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浩对时宜死亡原因的解释看来天衣无缝。但王静还是怀疑。为什么事情就那么巧合。正因为他是她爸爸，就更值得怀疑。
为了维护她的利益、她的名声，高杨的死，在程建浩看来，不值得可惜。她没有找到爸爸做手脚使高杨兄弟死亡的证据，只能姑且相信他的话。
父女俩再次见面，程建浩终于说出他们的家史：
程建浩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到美国留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神经医学研究所从事脑神经外科研究，颇有名气。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由于联合国（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在朝鲜和中、朝军队作战）军掌握了制空权，进行狂轰滥炸，中、朝军队伤亡很大，不少战士头部被炸受伤，由于没有脑神经外科专家治疗而牺牲。于是他利用到香港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之机，悄悄回到祖国，向有关部门说明自己回国意图，受到热情欢迎与接待，并把他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野战医院工作。他在朝鲜前线工作两年，成功抢救了400多位志愿军战士的生命，荣立一等功。停战后，他从朝鲜回国，分到北京协和医院脑外科当主任。为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他日以继夜工作、研究，在脑神经外科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就在这时，*爆发了，他被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证据就是经常和美国母校同行联系，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以此为掩护，替中央情报局搜集情报。他被关进监狱，受到严刑拷打，由于造反派没有掌握确凿证据，关了一年多，以特务嫌疑送到西北劳改农场劳改。
劳改农场旁边有公社生产大队，大队有个赤脚医生，是个上海下放的女知青，名叫方正平。农场开批斗会时，也叫生产大队社员参加。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同号犯人揭发说，程建浩有半导体收音机，经常在夜里收听敌台广播。其实情况不是这样。他会修收音机，经常有人要他帮着修。他自己并没有收音机，有的话，也早就被搜查没收了。修好收音机，要调试，白天劳动没时间，只好放在晚上调试收听，而且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那个同号犯人为了立功，就诬告。他坚决不承认，农场就开斗争大会，他被打得死去活来。
一次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把他捆绑吊起来，用棍棒、皮鞭抽打，他被打休克过去。这时，方正平问那个揭发他的犯人，你说程建浩夜里收听敌台广播，可听清楚他收的是那一家敌台，什么内容？那个想立功的犯人立即紧张起来，答不上来。管教干部启发他，你说呀，收听敌台，肯定就是什么、什么之音，你还不赶快说，愣着干什么？揭发者似乎恍然大悟，连忙说，不错、不错，他收听的就是“中国之音”。此话一出，下面一阵哄笑。他以为他说得对，笑声是赞扬他，更加肯定地说：没错，程建浩收听的敌台就是“中国之音”。管教干部气得直跺脚，纠正道，不是“中国之音”，是“**”。揭发者跟着说，对！对！，不是“**”，是“中国之音”，他要替美国搜集中国情报，必须收听“中国之音”。管教干部脸都气白了，煽了他一耳光，怒斥发笑的劳改人员。方正平学着劳改人员的习惯称呼，说，报告干部，只有“**”广播电台，是美帝国主义办的，没听说过有“中国之音”广播电台。管教干部说，“中国之音”就是“**”，“**”就是“中国之音”，你连这个都不董，还多嘴干啥？。
方正平知道了这种批斗会多么滑稽；知道了程建浩的所谓特务，完全是假的。她想帮助他，可是无能为力。她连接近程建浩的机会都没有。
是自然灾害让他们相识、相恋，爱得死去活来，为了爱，方正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程建浩被判死缓。
事情是这样的：当地发生了地震，房屋倒塌，砸死、砸伤了一些人。有些伤员头部伤势严重，程建浩被管教干部派去抢救伤员，方正平被派去当护士，搞护理。他们在20多个日日夜夜的抢救受伤人员过程中，彼此之间加深了了解。程建浩那高超的医疗技术，救死扶伤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对生命的珍惜和平对待每一个病人的博爱精神，使方正平深受感动，在心里爱上了他。程建浩对方正平在批判斗争他的大会上，不顾自己危险，主持正义的举动非常感激，虽然没有为他解脱罪责，但是让那些参加会议的劳改人员和群众知道，那个被批斗的所谓美帝特务是假的。地震发生后，中央派去医疗卫生队，他们对程建浩在医疗设备极其简陋、药品极其匮乏的情况下，那么多脑部受伤者，都奇迹般被救治过来，佩服不已。他们告诉劳改农场领导和管教干部说，程建浩是国内外有名的脑外科专家，你们既要改造好他的思想，也要保护好他的安全，这地方经常发生地震，有他在，安全多了；这一次要不是他，很多人都会死去，包括你们农场的一位副场长，他伤的那么重，就是在北京，也不一定有把握治好。经过中央医疗队人员这么一说，程建浩的处境暂时好了些，批斗会也少了。
