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还忠于信念、矢志不移。在他病入膏盲，危在旦夕之时，仍不忘先帝刘备的托孤之重。他临终再次上表，苦口婆心地嘱咐后主刘禅，希望他能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民，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黜谗奸，以厚风俗’。“两朝开济”的老臣诸葛亮，抱着一颗对事业的耿耿忠心，对后主的殷殷之心，离开了人世，实践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夙志。
诸葛亮总一国之政，尽心辅佐后主一事，晋朝人袁准大发感慨，他说诸葛亮“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国人不疑，连后主也不怀疑。在诸葛亮死后，曾担任过犍为太守的李邈，在后主面前说三道四，他以忠臣的面目给刘禅上书说：“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览表大怒，立即将诬及恩相诸葛亮的李邈下狱处死。为褒奖诸葛亮“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的煌煌功业和他忠贞谋国的精神，后主专门下诏，追溢诸葛亮为“忠武侯”。
诸葛亮公忠体国的精神，不仅影响了蜀汉朝廷的一代风气，也深深地教育了他的子孙后代。诸葛亮临终前，最担心的是8岁的爱子诸葛瞻不能成为“重器”。就是这个令诸葛亮放心不下的诸葛瞻，在后来魏国发动的灭蜀战争中，怒斩魏将邓艾劝降的来使，挥军大战，献身于保卫国家的疆场，死时年仅37岁。诸葛瞻继承父业，“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更难能可贵的是诸葛瞻长子诸葛尚，也随父在军，同时捐躯。后世在论及此事时，无不为诸葛亮祖孙“三代忠贞”而赞叹不已。
诸葛亮的许多优秀品格，其身居高位而虚心向下，怀不世之才而谦恭好学的精神，也为人所称道。他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或向先帝后主，向同僚部下，表示自己多方面的不足与欠缺。认为自己的“赋性拙直”，还有加强修养的必要；他觉得自己的才智不足，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自己以“弱才，叨窃非据”，大有才力不能胜任之感；他还谈到自己“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的情况，清楚自己缺乏气魄胆略；他知道自己本来是躬耕田亩的布衣百姓，社会地位“卑鄙”，等等。诸葛亮对自己的长短优劣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总是强调利用一切机会，向同僚，向师友，向部下，甚至向敌人学习。
诸葛亮主张用学习的方法来弥补自己才智的不足，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尽忠效劳。他指出：“为政之道，务在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之言，谋及庶土，则万物当耳目，众首佐其耳……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如果遇有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大众请教。他对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的作风推崇备至，认为这是他们增长才干、成为圣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在治蜀的活动中，处处表现出谦虚恭让的美德。街亭失守之后，他在严惩失职将领的同时，认真总结了战败的教训，着重从自己的组织指挥方面查找原因，根据自己的失误作了三件事：一是，给后主刘禅上《街亭自贬疏》，承认自己有“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授任无方”和“不知人”等失误，请后主批准他“自贬三等”的要求，以示督警。二是，为了接受官民的监督，记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他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过错公开在境内进行公布。三是，诸葛亮认为，虽然采取了“自贬三等”、“布所失于境内”的措施，但由于自己身居宰辅，地位宠隆，百官、将士以及民众未必敢讲真话。为了鼓励众人打消顾虑，他又专门下发了《劝将土勤攻己阙教》的教令。在这篇教令中，他再次承担了失败之责，表示了“明罚思过”的真诚态度。要求广大将士着眼于国家的大局，立足于北伐的伟业，“勤攻吾之阙”，随时指出自己的缺点错误。他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贼可死，功可足乔足而待矣”。从这篇教令中看出，诸葛亮谦虚的品格。
