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郭根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镇安寨村。父亲郭识吾早年从事革命活动，与高君宇等均有交往，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由于父母感情不和，郭根1924年随父亲到了北京，离开了故乡。1925年，郭根考入北师大附中。这所学校当时是北京中学生中民主活动的堡垒，培养造就了一批青年革命家。郭根从封闭的晋北地区来到这里，立即投入了校内的民主运动。他喜欢文学，经常组织讲演会和剧团演出，做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后来秘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担任过师大附中校刊总编辑，利用这一阵地宣传革命。有一次出了一期“红五月”专号，被国民党市党部全部扣禁，并要拘捕编辑人员，幸由校长设法掩护才没有出事。因为他才思敏捷，文章出众，当时名字又叫郭良才，所以同学们都称他为“郭才子”。
在师大附中就读期间，郭根深深地爱上了出身名门的邵乃贤小姐。邵的父亲邵飘萍是五四前后我国新闻界的风云人物，曾于1918年创办《京报》，独步北方，名震全国，同年又创办了“新闻学研究会”（我国最早的新闻学研究组织），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我们那时候个人的事情想得很少，一切服从组织，服从工作。我生了五个孩子，可是从没‘坐过月子’。”
……
人活着，为了什么？
人为什么活着，才有意义？
李森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投身革命，而献出青春和热血，情不谓不深；为了共同的革命志向而与沈仲文同志相遇相知相爱，牵手一生，情不谓不真；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而不顾年迈，上下奔走，情不谓不浓。她付出了许多，牺牲了许多，但也得到了许多。这样拥有大情怀的奉献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一对被狭隘和虚荣所羁绊的青年，不知是否能读懂老八路李森？读懂革命前辈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
1926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在新闻学研究会期间，邵飘萍曾对青年毛泽东予以热忱帮助，被毛泽东誉为“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飘萍夫人汤修慧是一位江浙女才子，丈夫遇难后，她继承烈士遗志，复刊《京报》，继续为宣传真理而奔走呼号，在北方新闻界颇有名气。邵乃贤是飘萍先生的长女，当时也在师大附中上学，对郭根的品貌才学也是极为倾慕的。二人深深相爱，并经过重重波折终于结为伉俪。这一段罗曼蒂克的恋爱经历，成为郭根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往事；也正是由于这桩婚事的缔结，为郭根投身报界创造了重要条件。
北师大附中毕业，郭根考入山东大学外语系。他积极参加校内的反帝爱国运动，并编辑了进步文学刊物《刁斗》。1935年大学毕业，曾在归绥中学短期任教。正值“一二·九”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和一些进步教师编印《燕然》杂志，从文学的角度鼓吹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根夫妇辗转南下。当时，他的岳母汤修慧已将《京报》停刊，抛却全部资产，只身逃出古都，到了香港。耿耿忠骨，为人称颂。1940年，汤修慧见到《大公报》香港版编辑主任徐铸成，特意推荐郭根来该报工作。一方面出于对飘萍先生的崇拜和对汤修慧先生的敬重，另一方面因为对郭根的才学略有所闻，徐铸成欣然同意。从此，郭根正式投身于新闻界。
郭根刚到《大公报》香港版时，只担任编辑，把路透社的电稿译成中文。他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同时，由于他思想进步，目光敏锐，编辑英文稿之余，还写了一些文字泼辣、短小精悍的时评和杂文，很受读者欢迎，更为总编辑徐铸成所欣赏。所以在他工作不久徐就让他同时助编要闻版，使他的外语水平和写作水平都能得到初步的发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的环境日益险恶，根据总社安排，《大公报》香港版停刊，立即创办《大公报》桂林版。经徐铸成挽留，郭根与之同行返桂。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他们一行四人化装成“粤籍”难民登上了开往广州的汽艇。他们都不会讲广东话，在珠江码头遇到日本宪兵检查盘问时，多亏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当义务翻译，说他们四人多年在外，所以连本乡话也不会说了，如今因为“皇军”“解放”了他们的家乡，才特地赶了回来。其实他们化装出逃的根本目的是不甘日寇奴役，是为了办报抗日。关于这段历史，郭根在后来写的《徐铸成其人》中曾有所介绍。
经过徐铸成、郭根等人的积极筹办，《大公报》桂林版很快于1941年3月与读者见面，仍由徐铸成主编，郭根则以编译国际新闻为主，并不时以“木耳”笔名在《大公晚报》发表杂文。这些杂文宣传抗战和进步，抨击投降卖国，反映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热情；语言朴素凝练，幽默诙谐，既有文采，又有战斗力，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铸成偶尔也写几篇助阵，署名“银丝”。“木耳”“银丝”，从炒什锦的“菜谱”上就能看出徐铸成与郭根当年笔墨相交之深。
