使馆，限于三天内全员撤离欧洲。。”
佐藤大使抑制着冲动，作为照顾，他能否把这个消息用电报通知他的政府。安德里改变了毫无表情的面容回答说，他想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还可以用密电。
他说，就个人而言，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对于过去几年你作为大使的行动我一直深为满意。我感到高兴的是，尽管我们遇到种种困难，我们两国也没有彻底的交恶。”
“对贵国政府之善意和款待，我谨表示感谢，”佐藤吞吞吐吐地用德语回答说，“这使我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仍能呆在柏林。我们要作为敌人分手，确实是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不管如何，让我们握握手再分别。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握手了。”
他们握了握手，但日本大使馆内的电话几乎立刻就被切断，所有电台设备全部被没收。佐藤用日文明码写了一封电报，派人送到电报局。
毫无疑问，对东京的轰炸使德国人把自己的态度彻底端正过来。
告日本人民书：
“中华要求你们立刻注意我们在这份传单上所说的话。”
“我们已掌握人类从未有过的破坏力最大的爆炸物。一颗我们新近发明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实际上等于两千架我们的巨型B—39轰炸机执行一次任务时所能携带的爆炸力。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值得你们思考的。我们庄严地向你们保证，投弹是极其准确的。”
“我们在你们的本土使用这种炸弹还刚刚开始。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怀疑，请你们了解一下，东京挨了只不过一颗原子弹后的情况。”
“在利用这种炸弹摧毁军方拖延这场毫无用处的战争的一切资源之前，我们要求你们现在就向天皇请愿，结束战争。我们总统已为你们概述了体面的投降的十三条结果。我们敦促你们赶快接受这十三条，开始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爱好和平的新日本而努力。”
“你们现在就要采取步骤，停止军事抵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这种炸弹以及其它一切优越武器，立刻强行结束战争。”
“现在就从你们的城市中疏散开！”
即使在传单散发以前，日本报纸就已经开始提出警告，说在东京已经使用“新式炸弹”，“切不可等闲视之”。《日本时报》说，敌人好象“为了急于尽快结束战争而一意要尽可能杀伤无辜生灵”。
美国有一篇题为《对人类道义上的暴行》的社论透露，这种新式炸弹具有“空前未有的威力。它不但已把一个城市的大部分摧毁，而且还使特别多的市民非死即伤”。
致嵯城根教授
寄自：以前阁下在中华期间的三名科学界同僚。
“我们以个人名义发出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敦促阁下运用作为有声望的物理学家的影响，使日本大本营相信，如果你们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你们的人民将遭受的可怕后果。”
“若干年来，你已经知道，如果一个国家愿意付出昂贵的代价去准备必要的材料的话，原子弹是可以造成的。现在既然你看到了我们建立起生产它的工厂，你心中必然毫无疑问，昼夜开工的工厂一定会把它们的所有产品送到你的祖国土地上爆炸。”
“在三个星期中，我们在日本四大城市各投了一枚这样的核弹。”
“我们请求你向你的领导人证实这些事实，尽你的最大努力去阻止生命的毁灭和浪费，如果继续轰炸下去，其结果只能是你们的全部城市被毁。作为科学家，我们对一项出色的科学发现被这样利用感到遗憾，但我们向你保证，除非日本立刻投降，否则，原子弹就会愤怒地象雨点般不断落下。”
然而这封信被扣下了，并没有到本人手上。嵯城根也是到战后才知道这件事。
长崎是个有二十万人口的城市，象旧金山一样，这个城市是建在一些陡峭的小山上的。它的港湾面对东海。长崎是寓言传说中风景特别秀丽的港口，尤其是此时，已稍有秋意，许多树叶已转红，或转黄，显得光艳夺目。市中心面朝港湾，浦上川从北面流进该湾。多少世纪来，长崎就以此地为中心，向各条山谷，包括向这条河形成的山谷扩展，此处是长崎的工业区，容纳了全市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力。