经过程建浩救治的那些公社社员，知道他是留过洋的有本事的医生，强烈要求劳改农场定期派他到公社卫院去给贫下中农看病。农场为了搞好同周围群众的关系，只好同意每个星期有三天时间到公社去看门珍。这时，方正平已经被调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每星期有三天时间和程建浩在一起。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他请教各种医学知识。程建浩教的认真，方正平学的积极，两人配合默契。可是他们没有料到卫生院里有一双贼眼，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
卫生院那个造反派起家的院长郭启文，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方正平，他要割断程建浩同方正平的联系。他宣布，程建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现行反革命，不能够在卫生院给贫下中农看病。但是，那些因地震脑部受伤的人，有的还在继续接受程建浩每周三次珍疗。他们和家属不同意把程建浩赶出卫生院。郭启文想了一个毒招：他在一个脑部受重伤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处于昏迷状态下，给伤者包扎伤口的纱布里，用注射器注射毒药，致使患者很快死亡。然后他向公安机关报案，说程建浩因为在一次劳改农场的批斗大会上，受到他批判，所以怀恨在心，进行阶级报复，并准确指出包扎伤口的纱布肯定有问题。公安局根据举报，对纱布进行化验，证实确实是毒药引起死亡。程建浩被公安局逮捕押走了。
方正平不服，向公安局提出，是程建浩开的处方，给病人包扎伤口是她做的，纱布上涂的药，还在，不可能有毒；即使有毒，首先是药品本身有问题，可以进行化验；如果药品没有问题，她作为换药者，应该承担责任，和程建浩没有任何关系。她说，劳改农场在批判程建浩时，死者当时作为贫下中农代表，作表态性发言，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程建浩早就忘了，谈不上怀恨在心。而且，在地震发生后，当时死者伤势最重，程建浩全力抢救，才把他从死神那里拉过来，他要是搞阶级报复，在抢救时稍微马虎点，这人早就死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要求公安局进行侦查，拿出证据，让人心服口服。
但是，公安局只听郭启文的一面之辞，根本就不做调查研究，把他丢进死囚室，等待法院判刑。郭启文找方正平谈话，说她替阶级敌人说话，立场不稳，如果不悬崖勒马，就会成为反革命分子中的一员。并表示说，如果从此以后，再也不胡说八道，就什么事都没有。方正平虽然想继续抗争，可是没有人听一个阶级立场不稳的人说的话。两个月过去了，由于公安局没有掌握确凿证据，法院在判刑时，留有余地，判处程建浩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时候，郭启文天天纠缠方正平，要她答应和他结婚，她就可以当卫生院院长。因为他已经被提升为县革委会主任，他上任后，就把她调到县医院当院长。他说，你想想，你同那些下放知青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可以从生产大队赤脚医生，调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兼护士、成为国家正式干部？这都是我替你办的，否则，你将永远是个农民赤脚医生，实际上就是农民。你有什么本钱？什么也没有！是我看上了你，抬举你，你不要自作清高，其实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虽然是上海下放知青，有点文化，如果你不是个女的，而且长得还不错，我还看不上你呢。你们女知青中，有很多人追求我，我都看不上眼。你可要明白，在这一带——不！在我们这个县，是我说了算。因为是我冒着巨大危险，带领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夺了权。我没有立即离开公社去当县革委会主任，就是因为我没有把你弄到手。你被那个特务迷住了，看上他的医疗技术，想跟他学，不仅如此，我看你们眉来眼去，要不是地震有那么多伤员要救治，我早就收拾那个狗特务了，不会等到今天。
