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证——驳郭沫若先生的曲解
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种种曲解，笔者拟从杜诗中找出力证，以有助于进一步读懂这首诗。
一、茅屋
杜甫在乾元二年（759）七月弃官到秦州住了近四个月，又去同谷，住了一个月左右，遂决计去蜀，年底到了成都。杜甫为什么放着官儿不当却辗转艰行来到四川呢？原来前二年杜甫任左拾遗时，为房琯罢官事触怒了肃宗。房琯被贬，杜甫也受牵连，由左拾遗这个朝官一下子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一个管祭礼、教育、医巫的小文官）。冬末回洛阳，两个月后返回华州，有感于途中目睹战乱景象，写出了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这时朝廷正当宦官李国辅独断专横，杜甫深感肃宗的无能，自己又无力正乾坤，愤慨地反问：“唐尧真自圣（实际是说肃宗是个昏庸废物），野老（自喻）复何知？”又加关内久旱，天下饥馑，故乡河南骚动，听说秦州得雨，秋收有望，这才弃官来到秦州。后来一看，那里也不是存身之所，才又经半年多的时间来到“夙称富庶”的成都。这半年是他一生最苦的一段经历，疾病饥饿的折磨，山山水水的跋涉，风寒雨雪的摧残，狼虫虎豹的惊吓，沿途受到社会上的冷暖遭遇，真可谓饱经风霜了。到了成都以后，好不容易住到浣花溪寺主复空的庙里，熬过寒冬腊月。这样的处境怎么能修建起一座“草堂”呢？
首先杜甫来成都要有个奔头，决不能单纯地因这里富庶而来。杜甫一家子住在庙里也并不因认识复空，我们从《酬高使君相赠》诗可知，他吃的粮菜都靠“故人”、“邻舍”接济的，复空可能是看这些“故人”情面才让他留住的。那么，这“故人”是谁呢？老友彭州刺史高适离着较远，剑南节度使裴冕又没交情，主要依靠的就是他的表弟王十五司马，其次是友人萧八、何十一、韦二、韦少、徐卿等人。高适既闻杜甫来川，派人远道赠诗，也不能没有经济上的援助吧？正因为有这些人做后盾，他才在第二年到浣花溪西头敢于“卜居”；如果没有盖房子基金，他怎能贸然“卜居”呢？“主人为卜林塘幽”，《仇注》说“主人”是“公自谓”，我看应是王十五。且看《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赀》：
“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劳。”
一个“忧”字，说明王十五早就为建草堂操心了，所以今天前来送建造资金。杜甫既以他乡之“客”自居，对此地的故人当然是称“主人”了。“他乡唯表弟”，一个“唯”字，也可以充分看出杜甫来川投奔目标不是别人，就是这个表弟。在杜诗里只有这位表弟出资帮助过他营建草堂，所以推想这“主人”当是王十五。司马是个多大的官呢？不过是九品文宫。既是这样，王的资助也就有限的了。若是大官，这笔钱派个家院送来也就是了。再加房前房后种点树木也都是乞求于故人的（见《萧明府觅桃栽》《从韦明府觅绵竹》《凭韦少府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甚至连吃饭的食具也是向人要的（见《韦处乞大邑瓷碗》）。可见老诗人成立这个家是七拼八凑勉强对付起来的。
这样盖起来的房子的规模能像大地主的房子那样冬暖夏凉吗？杜甫写草堂的诗可以作证。《堂成》诗说“背郭堂成荫白茅”，顶盖是用白茅草苫上的。“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江鹳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白屋是阴冷的，院庭是篱笆编的，而且很矮，连邻鸡都能经常来往；门是柴枝编的，而且不常开；门庭冷落，群鸥白鹳常来沐浴栖身。翻遍杜甫描绘草堂的诗，从未发现有夸耀草堂规格如何富丽堂皇的。杜甫是久经颠沛流离的人，到成都好不容易才寻个落脚之处，如果草堂真比瓦房还阔气的话，他是会赞不绝口的。即使这样简陋，他也还不断写诗借环境的幽美来抒发其满足的心情。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满足的心情来说明草堂如何阔气。
二、秋风
草堂建于上元元年春，到刮这次秋风相隔仅一年半左右。
“八月秋高风怒号”，这场风除在这首诗内具体描写“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绢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而且后来还下了雨“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我们还可以从《柟树为风雨所拔叹》找个旁证。《叹》诗虽和《歌》诗不是一时之作，但是也可看出此地风雨之大。
“倚江柟树草堂前，古老相传二百年，诛茅卜居总为此，五月仿佛闻寒蝉。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苍天意……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这场风雨可能在夏季，不到三两个月，又来了“八月”这场风雨。《叹》诗虽然只写二百年的柟树被风雨拔倒，没有写草堂受害情况，但是也可想见草堂上的茅草也一定被风雨吹打得够惨的，所以这次秋风一怒号，才卷走屋上“三重茅”。“三重茅”，不但不能理解为苫过几次厚达一尺半，而且也不能理解为苫得多；相反的，有上次风雨摧残，现在茅草巳剩薄薄的两三层了，“三”在这里当是少、薄、稀的意思。正因为仅剩这么点茅草还被风卷走了，老诗人才拼命地去抢救。