诸葛亮深知骄傲是学习的大敌，谦虚是提高的前提。由于他有这种可贵的认识，注意向同僚学习，注重向历史学习。广汉人任安，是东汉末年的名士，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节操清奇。诸葛亮与任安没有交往过，但知道他的名气。一次，他问秦宓：任安有什么突出的长处，秦宓说任安“记人之善，忘人之恶”。诸葛亮还向秦宓问过董扶所长，董扶也是“兼通数经”、“穷极图谶”的大学问家，在东汉末年，被大将军何进举荐为汉灵帝的侍中。秦宏告诉诸葛亮，董扶的优点是“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诸葛亮间接地学习并发扬了任安、董扶的优点，并将它用于治蜀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的赏罚见解和主张。诸葛亮在学习前人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方面，也绝非一般俗士庸儒可比。他既谦虚认真，又不迷信古人，他立足现实，学以致用，博采众家之长。他在《论诸子》一文中，深刻而准确地分析了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如老子、商鞅、苏秦、张仪、白起、伍子胥等的所长所短，作为自己治国、治军及其治家、治身的借鉴。虚怀若谷是好学会学的前提，好学会学是增长才识的基础。诸葛亮所以能成为一位大智大勇的战略家、政治家，与他的这种谦虚好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具有谦虚待人的精神，他在修身齐家、治国用兵中，总是采取持重审慎的态度。“诸葛亮一生唯谨慎”。他毕恭毕敬地辅佐刘备，又小心翼翼、弹精竭虑的辅助后主。诸葛亮在治军方面，更是慎之又慎。作为全军统帅，他十分清楚“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的道理；知道主要敌人曹魏统治较为稳定，是一个地广人众、实力雄厚、不可轻视的对手；再加上战争本身瞬息万变，不可知的因素很多，因此不能希望侥幸取得胜利。如在商定首次北伐用兵策略和路线时，丞相司马魏廷建议诸葛亮调拨5000精兵由他率领，直出褒中（今陕西褒城县），沿秦岭向东，再由子午谷向北，袭取长安。魏延认为，如此进军，只需10天的时间就能出奇制胜。但诸葛亮却觉得魏延的计划过于冒险，不如从坦途出发，稳扎稳打，这样才能保证战争“十全必克而无虞”。在整个北伐中原的战争中，诸葛亮总是精心安排，谨慎从事，从不贸然出兵，打无把握之仗。
诸葛亮在处理兄弟、子侄间关系这类敏感问题时，态度更加慎重，公私分得非常清楚。诸葛亮作为蜀国的托孤重臣，总理一国军政，长兄诸葛谨也是深受孙权亲重的东吴大将军，还有一个族弟诸葛诞在魏国被拜为镇东大将军，当时的人们将这种情况看成是诸葛氏家族的荣耀。诸葛亮与族弟没有联系，但与诸葛瑾却有着书信往来。当诸葛瑾奉孙权之命至蜀索还荆州时，多年未见的兄弟俩都非常清楚各自的地位、身份和使命，除在外交场合会面、交涉以外，“退无私面”。长期跟随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史书上也只说他在蜀国“官至长水校尉”，除此而外，别无所载。他对子侄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从不滥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分外的地位和利益。诸葛亮慎用亲属、任人避嫌，正是他过人和高明的地方，这在宗族关系极浓的封建时代，实在是不可多得。
诸葛亮对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执着追求精神。而这种执着的追求则更多地体现在对国事的忘我操劳和对家事的廉俭自律方面。诸葛亮从步出隆中入世，到最后病逝于五丈原军中，整整27年。这期间，他先佐刘备15年，又辅刘禅12载。他忧劳半生，兢兢业业，事必躬亲的实干精神和作风，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暗弱无能的刘禅当国时期，诸葛亮更是日理万机，忧劳日甚，他既要不舍昼夜地谋画军国大计，又要废寝忘食地关照日常政务，甚至亲自处理任免刑赏等苛细公务，其劳心竭力的情形可以想见。