方正平听了郭启文不打自招的话，明白了程建浩为啥被诬陷。她悔恨自己不该在这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向程建浩学习医疗技术。她回忆自己同程建浩接触几个月来的所做的一切，虽然不后悔，但是却使程建浩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她爱程建浩，为了他敢冒一切风险。程建浩曾经告诉她自己过去的全面情况，使她知道，他是一个爱国、爱人民的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和人民，他放弃在国外的优越科研和生活环境和，丰厚的报酬，结果却被诬陷为特务。她想这一切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程建浩总有出头的一天，所以她毅然决然把自己的最宝贵的东西主动献给了他。
他为了她，也曾经坚决拒绝她的爱，要她心无旁骛，抓紧时间学习技术，其它什么事也别想。可是她不听他的，我行我素。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卫生院里的人都去农场开大会，批斗公社和农场走资派，只剩下他们一男一女两人值班。在病人都安然睡下后，方正平不顾程建浩的拒绝，在值班室和他纠缠，她对他说，你不是不爱我，而是怕连累我。你的好心我领了。我这样做是建立在你是好人，根本不是什么特务，而我也知道你爱我。我唯一顾虑的是我们的文化、学术差距太大，我怕配不上你。但是我想，我嫁给你，给你做后勤，让你全力从事医疗、科研，比你找一个同是科学家的人，同样忙于事业，而没有时间给你管家，你的科研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爱不爱我？真诚回答了，我就不和你闹了。程建浩听说只要真诚回答了，她就不闹了，他庄严地对她说：我向上帝——不！我向毛主席郑重而庄严地宣布：我爱方正平！但是，我们必须把爱埋藏在心底，等我的冤案平反了，我正式向你求婚。方正平说，为了我们的爱，我们必须破釜沉舟，这样，以后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是夫妻，没有回旋余地。所以今天晚上，我把我的青春献给你。从明儿开始，把爱埋在心里，不让人知道，表面上我还要对你狠一点。等到你平反，我们就结婚。说罢，方正平没有征求程建浩是否同意，就紧紧抱住他，两人倒在值班室床上——事毕，他们分别干自己的事情。这时，郭启文提前从批斗会现场匆忙赶回来。他后悔不该把他们两留在卫生院值班。他蹑手蹑脚在值班室外面向里面偷看，只见程建浩在写病历，而方正平则从病房查看回来，看到郭启文，大声对他说，郭院长，你有事怎么不进值班室，在外面看什么？批斗会结束了吗？我可要下班了，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
郭启文神情严厉地说：我们都不在院里，你们在干什么？方正平反驳道：这是什么话？我们值班，当然是处理病人的事，打针、换药、量体温，程建浩对每一位病人的病情又重新检查一次，整理病历，除此次以外，我们能干什么？
我不放心，所以提前回来，怕你被阶级敌人俘虏。
郭启文无休止地纠缠方正平，遭到顽强拒绝。他甚至想用武力迫使她就范。在无助的情况下，方正平郑重其事地对郭启文说：我是下放知青，中央文件说得清清楚楚，强行和女知青发生性关系，要按强奸罪，严惩不贷，你愿意像劳改犯人那样被劳动改造吧？情节严重的，还要枪毙呢。我们生产队会计和女知青发生关系，不是被枪毙了吗？我们都参加了公判大会，你还在会场上带头喊口号，难道忘记了？
方正平的话果然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郭启文再也不敢对她动手动脚。
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后，方正平紧张起来。两个月了，她没有来月经，并且有了妊娠反应——呕吐。她不知道怎么办。晚上一个人在房子里用木棍捣自己的腹部，向桌角挤压腹部，喝肥皂水呕吐，跑到野外，用尽全身力气搬大石头，想使自己流产，结果毫无用处。只好安静下来，等待命运的安排。
腹部渐渐隆起，快4个月了，再也瞒不过卫生院里的人。尤其是郭启文，早就怀疑。他又气又恨，咬牙切齿。找到方正平，要她交待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并表示说，只要她老实交待，他愿意带她到县医院秘密堕胎。因为院长是他的好朋友。他说，你不交待，我也清楚孩子是谁的，肯定是那个被逮捕的现行反革命、特务程建浩的。就这一条，可以判他死刑。他搞阶级报复，反正已经判了死缓，我不想要他死，只要你老实交待，堕胎后答应嫁给我，一定替你严守秘密，就说你腹部长了一个良性肿瘤，开刀切除了，怀疑你的人也就相信了。