三、南村群童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老诗人一看“三重茅”被卷光了，心急如焚，拄着拐杖前去追赶，可是“高者挂”的，够不着；“下者飘转”的也捞不起，只有岸上的一点零乱茅草还可以拾到，不料竟被南村一群儿童给抢走了，老诗人急了，“唇焦口燥”地呼喊，我就剩这么点苫房草，别抢啊。可是，孩子不懂事，不但没帮助这位衰朽的老人拾起茅草，反而“公然抱茅入竹去”了。孩子们，你们怎么这么忍心抱着跑了，竟干出“盗贼”的事来。这里谈得上阶级对立的对骂吗？如果说抱茅的是穷人孩子，那杜甫也来抱茅，不也是穷人吗？如果说地主是杜甫，那抱茅的孩子里就不能有地主的孩子吗？怒号的八月大风是不管穷富的，能刮走的东西，一律刮走。杜甫虽出身地主，但是这时他并未过上地主生活。首先，他没有派恶奴去追打群童，更没有恶犬去追咬，也没让自己的孩子去追赶打架，而是把自己累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哪有一个地主亲自去追这么点茅草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平日对邻里、儿童的关系处得很好嘛。你看，在这前一年，江水暴涨，是“儿童报急流”的。为什么关系这么好呢？平日和南邻朱山人“惯看门户儿童喜”。有一次泛溪水上，看到儿童捕鱼猎鸟，采莲挖藕，发现鱼鳞被碰掉了，藕上带河泥，就关心“人情逐鲜美”，“物贱事巳睽”，怕他们上市卖不上好价。和邻近农民关系处得就更好了，到寒食节那天，“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是这样亲热往来，樱桃熟了，还有“野人相赠满筠笼”。所以他来客人也要请邻人作陪：“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如果自己缺酒时，“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
关系这么好，为什么群童不像江涨报信时的表现，却来抱茅草回自己家呢？老诗人怎么还对群童追赶呼喊得“辱焦口燥”呢？其实，这正写出五月到八月连遭两次风灾，受难之大，家家如此，谁也顾不上谁了。一时惜茅如命，心急如火，才如此急躁。“归来倚杖自叹息”，一个“叹息”，就说明老诗人深感灾情之重。这要在平时，一喊这些儿童就会帮忙的，可今日竟如此“公然抱茅”而去，真是苦难逼人啊！看了这抱茅情景才“叹息”；一会回屋，再看屋漏的惨景，又彻夜不眠，这才产生了诗末的幻想。
四、娇儿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回到屋里一看，天黑了，风定了，可是屋里却是“雨脚如麻”，到处漏得水淋淋，孩子不愿进被窝，多年的破旧被褥泥渍厚，一触皮肤凉如冰铁；即使进入被窝，被里一条一缕的，孩子又怎么伸腿儿？老诗人的“叹息”未止，又睹此景，怎不心痛如绞？叫声“娇儿”，怎么跟我颠沛流离受这样的罪？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道出了受罪的根本原因，绝不是因“南村群童”欺压至此。所以这里也不能把“娇儿”与“盗贼”对立起来。不只现在“住的盖的这样差，几年来也没得一天好。在《空囊》里说：翠柏苦犹食无衣床夜寒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在《赤谷》里说：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卧道路，永为高人嗤“真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差点当了路倒儿。就是建成草堂以后的生活也并未富裕起来，也还是靠”故人供禄米“来生活，来了客人还得”自锄稀菜甲“孩子经常挨饿：恒饥稚子色凄凉“想要喝酒解愁，又怎奈”无钱何处赊“诗人穷困如此，今天看看孩子受这样的罪，自己当父亲的怎能不心疼，叫声”娇儿“正是自爱自怜自责自怨之情的流露，根本谈不到地主对子女叫”娇儿，的问题。
五、天下寒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段本是老诗人推己及人的理想最高境界的抒发，是历代为人传诵不已的名句。没有风卷房茅，床头屋漏，就不会想到“广厦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幻景；没有“群童”抱茅，“娇儿”难眠，就不会想到“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幻景。
“士”，不能只理解为读书人，退官的隐士或未考中的穷秀才。士，在《诗经》里有时就是男子或女子的通称，如：“有依其士”或“厘尔女士”。士民，又指一般的人民；士庶，也指一般的百姓。“寒士”，就是吃不上住不上的穷人，老诗人自经丧乱天天睡不着，长夜沾湿所悬念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一己之家么？看看他到成都以前的诗篇吧。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的不是老百姓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憎谁爱谁，不是十分鲜明吗？
