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琅玡（今山东临沂）人，后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他出身于着名的士族家庭。自东汉以来，王氏家族就是一个声望隆重、代有杰出人物出现的贵族。王羲之的从父王导，位居司徒，在东晋王朝的建立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司马睿（元帝）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了王导的支持。王羲之另一位从父王敦，执掌着元帝朝廷的兵权。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任淮南太守，永嘉之乱时，他首先提出南迁政权的建议。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道出了王氏一族极高的社会地位和隆盛的权势。王羲之生活在一个土家大族中，他不浮夸，不骄纵，不屠靡，沉默寡言，勤奋好学。《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岂页，岂页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噉，岂页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周岂页时官至尚书仆射，他在宴会上把珍贵的食物牛心炙先割给羲之品尝，表现的是他对羲之的奖掖，同时使人们对羲之刮目相看，有了新的态度。王羲之“及长，辩赡，以骨鲠称”（《晋书·王羲之传》），改变了少年时期沉默寡言的样子，树立起了正直的性格。时人以羲之、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羲之在当时士大夫中赢得了美誉。位在丞相的王导也十分赏识羲之。大尉郗鉴让门生向王家求婿，王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同上）。这个东床快婿的故事成为美谈，从中见出王羲之卓然不群、超凡拔俗的品格。
初上仕途，做了一位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羲之任参军一职，王羲之于是做了参军，累迁长史。庾亮临终时，向朝廷上疏称誉王羲之“清贵有鉴裁”，使朝廷对王羲之愈加重视，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同上）扬州刺史殷浩一向对王羲之评价甚高，便写信给羲之，劝羲之接受朝廷任命，为国家政治作出应有的奉献。王羲之于是拜护军将军，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
王羲之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又能弃虚务实。他认为：“政以道胜，宽和为本。”从根底上讲，是既尊重了政治运作的规律（“道”），又倡导着宽缓平和的政治策略。有了这个认识，很自然地，也便提出了执政者应当“修德补阙，广延群贤”的主张，要求执政者尚德爱民，察补行政的缺漏，广泛征引贤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使政治清明。正因为王羲之有如此正确、清醒的政治认识，所以他对现实也能揭其弊端，击中要害：“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南渡之后，东晋王朝偏安江左，朝廷无节制之力，握有实权的军政要员各行其是，地方官吏滥发兵役、徭役，苛捐杂税压迫得人民直不起腰来，“刑徒竟路，殆同秦政”，王羲之为此痛心。
《晋书·王羲之传》载：“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开仓赈济灾民，上书争减百姓赋役。王羲之对当时吏治的许多具体弊病也能一一指摘，在自己任内纠正，抓住机会申述自己的政见。东晋土大夫多尚空谈，不理实务，王羲之重实际，反对空谈。他曾与谢安同登治城，谢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告诫他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王羲之生活清简，反对奢靡，“食不二味，居不重席”。他的名言。
王羲之他性情恬淡，深知显贵不足恃，决不“贪冒苟进”。他两句诗，说明他的人生态度：‘争先非吾事，净照在忘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这是因为世乱有才难用，也和王羲之的宗教信仰有关。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称病去郡，（《晋书·王羲之传》“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戈钓为娱”。时年59岁的王羲之（361）去逝。授金紫光禄大夫。王羲之诸子遵他先旨，因辞不受之称。
王羲之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地位，他流传至今的作品有600多封书信、数首诗和《兰亭序》。王羲之的书信有的很长，纵论国家大事，阐说人生道理，虽然率意为文，不事琢磨，但都情辞恳切，议论中肯；他的短笺，内容多是家常琐事，三言两语，信笔写出，姿态活泼，甚有情趣。很有代表性着名的《十七帖》中有几则短笺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
此信致周抚。周抚是东晋名将，长期镇守巴蜀。王羲之跟他有深厚的情谊。周抚不远千里，寄蜀地特产邛山竹杖给羲之，羲之以之分送会稽友人，信中即述此事。《礼记·王制》讲：“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送老年人手杖，乃是敬老尊老的表现。羲之此笺，语短情长，既见友情之笃，又见尊老敬贤之诚。
如《十七帖》中：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王羲之在信中询问汉代讲经堂中残留下的壁画，周抚可否能找人给摹绘一套寄来。信中羲之表现出对益州汉画的巨大兴趣，让人窥见这位艺术大师闪烁灵光的心底。
《十七帖》：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王羲之向周抚询问巴蜀是否真有盐井、火井，因为文献、传闻都说巴蜀多盐井、火井。为了落到实处，羲之特别加了“足下目见不”一句，让人想见这位艺术家清纯真率的天性和对益州山川物产的好奇心情。
《十七帖》中一则：
“青李、来禽、樱桃、日给滕，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唯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子者大惠也。”
王羲之信中讲到，橄榄、沙果、樱桃等果木种子，周抚从益州寄给羲之，羲之播种后，发现用布袋装来的发芽成长得好，用木盒装来的多不出苗。言外意是请周抚再寄果种时用布袋装盛。信中还说到去官之后特别喜爱种植果树，周抚送来的胡桃也长得很好。末尾诚致谢忱。此信看出羲之跟友人周抚的深情厚谊，琐屑小事的叙述中，也表现出羲之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深挚情怀。
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名士谢安、孙绰以及本家子便献之、凝之等41人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饮酒赋诗，各抒怀抱。诸人诗作汇为一册，王羲之为这册诗集写序，此序因而题作《兰亭序》。《兰亭序》前半写宴集的时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序文把三月三的宴集交代清楚之后，即以清简的文笔描绘出会稽山阴山川的秀美和宴集诸人“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的乐趣。“仰观”、“俯察”二句，见出羲之阔大的胸怀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兰亭序》的后半部分即事抒情：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斩足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过，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子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妥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上半部分将文义归结在“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一句中，表现出乐观的精神。下半部分笔锋陡转，兴尽悲来，惜春伤逝，对人生聚散无常，年寿不永发出深沉的喟叹。上下两部分在情调上的矛盾似乎不易理喻。实际上，这个情调上的矛盾，正说明了王羲之在人生哲理上的严肃思考是深沉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是客观世界的特征，它呈现在人的面前，给人生展示着世界的多样性，也使人感受并享有人生的美好。故而，“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人生可以是乐观的。但是，“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是永恒的；而个体生命，尽管“修短随化”，却“终期于尽”，是短暂的，一去不复返的。因此，个体生命的“死生亦大矣”，生之可乐，不正衬出死之可哀么！反过来，人生也正因为有死亡的哀痛横亘在生命的尽头，生命的欢乐才得以增强，才能愈加显示它的针对死亡的价值和反抗死亡的意义。所以，“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也就不只是文人的风雅，而是有着更深沉的人生意蕴。薪尽火传，“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个体生命的人生实践和体悟并不因其血肉之躯的“终期于尽”而一并绝灭；“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斯文”的精神因此可以得到承传。在《兰亭序》“悲夫”“痛哉”的情感所显扬出的乐观的人生精神是理性的、深沉的，而不是盲目的、浮浅的。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情调上的“悲夫”“痛哉”并不一定指示精神上的颓靡不振，蹈励发扬的人生精神往往不用轻松欢快的情调去表现，《兰亭序》就是一个显着的例子。
现存《兰亭诗》王羲之的诗歌二首，诗意与兰亭序相仿：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兰亭诗》二章）
诗中赞美自然的伟力与和谐，表现了羲之清朗的心境和体悟自然之美时良有所得的欣悦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