方正平这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她要把孩子生下来。她要保留她和程建浩在特殊环境下爱情的结晶。她斩钉截铁地对郭启文说：我要把孩子生下来。但是我明确告诉你，孩子不是程建浩的。我也不会告诉你孩子的父亲是谁。郭启文暴跳如雷。骂方正平给脸不要脸。说明天他就到公安局，告诉他们，程建浩强奸女知青，并使之怀孕，应该报告法院，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方正平吓坏了。她知道郭启文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一旦到公安局告状，程建浩非死不可。她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救程建浩。她后悔不该在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怀孕措施的情况下，就同他发生性关系。可后悔有什么用？当务之急是要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使程建浩不增加危险。
急中生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半夜三更，方正平跌跌撞撞来到郭启文住的地方，想求求他，不要到县公安局去告状。
郭启文开门一看是方正平，全身衣服不整，上面还沾上黄泥巴、草和树叶，又惊又喜，问道：怎么！谁欺负你呐？说出来，老子去收拾他。
方正平摇摇头。
那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来找你，不小心，路上摔倒了。
阿！原来如此。你来找我干什么？想通了？只要你说出孩子的爸爸是程建浩，我就带你去堕胎，然后让你回家休息一个月，我就说你肚子里长了瘤子，开刀了，请假回家休息，不会有人怀疑。等你从家里回来后，身体也养好了，我就到县革委会上班，把你也调到县医院，那时我们结婚。
方正平镇定自若地对郭启文说：我怀孕是事实。但是，孩子的爸爸确实不是程建浩的。他是特务嫌疑，我怎么会同他发生关系呢！但是，我又不能告诉你们孩子的爸爸是谁，因为我要是说了，他就会以强奸罪被判重刑。和他发生关系，完全是我主动，我要说出来就害了他；同时我也不愿意把这项罪名安到程建浩头上。不能因为他是坏人，我就可以诬陷他，把他枪毙了，我会一辈子不得安生。
郭启文上下打量着方正平，说，看你，全身上下满是泥土、草、树叶，可是你仍然这么美。你还有良心，心也是美的，不像我，良心给狗吃了。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肯定要吃亏。不过，你还是撒了谎。你主动和人发生关系是真的，但你说不是和程建浩的，就是假话。我反复思考，除了程建浩，没有别人，你也看不上别人。程建浩是你崇拜的英雄，留过洋，医疗技术好，人也长得帅，要不是政治上有问题，你想和他发生关系也不可能，他恐怕还看不上你呢。你长得漂亮，但是，你和我一样，只是个中学生，跟人家洋博士是无法相比的。他已经是死老虎，要坐一辈子监狱，还不如早点死了好，省得受罪。你告发他，是成全他，为他好，你懂吗？
方正平想，要蒙住这个混蛋是做不到的，他不会相信，也不可能相信。确实，在卫生院没有人会和她发生关系。方正平望着郭启文，问他：程建浩是从北京押解到这儿来的，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你要是不告发，我答应你，去堕胎，然后和你结婚。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郭启文用手抓抓头。接着问方正平：如果程建浩将来有一天查出没有问题，你还会跟着我吗？
和你结婚了，他要是没问题也会回北京，我只能留在这儿，不跟你跟谁。到那时，正如你所说的，他也看不上我。而你是一县之长，官满大的，我还不满意吗？
郭启文高兴地跳起来，一把抱住满身是泥土的方正平，嘴里喊道，我的心肝宝贝，你总算明白了道理。你要是跟定了我，堕胎不堕胎都无所谓。你就说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我们先斩后奏。我没做贡献就弄个儿子或女儿，也划得来。这小东西说不定很聪明，他老子是洋博士、医学家吗！我们俩只有中学水平，生下的孩子智商不会高。好！好！就这么办。我把你安排到城里躲一躲，孩子生下后，再结婚。
郭启文高兴，把方正平拉到床旁边，叫她坐下。
方正平害怕他乘机玷污她，警惕地站着不动。
你坐下嘛，我不会吃了你。再说，你答应和我结婚，我们很快就是夫妻，亲热点也是应当的。
方正平不知所措。如果一点也不让他亲近，就会引起他的怀疑；可是亲近多了，他就会得寸进尺。在这夜深人静，只有郭启文一个人住的公社里，他要使用暴力手段玷污她，不费吹灰之力。
方正平说，这么晚了，我该回去了，不然让人知道了，对你不好。你很快就要当县革委会主任，传出去，反对你的造反派组织，就会利用这一点攻击你。我们没有办理结婚手续，你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好、好。我不强迫你答应我，让我摸摸还不行吗？
说着说着，他就用手摸她的腹部。先是隔着衣服，然后就掀开衣服，把手伸进里面，直接接触她的皮肤。手在已经隆起的腹部作顺时钟、反时钟盘旋、抚mo。手指在肚脐眼里轻轻地钻着，嘴里不停地骂着：这个狗特务，把我的心上人肚子给搞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你呀，真是个傻瓜，怎么能把自己的贞操当儿戏？不过，我也想通了，有好几个女知青被我搞了，她们被推荐上大学、回城。她们都没有你长得漂亮，你要是早答应我。我不会和她们乱搞的。我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郭启文很不高兴，说，这么晚了，还有电话，恐怕又是发表最高指示，要我们连夜学习。