他写战乱给农民带来的家破人亡之苦：当兵的在前方“边庭流血成海水”，在家的，“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不只一家如此，不仅一年这样：“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黎。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真是“老弱哭道路”，“死人如积丘”。再加连年自然灾害，害得人们吃不上：“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穿不上：“焉知南邻客，九月尚绤”我们读到杜甫大量同情人民疾苦的诗，可是却读不到一首可怜或同情读书士子的诗，相反的倒看到一些处士、隐士对他们的哀怜、矜悯。就以乾元元年（758）冬以来一年多的时间来看，杜甫见过的读书士子在诗中提到的就有阌乡姜七少府，是县级专管水火盗贼的小官，能在“河冻味鱼不易得”的时候设鲙鱼宴招待他；有“昨夜邀欢乐更多”的秦少府；有热情接待他的二十年前老友卫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有视“荣贵如粪土”的阮隐居，秋日还曾赠他“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有与他同遭贬谪的赞上人，在秦州为他安置食宿以及定居生活等等。说杜甫要把这些人“大庇”于广厦之中去，有何必要呢？从《所破歌》中怎么也看不出杜甫“叹息”的是这些人，“长夜沾湿”关怀的是这些人。这些人的生活哪个不强过他，强过杜诗描述过的那些穷苦人？
“穷年忧黎元”是杜甫的初衷，“大庇天下寒士”则是他最高理想。要知道杜甫是尝过饿死娇儿的苦痛的。
至于说一旦“眼前突兀见此屋”的时候，“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乃是发自心底的誓言，这是恨不得马上在眼前涌现出千万间高楼大厦来的迫切愿望，是诗人感情激动到高潮时的至诚至切之声！
杜甫这种宏大志愿和理想，不是一时冲动才说出来的。他曾多次颂马赞鹰并以此自喻，要为国为民不惜一己利益：“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开元二十九年秋黄河泛滥，诗人喊出：“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他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开头就抒发过终生誓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虽然他一生困顿，理想志愿始终未能实现，但是他至死也没忘了人民和祖国，他的绝笔诗慨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而自己以多病之身，一事无成，不禁涕泪如霖。所以不能说大厦告成之日，杜甫第一个搬进去就忘却他人了。杜甫不是那种人。
§§§第2节[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有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论述
“诗人说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
“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孩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
“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者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这才是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们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已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们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
§§§第3节“群童”与“寒士”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本是千古定评的不可多得的名篇。可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却诬之是一首“怨天恨人”的诗，说什么“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呀，“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呀，什么“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一句话，“只是一些士大夫们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的诗。我在1979年春曾有专文作过驳议，可是，不料在十二年后的1991年末，一家名牌大学学报上竟有人以驳论为名，仍在歪曲这篇名诗。说什么杜甫不是骂“贫穷的孩子”，而是在骂“顽童”，好像顽童就该骂。说什么“寒士”是受苦的知识分子，应该“大庇”。这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说法，仍不合杜甫诗本意。
杜甫的茅屋，建于上元元年春，到刮这次秋风相隔仅一年半左右。在此前两三个月，曾有过一次暴风雨的袭击，将杜家门前的一棵二百多年的老楠树摧折，可以想见其灾情之大了。未经喘息，又突然“八月秋高风怒号”起来，“卷我屋上三重茅”，是上次被风刮过之后仅剩下的两三层薄薄的茅草（不是什么“一尺多厚”、“冬暖夏凉”、“比瓦房还要讲究”）又被刮个净光，老诗人怎能不着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