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977，恢复高考 (1)
1977年2月，华国锋主席公开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让知青们颇感茫然，既然“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中央仍旧会始终不渝地执行。知青全体回城也就没有了实施的可能，我们依旧要在这里“大有作为”下去。
1977年8月，复出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恢复高考，并决定当年12月举行高考。这个消息传到云南，众知青面前陡然铺开了一条康庄大道，顿时欢呼雀跃，四处奔走相告，很多知青开始复习已经丢了多年的功课，一瞬间中学课本成了最抢手的图书，甚至红过了“毛选”，我和赵跃进为了一本数学课本，险些把我们班长活活掐死。
课本到手之后，赵跃进白天在猪场看，我晚上出工回来看，我们的心都热得滚烫，想想看，不但能回城，还能上大学，对于我们这种黑七类子弟来说，那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如今大学敞开了大门，不再计较成分，不用出卖身体，大家各凭本事，真刀真枪地拼，我们焉能不喜？
我第一次欣喜地翻开课本，突然发现一个被忽略的严重问题——看不懂。
这怎么可能？我是知识青年啊，怎么会看不懂，我心里一阵恼怒，不行，肯定有我懂的，我把课本哗哗往后翻，翻了四五个来回，越翻心越凉，终于明白原来我这个所谓的“知识青年”肚子里确实没啥知识，我只懂怎么炖“蛇鼠一窝汤”，怎么抓蚊子吃，怎么偷鸡，可是人家也不考这个啊。想到此处，我平生第一次老羞成怒，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自个儿就把老脸憋了个通红。
我只好去问问赵跃进，他毕竟比我大，没准比我懂得多。见了面我还没开口，赵跃进就先提出了一个令数学界为之震惊的问题：“对角为啥是相等的？”这个问题彻底把我击倒在地，我脑子里飞速寻找，想从自己比较熟悉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结果吭哧了半天啥也没吭哧出来，不禁再次老羞成怒，一把揪住赵跃进的领子，暴喊一声：“我他妈的咋知道！”
看不懂也要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书干脆就是纸做的，那更是纸老虎了。既是纸老虎就没啥可怕，大不了老子一把火烧了它。书看得很累，书上的字要是一个一个分开，我都认识，可是他娘的这些孙子一旦组合到一起，我就说什么也弄不明白是啥意思，你说气人不气人？晚上看书越看越累，看不懂越来越急，越急吃的蚊子就越多，最后吃蚊子吃得都打饱嗝了，也没整明白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到底咋个解法，活生生把一本数学课本看成了悲情小说，眼泪都下来了。
赵跃进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看书看得落下个毛病，不管何时何地，其时多么生龙活虎，只要一翻开数学书，不出两分钟，立即睡过去，抽大嘴巴都抽不醒。有一次我晚上去养猪场拿书，到了猪场一看，赵跃进同志翻倒在猪圈里，正搂着一只小花猪嘴对嘴地打呼噜，时不时还吹个泡泡，明显是灌肠留下的后遗症。脸上淅淅沥沥全是口水，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还是小花猪的。我把他和小花猪分开，拽着他的胳膊在猪圈里转了一圈，赵跃进愣是没醒，把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好拿了书走人。后来赵跃进跟我说他从不失眠，如果睡不着，就随手拿过一本数学课本，都不用翻开看，只要盯着封面看一会儿，头一歪就过去了，快得跟休克似的。
没办法，看不懂数学就先看看语文吧。语文我最喜欢，至今还会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不考这个，但至少说明我有底子，不会看不懂。想毕我就又去找班长，班长脸色铁青，估摸着也正在为数学的事儿发愁呢。我说班长你先把语文复习资料借我看看，班长一把抓住复习资料，抱媳妇一样紧紧搂在怀里，连说不借。我勃然大怒，上去抱住班长的脑袋一阵乱晃，晃得班长晕头转向，两只手不由自主就伸开想保持平衡，我一把抢过书就走。班长在后面“小赤佬，小瘪三”地大呼小叫。
我也没工夫答理他，我这会儿浑身上下都是好学上进之心，找个地方接着看书。看着看着又出问题了，啥叫“修辞”，啥叫“语法”，啥叫“多层复句”？看来看去又是一头雾水，我心想完了，说了这么多年中国话，现在连“语文”都看不懂了。这他娘的可咋办？
看不懂也就罢了，可是我看书还落下个想入非非的毛病，经常不自觉地就神游天外，比如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馋得我口水直流，心想别说三百了，来三个给我尝尝也行啊。再比如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我立即就联想到洗得白白嫩嫩的杨贵妃，正光着屁股等皇上来临幸。还有更狠的，“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这明明已经整上了嘛！
这也不能怪我，当年不像现在，有比较多的那个……途径吧，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年可不一样，就是全凭想象。其时我身体的发育基本完成，尤其是脸发育得很好，很好的意思就是很长，好像吃蚊子那点营养成分全长脸上了，整个成了一把铁锹。谁要是把我脑袋拧下来，安个锹把就能铲土。不过说实话，要是没这铁锹脸，我大概只有一米七五，有了这铁锹脸，嘿嘿，本少侠变一米八了。话题扯远了，还是说念书吧，总之我这个书念得很是混乱，时而垂涎欲滴，时而血脉贲张，毫不夸张地说，看高考复习资料都能达到勃起状态的，整个兵团大概就我一个。