他去接电话。
方正平说，我先走了，你有事请。
方正平想乘此机会摆脱郭启文的纠缠。
可郭启文说，你等一下，我接完电话送你回去。
方正平说，不必了，我可以来，就可以回去。
郭启文说，不行！一把拉住往外走的方正平，把她拉到电话机旁边。他一手接电话，一手攥住她的手，不让她走掉。
喂！我是郭启文，有话请讲。
什么？你是公、检、法机关军官会刘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我还以为是发表最高指示，要我们组织群众连夜学习。－－－－－－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程建浩强奸女知青，问我们知道不知道。我、我、我还不知道。——被强奸的人就是下放知青、现在你们卫生院工作的方正平。不错，是有个方正平，但是－－－－－－怎么，要我们连夜把她送到县公、检、法军官会，派医生检查，只要她怀孕了，就可以判处程建浩死刑，立即执行，不得有误。好、好，我马上派人将她送来，可是－－－－－可是－－－－－－可是，她正在我这里和我研究工作，她－－－－－－她听到了电话的内容，她说－－－－－－说，不是程建浩强奸她，她是跟别的人自觉自愿发生关系的。她说她不愿意到县里检查。我总不能强迫她吧？要么你们自己来接她去做检查。可是她不承认和程建浩发生过关系，当事人都不承认，怎么能定程建浩的罪呢？－－－－－－你们要方正平接电话，好、好，我让她接。
郭启文无可奈何地向方正平点头示意，把话筒送到她手里。
方正平从郭启文和公、检、法军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知道她怀孕的事已经传到县里，而且认定是和程建浩发生关系而怀孕的，他们以特务、现行反革命的名义判他死刑，因为证据不足，上面没批，只好判处他死缓。现在他们要以破坏上山、下乡、强奸女知青来判他死刑。如果罪名成立，非死不可。怎么办？原来怕郭启文去告发，现在郭启文不告了，可是已经被县里执法部门知道，要她检查、作证，即使她不承认和程建浩发生过关系，只要她不供出另外的人，他们就会认定是程建浩和她发生关系而导致她怀孕。她必须要供出一个人来，才能消除对程建浩的怀疑。
她手拿电话筒，根本没有听对方在说些什么。
由于她不说话，对方发火了：你是聋子？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怀孕了，是不是同程建浩发生性关系怀孕的？程建浩是不是强奸了你？
她听清了他们说的问话。但是，她无法回答他们说的问话。她要是如实回答他们的问话，不要一个月，程建浩就会被枪毙。她必须既回答他们的话，因为沉默是不行的。她感到很为难。不过，她终于有了回答的思路，已经想好了自己要说的话。
她看了郭启文一眼，郭启文也正看着她，等她说话，甚至向她点头示意：赶快回答，不说话是不行的；你可以对我抗拒，可是不能对他们抗拒，否则是会吃亏的。
方正平点点头，然后对着话筒，一字一句、清晰明了地说：我是怀孕了，而且已经快4个月。不过，那不是和程建浩发生性关系而怀孕的，他是狗特务，你们想想，我怎么会看上一个已经被判了重刑的犯人呢？除非我疯了。我神经很正常。老实告诉你们，我是和一个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马上就要当上县革委会主任的郭启文同志谈恋爱，准备结婚，还没来得及，由于我们年轻，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斩后奏怀孕的。我们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学好“老三篇”，没有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没有按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办事。我们已经向毛主席请罪。今天晚上，我们正在商量补办结婚手续的问题，准备在县城举办革命化的婚礼。到时候一定请你们喝喜酒。
话筒里传来惊讶、怀疑的声音：你和郭主任谈恋爱？还准备结婚？他没有强迫你和他谈恋爱吧？
郭启文气得直跺脚，示意她不要胡说八道。甚至要夺她手中的话筒。
她却顽皮地向他发笑。这是苦涩的笑，挖苦讽刺的笑，危难时刻没有办法不得不撒谎而自圆其说又充分体现自己急中生智洋洋自得的笑。
她接着对着话筒说，你们想想看，这么晚了，我在郭启文的办公室兼卧室谈话，要不是我们关系很密切，能这样做吗？我向毛主席坦白交待，我们除了谈话，还有亲密的动作，我是郭主任的人，也就没有顾虑，不信你们亲自听听郭主任的话。
没等郭启文同意，方正平就将话筒塞进郭启文的手里。郭启文站在那儿像一头委屈的小公羊，两脚在原地踏步，身体向左转、向右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方正平看他不说话，就催促道：你快说呀！你不是想同我结婚都想疯了吗？这是你说的，现在机会来了，你却退缩，拿出去年你率领几千人和联合舰队造反派决斗的勇气来，承认吧，还犹豫干什么？我已经承认了，你不承认也不行！这么晚了，你和我在一起能干什么？这就是证据！