抗战中期，桂林聚集着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因此这里曾有“文化城”之称。在这座特殊时期的文化城当中，《大公报》桂林版以其进步的社论和副刊影响了众多的读者。回忆这段历史，郭根曾不无自豪地认为，桂林《大公报》是“文化城的支柱”，“维系着大东南半壁的人心”。桂林沦陷后，报纸停刊，郭根随报社人员辗转至重庆，在《大公晚报》编要闻版。由于他言辞激烈，为重庆《大公报》所不容，于是被免职。1945年春，郭根应邀到西安《益世报》当了总编辑。由于主持人马在天不大过问编务，郭根和进步记者们一道在可能的范围内宣传民主，使这份以天主教为背景的报纸一度成为西北的进步报纸。
日本投降，《文汇报》于1945年8月18日在上海复刊，徐铸成电邀郭根参加工作。1945年底郭根离陕赴沪，担任《文汇报》总编辑。短短几年，从一名小译员成为一名大报总编，郭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然而他的爱妻邵乃贤已不能分享他成功的喜悦了，一年前她因患肺病不幸逝世。
《文汇报》复刊不久，举世瞩目的国共两党和谈开始，北平立即成了时局变化的中心。为了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报道北平的重大新闻，郭根来到北平，成立了“文汇报办事处”。作为《文汇报》特派记者，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而且积极参加民主活动，成为进步新闻界的活跃人物。在1946年夏到1948年冬近三年时间里，郭根和北平的各派进步力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经过深入采访，写下了大量通讯，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我党为争取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的面目及其不可挽救的败局，揭露了美军在北平的暴行，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30多篇长篇通讯有17篇发表于《文汇报》，其余的10几篇在《文汇报》被反动当局查封后用“木耳”“焦尾琴”“焦桐”等笔名发表于上海《新世纪》半月刊、《展望》周刊、成都《西方日报》等报刊，1949年初集为《北平三年》，由知识与生活出版社出版。
《文汇报》于1947年5月25日被查封。此后，郭根仍然留在北平，参加民主进步活动。当时他担任着阎锡山在北平的通讯社“正中社”的总编辑，又娶了前山西省府主席赵戴文的侄女赵锦为妻，工作上有了掩护。他创办的《知识与生活》杂志，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教授学者，并通过吴晗等人获得民盟的支持，在后一阶段，通过崔月犁同志和北平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获得党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他还担任了北平《益世报》总编辑，兼编《真理晚报》，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为民主宣传开辟了阵地。《真理晚报》创办两月即遭查封，郭根也被国民党市党部列入“新闻界黑名单”。和谈破裂，北平形势骤变。1948年秋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郭根安然脱险，进入解放区，后随解放军进城，参加了接收北平旧报的工作。不久，被分配到《人民日报》资料室工作，任资料室主任。经过抗日烽火的洗礼和解放战争的考验，郭根作为一名新闻战士更加成熟更加坚强，以全新的姿态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
郭根热爱新闻工作，尤其对《文汇报》感情很深。1949年6月《文汇报》再度复刊时，徐铸成又邀他南下，合作办报。他征得领导同意，立即离平赴沪。在《文汇报》两年多，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潜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完成了《百年史话》（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用科学论证方法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新中国。这本小册子应读者要求曾多次再版。1951年底，郭根准备应邀去北京参加《中国青年报》创办工作，可是因为“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人事冻结，于是刘导生同志介绍他去山东大学工作。1952年2月，乍暖还寒时候，到了山东大学。起初为中文系开“新文学概论”课，后来编校刊，兼编《文史哲》杂志。1953年秋调入人民出版社，1955年应山西师范学院院长梁园东之邀调回太原。1956年又曾返回《文汇报》当副总编，翌年正赶上大鸣大放，便又回到山西师院。
郭根的后半生是在山西大学（山西师院是它的前身）度过的，作为中文系教授，以教授现代文学课为主，对鲁迅研究倾注了一定的心血。他虽然身居教坛，却仍未忘情于他曾经从事过的新闻事业，与徐铸成等老报人始终保持着联系。他在晚年曾多次上书校领导，主张创办新闻专业，并着手编写教材。他写的关于邵飘萍的论文《以身殉报的邵飘萍先生》《邵飘萍论新闻采访》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好评。由于他和邵飘萍的特殊关系，一些研究飘萍新闻活动的人也曾与他联系，向他请教，他均一一作答。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山西大学新闻专业的正式创办，就于1981年10月去世了。