在诸葛亮后半生27年的生涯中，组织军事活动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耗尽了他半生的心血。在兵进南中时，除了制定战抚方略外，他还以宰辅之重，统率南征主力军亲临前线，亲自组织指挥了阵斩高定、收服越隽郡的战斗。他五月渡沪，深入到不毛之地，在盘江上游与孟获连战7次，最终使这个在南中地区颇有影响的渠师心悦诚服地归顺了蜀汉政权。后来的多次北伐曹魏的战争中，诸葛亮每战必至，甘冒矢石，亲临战场。据裴启《语林》记载：在与魏军对阵于渭滨之时，司马懿在交战之前，亲着戎装，派出侦察人员察看诸葛亮的动静。只见大战前夕的诸葛亮镇静自若，他“独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指挥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司马懿听说后，叹息说：“诸葛君可谓名士矣。”司马懿仅从举止风采方面赞叹诸葛亮，诸葛亮在谈到自己屡屡亲临疆场时说：“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波沪，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不负刘备托付，实现北伐曹魏的宏愿是诸葛亮半生操劳、事必躬亲的精神动力。
诸葛亮尽瘁国事、半生操劳的作风和精神，表现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蜀地的夏天，炎热难当，日理万机的丞相诸葛亮除紧张地操持朝廷大事以外，还要亲自校阅相府的簿书，整天忙得汗流泱背。犍为人丞相主簿杨禺页对这件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暗暗为诸葛亮担心。在杨禺页看来，诸葛亮是身负重任的托孤大臣，是国家和朝廷倚重的丞相，光军国大政已使他疲于奔命，怎么能为如此之琐事再费神耗力呢？于是，他转弯抹角地对诸葛亮进行了规劝，诚挚地希望诸葛亮以国事为重，珍重自己的身体。
杨禺页在指出“为政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之后，以治理家庭为例，打了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治国与治家的道理一样，都该有个明细的分工。比如耕奴负责种田，侍婢负责做饭，雄鸡掌管打鸣报晓，狗管看家护院，防备盗贼，牛则负载，马则跑路。这样各司其事，井井有条，家务也不会旷废，家主就可以坐享饮食、高枕无忧了。如果这家主人一旦包揽了这所有的事情，样样都亲自去做，再也不分派手下的人去处理，结果只能搞得筋疲力尽，事情也办不好。难道这家主人的才智能力真的连奴婢鸡狗都不如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他不懂得做主人的章法。正因为事有所司，所以古人把‘坐而论道’的大臣称之为三公，‘作而行之’的官员叫做士大夫。”他还举了历史上的两个事例，进一步说明设官分职、各有所司的道理。杨禺页最后满怀深情地说：“丞相身系国家安危，怎么可以亲自做这种校阅簿书的琐事，并且汗流终日，劳累至极，这岂不是太苦太累了吗？”诸葛亮听了杨禺页一番动情的话以后，称谢不已，更加器重这位深明事务轻重缓急的部下。杨禺页死后，诸葛亮悲痛难忍，以至于“垂泣三日”。诸葛亮之所以这样终生操劳，固然知道忧劳损身的道理，他更清楚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更加勤奋操劳，更加忘我的做事。他受刘备托孤之重，惟恐自己做得不够，惟恐百官不能像他那样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宁可躬亲细琐，不敢稍有疏漏，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身体力行。诸葛亮忠顺勤劳的作风不仅影响了蜀汉朝廷的一代吏治，给后世留下深刻的印象。
诸葛亮深知用人刑赏与治国安邦的关系，他从不马虎从事，连责罚20板子以上的轻刑他也要亲自过问，惟恐有半点疏漏。诸葛亮在统领全国军政要务，躬亲一般事务的同时，还能及时总结治军治国的经验教训，阐发自己的见解，发布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教令、文告等。后来陈寿搜集、整理的《诸葛亮集》，就有24篇，计10万余字。这是诸葛亮后半生实践的总结，心血的结晶。诸葛亮还写出《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章条，用以训厉百官。为保证北伐中原战争的需要，他又在前人经验和自己实践的基础上，研究改制出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劲弩和灵便省力的运粮器具木牛、流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