郭启文一只脚使劲跺地，上牙咬着下嘴唇，几乎要出血，然后破釜沉舟地说：刚才方正平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不该在没有办手续的情况下就发生两性关系。不过，我们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心是不会变的，不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绝不罢休。我们结婚后，一定会更加坚定革命决心，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我很快就要到县革委会上任，到时候，一定请你们喝喜酒。
郭启文放下电话，一把抱住方正平说，你是我老婆，今晚不要走，陪我睡觉。
方正平意识到郭启文要干什么，紧张得出不了气。如果自己不同意，郭启文要强迫她，她也无法告发他，因为她已经对执法部门领导说了他们的关系，承认自己怀着郭启文的孩子，承认两人就要正式结婚，告他有何用？怎么办才能脱离虎口？
郭启文亲吻她，她没有反抗；摸她胸部，她没有拒绝。她全部心思用在如何不能让他进入自己的身体。
郭启文沉浸在愉悦和快感之中，尤其是方正平那么驯服地接受他抚mo和亲吻，使他很感激。他认为只要方正平是他的人，他不计较程建浩和她发生关系并怀孩子。他是个浪荡子弟，结过婚，又离了婚，结婚四年没有生孩子，经医院检查，是他有毛病，就是说，他跟谁结婚都不会生孩子，方正平能为他生个孩子，他难得高兴。
方正平看到办公桌上有一瓶红墨水，那是郭启文用来给人写大字报在“坏人”名字上打X用的。方正平要用它来逃避郭启文的进一步纠缠。
郭启文抚mo、亲吻够了，他要进入，解决****膨胀问题。他下身的那个东西像旗杆一样挺立在胯下，快要把裤子穿透。方正平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那东西隔着衣服顶在她的腹部。
郭启文说，亲爱的，我们已经是夫妻，睡觉吧。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和女人亲近呐，憋死我了。
说着，抱起方正平，放到床上，动手解方正平的裤子。由于太急，将裤带拉断。
方正平说，你别着急，我已经是你的人，让我到厕所小便，洗洗，你再来不行吗？再说，我来这么长时间，你一杯水也没倒给我喝，我口渴得很。
郭启文说，好、好、好。我去给你倒水，你去洗洗。郭启文起身去倒水。方正平则乘机从桌子上将红墨水瓶悄悄装进口袋。
方正平问，厕所在哪里？郭启文说，在房子后面，不过那是男女共用的，现在没有人，今晚公社就我们两人，你去没关系，要么我带你去。方正平说，不用，我不怕。我能从两公里外的地方一个人到公社，还怕啥？
你不怕鬼？郭启文问道。
我不怕死鬼，怕活鬼。
什么意思？你说我是活鬼？
我不是说你。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丈夫，我能咒你吗？我是说坏人。坏人就是活鬼，比死鬼还要坏。诬陷程建浩的人，就是活鬼。
方正平来到公社办公室后面的厕所，扑鼻的恶臭，差点把人薰倒。造反造到连厕所里的粪便也没人挖，地上是拖着长尾巴的蛆在爬行，有的爬到墙上。她退却了，不敢进去，只好在厕所外面的一棵小树下，掏出红墨水瓶，拧开盖子，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红墨水倒在上面，然后脱下裤子，蹲下身，用手绢去擦自己的隐*，由于蘸的红墨水比较多，顺着大腿向下流。她赶紧扔掉被墨水浸透的手绢，跑进屋里，大声对郭启文说，不好了，我下面出血，得赶快回去，叫刘医生看看，是不是流产象征，要是的话，得到县医院去诊治。
刘医生是从上海下放到县医院妇产科当医生，临时的家安在这个公社，最近回家休息，就住在附近。
郭启文怀疑地打量着方正平，说，咋这么巧？是不是刚才在路上摔的？要真的流产，我可不能当爸爸了。他走到方正平跟前，把她的裤子向上提提，看见她的两条大腿都流着红色的东西。他不能不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我送你去。
你不能去。这么晚了你去，刘医生一定怀疑是我们发生性关系引起出血，传出去多不好。她家就在附近，我去没事的。
那好、那好。如果需要马上去县医院，我叫生产大队套上马车送你去。
方正平总算摆脱了郭启文的纠缠，暂时缓解了程建浩可能被判死刑的危险。她的骗局能否不被郭启文发现，刘医生是关键。她认识她，向她请教过妇科方面的知识，因为农村妇女得妇科病的比较普遍，到公社卫生院看病的妇女，多是看妇科。
方正平来到刘医生家，声泪俱下的叙述，深深打动了刘医生。她要决定不管冒再大风险，也要拯救程建浩和方正平。刘医生要她就睡在她家，不要回去，天明后郭启文肯定要来问她，到时候，她会向他说的。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7点多钟，郭启文就匆匆来到刘医生家。一进门就问正在洗脸的刘医生：方正平是不是*出血？要不要上县医院去看？