一五七一年，葡萄牙人曾协助把长崎由一个渔村变成日本的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输入了烟草、军火业和基督教。由于对基督的信仰广泛伸开，日本政府便采取残酷手段镇压。所有的传教士不是被杀就是被迫离开该地，但十七世纪时，他们的三万七千名信徒群起叛乱，反对宗教迫害。他们在长崎附近的一个堡垒周围集合，在几艘荷兰船的帮助下，击退了中央军，坚持了三十个月，最后几乎一个不剩地全被屠杀。
然而，他们的信仰却流传下来了，长崎仍然是日本最欧化的、信基督教的人最多的城市，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它有许多教堂和教会学校，有数以百计的西式房屋，还有吸引游客的建筑物，例如传说中蝴蝶夫人的俯瞰港湾的旧居格洛弗大厦。
森本繁由正急忙赶回长崎的家中，他是个神经质而且已吓丧了胆的人。仅仅三天前，他曾奇迹般地从东京的轰炸中死里逃生。在东京，他曾为陆军做了几个月的防空风筝。原子弹爆炸时，他正在离爆心地点不到九百米的地方买油漆刷子。使他从闪光下得于幸免是那家单薄脆弱的小铺子的残骸。他和三个店员一起，搭上一辆运煤车逃离东京到长崎的安全地带。
整个晚上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谈论着“原子弹”。是不是某种超自然力因为日本攻击了中华而惩罚它?当运煤的火车爬过陡峭的山坡，急速地开往长崎火车站时，他怎么也不能摆脱这个预感：原子弹会跟着他到他家里来的。他必须给妻子提出警告。他将近十一点钟时回到他的座落在市中心的店铺里。
风筝商森本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妻子说，东京已经吃了一颗可怕的炸弹，他怕下一次该轮到长崎了。他把闪光情形描述了一番：“首先是一下蓝色的大闪光——”
正说到这里，一下令人睁不开眼睛的蓝色闪光打断了他的话。他慌忙把地板上的活门打开，把老婆和孩子塞进去，当他把沉重的盖子拉下来时，突然地动山摇，好象地震似的。
天空中，几架中华飞机开始返航。
要是天空没有云的话，刚好在原定投弹点正下方的森本的铺子本来是必定会被消灭掉的，但是，炸弹是在体育场和浦上川东北好几百米处爆炸的，在三菱制钢所和三菱鱼雷工厂之间。
第二天就要满十四岁的岩永肇其时正在三菱鱼雷工厂附近的浦上川洗澡。他看见飞机丢下一个黑黑的东西(是个装仪器的筒)，然后散开成一顶降落伞。他对一个同伴喊道“友机！”然后兴高采烈地扎进水里。
就在此时，闪光出现了。几秒钟后，他露出水面，四周成了一个漆黑的世界。他觉得左肩热辣辣的，一看，肩部已呈黄色。他迷惑不解，伸手一摸，皮掉了下来。
天越来越黑，他拼命向岸上游去。当他伸手去拿衣服时，有两个象垒球大小的蓝黑色烟球向他打来，其中一个打中他的衣服，烟球立即消失，衣服着火。爬上岸后，他听见有个同伴在河中痛苦地尖声高喊“妈妈呀！”他被巨大的雨点打了一阵。
十五岁的深堀妙子正在一个用作公共防空洞的天然洞穴内帮忙把水抽出来。她被抛进泥浆里。此时她想起上个星期空袭时在造船厂里人们被活埋的事。她吓得魂不附体，向洞口摸去。到外边后(该洞离爆心点不到二百米)，她发现自己进了地狱。在洞口工作的工人全被烧焦，连前胸后背都已分辨不出。有个人，头发没有了，全身是黑的——分不出是男是女——茫茫然从她身边走过，腰间只剩一条燃烧着的裤带。
妙子沿山谷的东坡回家去找母亲。一个陆军士兵截住了她说，那个方向不能通行。她跟着这个土兵越过铁路来到河边，连自己的右脸和右肩被烧伤了也没觉察。不知什么原因，她突然肯定在山上的家人安全无恙。
沿山坡再向上，在监狱附近以及离爆心点不到二百七十五米的地方，十二岁的东海和子，在爆炸前爬进还未完工的家庭防空洞休息。洞上的土层有两英尺厚，就是这个洞从闪光下救了她。她觉得身上有某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并听到有煎排骨的毕剥声。她爬到外面——却进入黑暗之中。她莫名其妙——还以为是天黑了——什么也模不到，也闻不到任何气味，便毫无目的地走开了。
烟尘消散后，和子发现自己站在一道摇摇欲坠的墙根前——涌上监狱就剩下这一块墙了。她转身回家。房子已经不翼而飞。和子把埋在瓦砾下的母亲拉了出来。母女二人在破墙烂瓦中找到了东海先生。当他被拉出来时，他身上的皮肤象人们脱手套一样掉了下来。
靠近山坡顶端有一所七十个床位的肺结核疗养所，离爆心地点约一千五百米。秋月辰一郎大夫正用一根长针向一位男病人的肋部注射，此时他听见某种凄凉可怕的怪声。好象是一架巨型飞机轰鸣着向他们冲下来。要炸医院了，“在地板上卧倒”他喊了一声。他把注射针一拔便卧倒在地板上。只见白光一闪，火屑如雨点般打在他身上。他挣扎着站起来，没有受伤。空气中充满石灰粉末，呛得喘不过气来。
