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诡异的是大青山上一颗巨石，居然拐着“S”形，将那七八座早已闲置的土高炉一一掀翻、碾碎，然后像害怕承担责任一般，一头扎进了青衣江，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
尽管生在新中国，我父亲的少年时光还是比相当一部分生在旧社会的人差远了。要知道，我爷爷二十岁前都是在私塾里度过的。当然，他摇头摆尾地学了多少“人之初性本善”另当别论，至少在形式上他是入了学的，而到了我父亲这里，连形式都没有了。父亲后来说，他的童年完全是在无知中度过的，新社会要求的是无知者无畏，越无知越吃香，所以没有人会傻到顶着无知的社会风气去变得有知--也就是说，没有人会想着去念书。但这并不等于我父亲就比我爷爷差，事实上，在我父亲十岁那年，他就干了件震动举人湾的大事。
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刚刚十岁。那一年，新中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事情，但到了举人湾，只有两桩，打麻雀和砍树。你别看现在的麻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时的麻雀可没有这么金贵。而且，这家伙要吃粮食是人人皆知的。这一点，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和我们举人湾人的意见出奇一致。其实，北京号召的是除四害，包括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当年的情形跟现在的差不多，北京的号召传到举人湾时变了形。北京号召人们除四害，意思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等一块儿除，谁也跑不掉。可到了举人湾，只剩下打麻雀了。举人湾打另外三害的积极性并不高，老鼠太狡猾，钻进地里根本找不着，掘地三尺的结果，往往只能找到一堆老鼠屎；苍蝇和蚊子实在太多，打不胜打。我妈说那时的苍蝇和蚊子天天开会，打死一堆又有一堆，房前屋后竹林里树林中，臭水沟中粪坑里，处处都是，哪里打得过来。有鉴于此，聪明的举人湾人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麻雀身上。当然，专挑麻雀下手其实有一个更难人启齿的原因，在肉食匮乏的年代，麻雀可以解馋。这种既符合上头的政治意图又能满足个人私欲的选择相当难得，以至于我父亲后来向我描述烤麻雀的味道时，还一度流出怀念的口水。
整个举人湾就这样喊着高尚的口号怀着卑鄙的心理向麻雀宣战了。这种宣战可是真刀真枪地干，绝非敷衍塞责。据说举人湾一下子集中了数十只鸟枪。这种枪简直就是麻雀的克星，它打出去的就是一张铁砂网。麻雀们不是老爱凑在一块儿叽叽喳喳么，正开会时，“通”的一声枪响了，无论朝哪个方向飞都是铁砂子。运气好的只触及羽毛，吓个半死，赶快怪叫着飞走；运气不好的，铁砂子轻而易举地射进身体，就只好跌落凡尘成为人们的盘中餐了。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后边跟着一群呐喊助威的娃娃，从这个竹林转到那个竹林，挨个打。三十年后，我有幸见过这种鸟枪。那是举人湾仅存的一个枪手，一九五八年时他出尽了风头，曾经创下过一天收获五十七只麻雀的纪录。三十年后，当举人湾早已将吃肉食的愿望转向鸡鸭等家禽时，这个名叫江德福的老头还孤独地保持着一九五八年的传统，扛着鸟枪，腰间吊两个装着火药和铁砂子的布袋，仔细地在每一个竹林里寻找麻雀们的声音。每年总有那么三四次，他会转到我家附近的竹林里，“通”的一声，将枪管里的铁砂子放出去，然后在枯枝落叶间毫无意义地搜寻，每当我惊讶于只有那一片片被铁砂子击穿的竹叶时，他便趁机将矛头对准我说，都是你父亲干的缺德事，咱们举人湾已经三十年没来过麻雀了。抱怨过后，他会寻一方石头坐下来，边擦鸟枪边讲我父亲在一九五八的光荣历史。
用枪打麻雀没几天，生产队就搞不到铁砂子了，铁砂子本来产量就有限，又要拿去炼钢，况且不是一粒铁砂子就搞定一只麻雀，所以人们只好望着锃亮的鸟枪一筹莫展。响应号召除四害的诚意受到质疑，性质很严重，包括江德福在内的所有枪手们都感觉末日来临，打仗没子弹了可以冲出战壕跟敌人肉搏，打麻雀没子弹想肉搏也不知往哪里冲。正在这节骨眼儿上，我父亲发明了一个绝招，就是赶麻雀。也不知道是瞎猫撞了死老鼠还是真的那么聪明，反正十来岁的他跳起来给大人们分析说，麻雀飞不高也飞不远，总要找地方落脚，如果人们一直追着，不让他落脚的话，麻雀只能在空中飞来飞去，最后活活累死。如果这话真是我父亲原创的，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原因之一是我父亲发明这种卑鄙的伎俩时，郭沫若的《麻雀咒》还没有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对付麻雀“毒打轰掏”的四字真言也还没有普及。原因之二是我曾经仔细观察过，麻雀的飞行能力确实很差，似乎不到一百米就需要停下来歇一会儿，也确实不能高飞，似乎总在人们头顶二三十米的空中徘徊。更要命的是，这种又名家雀的东西在数万年的自然选择中把人当作了朋友，人的窝在哪它们就会把窝筑在哪，它们五脏俱全但万万想不到人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反过来残害它们。
抓住了救命稻草，生产队长连夜开会，命令举人湾老老少少全部出动赶麻雀，有盆儿的拿盆，有碗的拿碗，反正能敲打的东西都行，实在一穷二白的就在棍子上绑根烂布条。据说这种集体娱乐的场面是举人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们的热情赛过了任何一次开会或者赶集。人们被划分成若干个小组，各个小组负责一片领空，只要有麻雀出现在这个小组的领空里，这个小组就得发出各种声音把麻雀赶走。这个方法虽然很原始但管用，曾经是鸟类天堂的举人湾迅速变成了地狱，千百年来和举人湾人共处的麻雀在一九五八遭受灭顶之灾。麻雀们想进大青山，岩石上站着呐喊的老人；想上南华山，风垭口上站着敲锣的年轻人；想进闵家祠堂背后的荒坟，草丛里站着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麻雀们惊恐地发现原来的栖身之所都没有了，它们在人们的来回驱逐中找到了举人湾最后一块净土--青衣江上。于是，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举人湾人卑鄙无耻地把所有能赶到的麻雀往青衣江上赶，然后人们聚集在江的两岸，看着那些无辜的生命在空中顽强到筋疲力尽，然后一个接一个掉落江心，顺水流到张开等待它们的网里。
“最多的一天，累死过八十九只麻雀。”三十年过去了，这个数字一直印在江德福脑中：“但从那以后，麻雀再不来举人湾了。你父亲也遭了报应，早早就死了。”
父亲的早逝是否因为麻雀报应没有确定答案，举人湾极少有麻雀却是我亲眼所见，直到今天，举人湾仍然绝少麻雀。一九九五的春天，一个鸟类专家带着一个小组试图解开这个谜，他们考察了地貌，分析了环境，化验了土地和江水，得不出任何地理方面不适合麻雀生存的原因，最后摇头而去。据说，在那场虐杀中出过力的人都没有善终，江德福没有得到什么幸福，他的晚景无限凄凉，他那自视清高曾贵为大队妇女主任的女儿生了一个傻女儿后离家出走，他则独自一人熬到一九九八年才在他承包的渔塘边的小木屋里去世，村里人检点污秽不堪的小木屋时，发现唯一可观的遗物就是那只枪管锃亮的鸟枪，它像一盏灯照亮着昏暗的小木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