刘医生没有立即回答问题，而是反问道：你是革委会主任，当大官了，可是，也应该关心我们妇女。她已经怀孕三个多月、快四个月了，你怎么还不注意，让她流那么多血！要不是我处理及时，非流产不可。她只要在我这儿休息几天，就会好的，医院不必去了。你们没有登记结婚，人家是大姑娘，到县医院怎么好意思说？
郭启文委屈地说，我们今晚没有做什么，不信你问问她？
今晚没做什么，那昨晚、前天晚上或者白天做什么啦？不然她怎么会流血？
郭启文脚一跺、手一拍，说，哎呀，你怎么不明白，我和她从来就没做过什么！
你现在是领导，可不能撒谎。你们没做什么，她就怀孕啦？
我真的——和她没有发生过关系，她怀孩子和我没关系。
郭主任，你可要讲良心，你们都要准备结婚，还说这话。你放心，我一定替你保密。等你们正式结婚了，她肚子大了，也就没有人说三道四。
方正平在房子里完全听清了刘医生和郭启文的对话。她感激刘医生。她的同情心使她躲过一劫。她不再为程建浩因为和她发生性关系而被枪决的危险担心受怕。可是这个骗局要不被揭露，是很难的。她必须再寻良策，才能从根本上挽救程建浩。她认为，要让这出戏继续演下去，刘医生的继续帮助是绝对必要的。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医生。
刘医生也正在发愁。这件事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最多在一个月之内，郭启文就会提出同方正平结婚，而方正平宁死也不会嫁给他；她答应嫁给他，是为了救程建浩，是缓兵之计。一旦真相大白，郭启文也不会饶恕刘医生的。一不做，二不休。做好人，就要做到底。不做到底，害了方正平、程建浩，也害了自己。
没等方正平主动提出，刘医生走进房间，对方正平说，我想了想，你必须离开这里，找借口离开这里，到一个他们不知道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我给你搞一个诊断结论，就说你*里有瘤子，根本就不是怀孕，流血就是因为有瘤子，是恶性还时良性，不清楚，必须马上到大医院检查、动手术。这样你就可以回上海家里，我丈夫在华东医院当内科主任，去找他，是打掉，还是把孩子生下来由你做主。现在形势这样乱，郭启文的革委会主任也不一定做得稳。
方正平说，我要替程建浩生下孩子，并告诉他，使他在监狱里面有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为了孩子，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早日出狱。
刘医生说，你的坚强、勇敢令人佩服，你对爱情的执着令人敬佩。我这样做，是受到你的影响。在这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时刻，我要做我该做的事，不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方正平说，我不说感激的话。我只想说，我找你找对了。我和你接触不多，但是我总觉得你很正直、很高贵、智慧过人，博学多才，这是我在赤脚医生培训班上听你讲课得出的印象。你和你丈夫一样，大学毕业，在大医院工作，医疗水平很高，临时下放，总有一天要回去。而我，只是高中毕业，当赤脚医生学的那点卫生知识，管什么用？假如有那么一天，天气晴朗了，我要跟你学医，到时候，你可要收下我这个学生。
刘医生说，天总有一天会晴的，不可能老是阴天。到那时，你用不着跟我学医，跟程建浩学就行了，他可是国内外有名的脑神经外科专家。你肚子里的宝宝将来肯定要跟他爸爸学医。你这次做得很对，把郭启文拉过来保护程建浩。造反派早就嚷嚷要枪毙他，可是特务分子、阶级报复的罪名都没有证据，只好判他死缓，还美其名曰“保留活证据”。听说他和你发生性关系，他们非常高兴，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名义，完全可以判他死刑。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你很有看法，怎么在这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同时我也希望你不要供出是和他发生过性关系，打死也不说，保护这样的专家。你还不错，很机智，利用郭启文，总算没有暴露程建浩，谢天谢地。我为你感到骄傲。就凭这，我也值得冒险。
就这样，方正平回到上海。她到家一看，房子锁着，向邻居打听，才知道父母亲一个月前被造反派逼得双双投黄浦江自杀。他们不过是工厂的车间主任，也作为走资派反复批斗，最终以自杀了结生命。
方正平受到刘医生（刘敏）的丈夫王杏林的保护，等了五个多月，顺利地生下了女婴，取名王静。这时，郭启文被另一派造反组织赶下台，其中罪名之一就是强奸女知青方正平，使之怀孕，并把她秘密隐藏起来。郭启文百般狡辩，也没有用，交待出是刘敏医生诊断得了*颈瘤，让她到上海开刀。郭启文的对立派立即派人到上海去找方正文，得知她已经生下一女婴，追问她孩子的爸爸是谁，她否认孩子的爸爸是郭启文。他们不相信她的话，说你过去说过孩子是郭启文的，你们都准备结婚，要不是郭启文的孩子，他干吗！你在撒谎。要不，孩子的爸爸就是程建浩的，二者必居其一，你要老实交待，否则饶不了你。