他生怕二楼三楼的病人已全被炸死，带了一个护士向楼梯奔去。惊魂未定的病人蜂拥而下，他们只受了些外伤。他从窗口望去，只见浦上山谷里黄烟滚滚。教堂已经起火，职业训练学校也大火熊熊。天空红而黄浊。他情不自禁地走进花园。茄子叶和土豆叶都在冒烟。这颗炸弹必定与东京吃的炸弹相似。长崎医科大学校长曾看见过东京的废墟，前一天还在师生员工大会上激动地描述了一番。
在山谷底下，小佐八郎刚走进鱼雷工厂的仓库领某种金属材料，他突然觉得很怪，但又说不出来。他转身一瞧，只见窗户全冒着有色的火焰——必定是煤气储存罐爆炸。天花板塌了下来，他倒在地板上。他跌跌撞撞地朝工厂医务室走去，没感觉到头上、脚上和大腿上被划破的大口子。医务室已经没有了。在犹如黄昏的昏暗中，人们无可奈何地团团打转。
他的本能告诉他快跑，快回家。由于流血过多，衰弱不堪。他解下绑腿扎紧大腿止血。他生怕亲友找不到他的尸体，没人安葬，便朝南面的三菱制钢所走去。不一会，双脚再也站立不住，他便手足并用，继续爬行。
三菱工厂绵延约一英里，一直延伸到火车站。在厂里，十六岁的小幡悦子那天早晨刚踏上新的工作岗位——在二楼安装机器零件。冲击波把她打得失去知觉，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悬在离地面六英尺的房屋残骸上。
有人把她抬上卡车，运往东坡的大学医院，但大火迫使这辆“救护车”绕道南边的车站，在街上，大火延烧开来，堵住去路。病人们被命令下车步行。悦子痛苦地爬下卡车。
烈日当空，又大又红，象一团火。她想趴在卡车底下躲一躲，趴不下去。天空不适时宜地又下起了大雨，雨点打进火中，落在滚烫的地面上，嘶嘶作响。
天空，中华飞行员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好象从地球的内部升起，喷出一个又一个白色大烟圈”。
乘坐在一架入侵者战斗机副驾驶位置的记者陈明智看见一根大火柱，冲入空中足有两英里高。当这个火柱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新的生物品种，令人难以置信地在人们眼前降临人世”时，他拼命在本子上记录。
火柱顶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蘑菇，烟浪翻滚，比之于火柱本身，更栩栩如生。白浪有如汹涌怒祷，象一千根水柱此起彼伏。几秒钟后，蘑菇与茎干脱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较小的蘑菇。陈明智想，这好象一个被砍掉脑袋的怪物又长出一个新的脑袋。
“少校，我们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机载无线频道中，有个飞行员说道。
“喂，老高，你刚才杀死的日本人有十万。”
老高没有回答，这个核弹是他按下投放按钮的。机群也开始返回。这是中华对日本的第二波核弹攻击。
“九时一分五十八秒用肉眼轰炸了长崎，没有战斗机迎击，也未遇高射炮火。轰炸结果从技术上说是成功的。”
长崎的受害者不全都是日本人。在三菱制钢所，一群由越南被抓来的劳工组成的劳工队刚好遇上爆炸，死了不少。一英里外的战俘营也受重创，谁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即使在四十英里外的千流战俘营，在巴丹被俘的外科医生朱利恩.古德曼大夫也感觉到冲击波。先是沉闷的隆隆声，接着吹来一阵狂风。地面颤动。片刻后又一次颤动。澳大利亚籍医生约翰.希金说：“一定是大规模舰炮袭击开始了。”冲击波和震动延续五分钟光景。这种难于解释的现象使战俘营发生了变化。战俘们被叫到食堂，他们获悉不再派他们下矿井采煤了。
一架日本水上飞机在一万英尺的高空穿过云层，直接飞向长崎。十分钟前，佐世保的海军航空队基地收到报告说，附近的长崎遭到“大轰炸”。飞机驾驶员是二十岁的士官候补生，他是擅自驾机前往调查的。候补生小松曾从短波无线电里听到陈绍轰炸东京一事。这次说不定也是一颗原子弹。
飞机从云层里钻出来，遇到一根巨大的黑烟柱。上面，“象一个怪物的脑袋”，有一个不断胀大的大圆球，还象万花筒那样改变着颜色。再飞远一点后，小松才明白，那五光十色的颜色是太阳光线造成的幻觉。他开始绕烟云盘旋，下面的一切都看不见。他对两个同伴喊道，“咱们从云里冲过去！”
烟云好象炉火。小松拉开驾驶室的舱盖，伸出戴着手套的手——他觉得好象把手伸进了热蒸汽，忙把手缩回来，关好舱盖，发现手套上粘满“粘粘糊糊的尘土”。有个同伴喊了一声，兵曹长梅田在呕吐。天空越来越黑，热度越来越高。第三人是候补生富村，他打开了窗户透气。一阵热风扑在他脸上。他尖叫了一声，马上关住窗户。此时，飞机重新飞进阳光底下。他们的脸全都蒙了一层灰色的尘土。
小松的脑袋悸动发胀，他克服自己的恶心，盘旋下降。下面，长崎已是—团大火，浓烟滚滚，他减速低飞以便拍摄照片，但地上的热浪迫使他向港湾飞去。他打算在港内降落，然后步行进城继续探索。
两年后，小松等人皆都死于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