书读得很不顺利，复习时间也很短，而且当时农场是不允许知青们专门复习功课的，所有知青用的全是业余时间，在昏黄的灯光下，甚至是月光下刻苦读书，有人还不惜自残以换取病假用来学习。我和赵跃进也一样，后来我们毕生都没那么用功过。
1977年12月，我和赵跃进参加了高考，考试的详情我就不说了，说出来实在丢人，总之就是一塌糊涂吧。顺便说一下，赵跃进考数学的时候睡着了，由于鼾声震天，严重影响了考场秩序，被监考老师给轰出去了。
当时无论考不考得上，分数是不公布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了，是王连长（官方称呼王干事）告诉我们的。那天也实在是够丢人，王连长把我和赵跃进叫到连部，一见面就说恭喜恭喜，我们俩当时高兴坏了，抱着王连长说我们考上了？王连长一把推开我们说考上个球，我恭喜你们要继续扎根边疆了。说罢脸色一变，说你们俩丢不丢人？赵超美，你知道你数学考多少分？24分！你干什么吃的，他妈的白天看晚上看，你书都看到狗肚子里去了！我大惭，脸跟茄子一个色，赵跃进在旁边嘿嘿地笑，王连长大喊一声你笑个屁！把赵跃进吓得一哆嗦，王连长说你他妈的还好意思笑？你知道你自己考多少分吗？赵跃进啊赵跃进，你了不起啊了不起，竟然考了8分，你他妈的给老子考回来一张邮票啊。
高考双双落榜。我和赵跃进希望的肥皂泡再次破灭，想想也不能怪我们，文革开始的那年我和赵跃进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大字还没认识几个，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老师们都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上课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黑七类连学语录的资格都没有，就现在认识的这几个字，还是偷偷摸摸看“毒草”自学的呢，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当然还有个我和赵跃进死也不承认的原因——我们俩压根也不是学习的料。
1978年春天的时候，王连长通过自己在公安系统的战友打听到了小黛农的消息，小黛农已经被转到了思茅劳改农场服刑。思茅距离景洪县城大概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当时也没有客车，只有一些马帮会送一些粮食蔬菜进去。我和赵跃进决定去看小黛农，三年来小黛农没有丝毫消息，她现在怎么样了？她知道她爷爷老勒刀失踪了吗？
赵跃进很兴奋，嚷嚷着要给小黛农买这买那，我适时地提醒了赵跃进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俩的经济之力都不强，俩人加起来共有人民币三元一角八分整，这点钱还不够我们俩到景洪县城的。看着这点钱自己都脸红，没办法，我们就这点钱，说句老实话，俺俩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整十块的“大团结”是啥样。
没钱就去不成思茅，就算我们俩可以走着去思茅，但是两手空空怎么见小黛农？我们思来想去，只好去找王连长帮忙，顺便请个假。王连长听说请假，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一说到借钱，脸色就万分尴尬，把自己从上到下所有的口袋翻了个遍，总算掏出来五块钱，说你们拿去吧不用还我了。我们知道王连长的工资都要上缴给老婆，这五块钱没准就是一个月的烟钱，心里很过意不去，还想推脱一番，王连长说赶紧滚蛋，我看见你俩吃不下饭，就把我们轰出来了。
我和赵跃进收拾了一下行装，到景洪县城买了点牛肉干、水果糖什么的，就准备上路。我们的计划基本上是以走路为主，如果路上能碰到拉货的汽车，就想办法坐段顺风车。总之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走到思茅。
天上下着细雨，乡间的山路上寂静无声，我和赵跃进几乎听得见彼此的心跳声。晚上我们会走到很晚才休息，拿出窝头吃一点充饥之后，就把雨布裹在身上，躺在路边睡觉。四周有些不知名的虫子在鸣叫，我躺在地上，看着雨滴从天空中飘下，高考、回城，所有的烦恼全都烟消云散。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一种纯粹的宁静，那种宁静融化了我的心，融化了我的肺，把我彻底融化在了身下的泥土之中。我情愿变成一只蚂蚱，一只臭虫，哪怕是一只屎壳郎，只要是任何能够顺利融入这天地间的东西，就是不想接着当人了。
可是第二天一早，已经融化了的我又迅速凝固了回来。我醒过来掀开雨布，一条大金环盘在我身边，正睡得一塌糊涂，我吓得全身有毛的地方全都一阵发麻，所有的毛都立了起来。我一动也不敢动，这时赵跃进也醒了过来，掀开雨布就一声尖叫，那叫声就好像一个被阉得不是太干净的太监发出来的。我转头一看，好家伙，这小子就是比我有魅力，他旁边竟然盘了三条蛇。我赶紧对赵跃进说别动，赵跃进保持着半躺的状态一动不敢动，我先一点点从我的蛇旁边往外挪，挪到安全距离以后，立即爬起来，又一点点挪到赵跃进身边。赵跃进的情况比较复杂，两边都有蛇，我伸出手拉住赵跃进，一点点把他拉起来，我们俩抓起雨布撒腿就跑，直跑到腿肚子抽筋才停下来。赵跃进哆嗦着跟我说：“蛇、蛇。”我心说废话，你以为是蛇皮腰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