无论他们怎么问，无论他们怎么刑讯逼供，她就是不说。她虽然恨郭启文，但是，她认为栽赃陷害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坏人，也是不可取的。她宁愿自己受刑、受辱，就是不交待。造反派为了打倒郭启文，自己上台掌握全县大权，非逼着她交待。方正平知道，不交待他们是放不过她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王杏林夫妇留下遗书，把婴儿托付给他们，自己上吊自杀了。
刘敏因为“错误诊断”，受到降级处分。
*结束后，*出来工作，形势趋于好转，王杏林、刘敏到监狱去看望程建浩。程建浩用血书写下将女儿永远托付他们夫妇抚养，即使有一天他出狱了，也不认领，在心里记下就行了。三中全会后，程建浩冤案彻底平反，来到东海医科大学脑神经外科，担任主任。他专程到上海去看望王杏林、刘敏夫妇。王静还记得，那是一天晚上，她正在做作业，家里来了人。她很好奇，借有一道数学题不会做，到客厅请教妈妈。看到一个穿着西服的中年男人。那时穿西服的人很少，他很好奇，眼睛盯着他那红色领带，忘记了要向妈妈问问题，只管瞅着人家。爸爸说，静儿，这人你认识吗？她摇摇头。
你再仔细看看，就会认得。
她走到他跟前，看着他，好像有点面熟，但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程建浩拉着她的手，问：几岁了？
11岁。
念几年级？
6年级。
马上就要上初中。你爸爸跟你开玩笑，我是从国外回来的，过去没有来过你们家，你哪能认识我？我叫程建浩，跟你爸爸、妈妈一样，也是医生。你长大愿意当医生吗？
王静点点头，说，我要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当医生。
等你高中毕业就考我们东海医科大学，当我的学生。
王杏林说，他可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医生，要学医，就跟他学，保你将来有出息。
王静怯生生地问程建浩：阿姨也是医生吗？
三个大人都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王静很奇怪，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难以回答呢？
过了一会，程建浩笑着说，阿姨和我原来都在美国留学，我回来了，阿姨不愿意回，我们就分手了。
阿姨如果现在从美国回来，你们还在一起吗？
阿姨不回来啦。他在美国有了新家。
这时，妈妈对她说。静儿，作业做完了吗？做完了就去洗脸、刷牙睡觉。现在已经9点多钟。王静带着疑惑，离开他们，回到自己房间。从那时起，一直到她考上东海医科大学前，都没有见过程建浩。
王静考上东海医科大学，在新生报到处，工作人员看了她的入学通知书，对她说，程建浩教授要你报到后到他家去一趟。
她顺利找到。那是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比她们家房子宽敞、漂亮。可她发现家里除程教授外，只有一个阿姨在打扫卫生，没有别人。临走前爸爸妈妈告诉她，可以住在程教授家，也可以住学生集体宿舍，由她决定。
程教授说，我家房子多，你要是愿意，自己挑一间住。她说我愿意住集体宿舍，他同意了。就这样，她给他当本科学生5年，硕、博士研究生7年，共12年。他对她的照顾、关心，都说是因为和爸爸妈妈是好朋友，*中是爸爸妈妈救了他的命，所以他对她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信以为真，没有别的想法。这次程建浩主动说出他是她亲生父亲她没有怀疑。因为12年来他对她既是严师，又像慈父，那人性化的一切表现，是严师无法做到的。
正因为如此，他为了她，是可以抛弃一切的。为了她，会不会认为高杨不仅有个十年前的情人、还有了近十岁的女儿，这件事如果一旦暴露，可能对女儿是致命的打击，断送她的前途和幸福，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对不起她那死去的妈妈，他无比愤慨，就是将高杨千刀万剐，也不能解恨，于是乘机置他于死地。
可王静，能因为他是她爸爸，就手下留情，不予追究吗？但是她没有任何证据推翻他说的一切。
她忘不了死去的妈妈。她为了爱，为了正义与真理，直面惨淡地和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饶的机智勇敢的斗争，那精神、那品质、那气度，惊天地，泣鬼神。
她感到和父母相比，显得多么渺小。她在脑神经外科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已经死去的、还活着的的亲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她没有理由不听他们的，包括亲生父亲为她安排的一切。但是，她不能容忍为了她而不择手段地消灭他们认为对她前途有影响的人。
爸爸是不是这样的人，她不能最后确定。现在就喊爸爸，还太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