在郭根一生中，当职业记者的时间只有十余年，但是，他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精神，及其抨击黑暗、讴歌民主的新闻作品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像一颗彗星，他的光曾经属于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并将永远属于它。
§§§第25节郭兰英的情与歌
12集音乐电视剧《郭兰英》在1999年3月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早春的中国大地很快涌起了一阵“郭兰英热”。且不说为一位尚健在的文艺界名人搞传记片是否有点超常，且不说播出规格之高是否有点独特，单就剧中那一段段郭兰英原唱歌曲，就足以让人重新领略什么是真正的艺术魅力，从而再次引发人们对艺术品格和艺术生命力的思考。
一位中学教师说：“郭兰英的歌声又带我回到过去那个火热的时代，唤醒了我记忆中沉淀了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情何所依，为谁歌唱，对每一位歌唱演员来说确乎是不容回避的问题。那些走穴发财偷税漏税的“大腕歌星”、那些搔首弄姿嗲声软语的“倩”妹“酷”哥，定然不能理解郭兰英这一代歌唱家为革命时代而歌、为劳动人民而歌的人生追求。郭兰英是在党的培养下，由一个苦孩子、旧艺人成长为一位人民艺术家的，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唱出了不同的动人的歌，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力量，赢得了劳功人民的热爱。
在《郭兰英》剧播放之前，我们采访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音乐电视剧《郭兰英》座谈会”，并由此走近郭兰英。
放弃名角，要做文艺战士
郭兰英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生活虽然艰难，但黄河文化孕育下的山西太行秧歌和晋剧的优美旋律使童年郭兰英如痴如醉。她看戏、听戏、学着唱戏，和小伙伴嬉戏玩耍，充满快乐，并显露出良好的艺术天赋。
稍长，郭兰英进了太原的戏班子，开始了正规学艺的艰难历程。挨打挨骂受气，小兰英一声不吭，泪水往肚里咽，让仇恨在心里长芽。她拼命练功，执著学艺为的就是当个名角，一辈子唱戏。开始登台演出，一嗓子唱红太原，实现自己儿时理想的同时，也成了戏班子的摇钱树。
后来，为了躲避地主恶势力的纠缠，郭兰英跟随师娘离开太原，辗转奔赴张家口，进了同德戏团。在张家口又是一炮打响，唱红了塞外。郭兰英在一片喝彩声中烫了头发、镶了金牙，穿着时髦的高跟鞋和旗袍，一派名伶风度。然而，当八路军开进张家口以后，她却不再以晋剧名角为满足了。苦水里泡大的郭兰英被革命队伍新鲜活泼的街头宣传活动和反映人民生活的新歌剧所吸引。她迎着华北联大文工团的召唤，毅然决然离开旧戏班，走进革命队伍。那是1946年，是郭兰英17岁的花季。可以说，深厚的黄河文化滋养催绽了郭兰英这朵艺术之花，而这花只有植根于革命生活的土壤，才能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郭兰英穿上了土布军装，成为一名革命的文艺战士。她舍弃的岂止是作为晋剧名角的优裕生活，她选择的分明是一种全新的艺术之路！而这种选择，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尤显得难能可贵。
在华北联大文工团，郭兰英迅速成长起来。她演的《兄妹开荒》形象逼真，嗓音甜润，博得观众阵阵掌声。后来又演新歌剧《白毛女》，由于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和良好的晋剧功底，把握主人公喜儿的性格也比较准确，在石家庄人民剧院首场演出时，获得了极大成功，得到了前来观看演出的周恩来副主席和台上台下的一致赞扬。三年解放战争中，郭兰英跟随文工团经常为部队和群众演出，她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把最好的歌献给这些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战士们。钻山沟、吃黑豆，甚至还有炮火的危险，她觉得无怨无悔，就是死，也值。
新中国成立后，郭兰英所在的文工团改成中国歌舞剧院。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看过她的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的鼓励。郭兰英以火热的激情歌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歌唱伟大的党和英雄的人民。她曾参加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一曲《妇女自由歌》——“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郭兰英赢得了大奖。她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插曲《我的祖国》，优美动听，气势雄浑，意境深远，唱出了新中国的美丽、可爱和强大，激情豪边，使人热血沸腾。她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演唱《南泥湾》，载歌载舞，朴实无华，却唱出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日的民族精神。她领衔主演的《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新歌剧，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为中国新歌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郭兰英用自己的歌声表达着对社会主义祖国与人民的热爱，其情深厚澎湃如长江黄河，其歌可感天地而动人心，说她是人民革命新时代的歌手应毫不为过。
历尽坎坷，不改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