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只知道井冈山好，不知赣南闽西是个什么样子，真有点像‘井蛙观天’。何键和鲁涤平把我们从井冈山撵了下来，迫使红四军到赣南闽西转一圈。这一转我们才发现，除了井冈山，还有赣南和闽西，革命基础和条件这么好，我的眼界一下子开阔啦。在江西东固有个红二团，还有个红四团，他们共有一千多人，七八百条枪，战斗力很强。红四军与他们会师时，我说他们是‘钢军’。所以，3月30日我们在汀州‘辛耕别墅’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红四军不走了，就在闽粤边界游击，建立割据区域。4月5日还在瑞金写信给中央，正式向中央提出与国民党争夺江西、福建和浙江的建议，后来在于都又作出了‘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闽西的两个土霸王郭凤鸣和陈国辉，闽西的割据局面已初步形成。这是闽西党和工农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闽西党今后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区域。”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代表们认真地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土地、政权等决议案，使之成为闽西今后革命斗争的行动纲领。
大会还没有开完，毛泽东就病倒了。他在离开龙岩前夕，身体就不太好，得了疟疾，俗称“摆子病”，时冷时热，时好时坏。邓子恢给他请来郎中诊治，还想方设法给他买来一些奎宁片。他稍有好转，就来到了蛟洋。不料这次发作病得厉害，连续几天寒热不止。
这期间红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此时前委还接到中央来信，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到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陈毅找到毛泽东，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并说他准备到上海去一趟。毛泽东听后，说：“可以去，我赞成你去。你把红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陈毅马上就要去上海，前委只好指定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陈毅于8月初，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转赴上海。
毛泽东和贺子珍由闽西特委派人带路，从蛟洋转移到苏家坡。
苏家坡坐落于深山幽谷之中，离龙岩城只有一天路程，又是敌军“三省会剿”进攻的重点地区，不是久留之地。林彪、傅柏翠与特委的同志商定，让毛泽东化装扮成“教书先生”，转移到永定的偏远深山中隐蔽起来，继续治病休养。
用一个什么化名好呢？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叫‘杨子任’吧。”
“杨子任”，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用过的笔名。“子任”，即润之的谐音，至于为什么姓“杨”，就无从知晓了，大概是与杨开慧有关吧。
从1929年8月上旬开始，在上杭、永定的偏僻山村之中，便出现了一个身染重病、携夫人同行的红军教师“杨先生”。由于闽西客家口音“子任”与“主任”谐音，因而不少人又称他为“杨主任”。
毛泽东和贺子珍只在苏家坡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苏家坡村苏政府就派出几名赤卫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到了上杭的大洋坝，后又由粟裕带着部队护送，几经辗转，于8月21日转移到永定县城东面60华里的岐岭乡“牛牯扑”。
“牛牯扑”是永定金丰大山的一个深山沟，只住有赤卫队员陈添裕一户人家。陈添裕二十出头，憨厚老实。他在这深山沟里筑了一座两层土楼，取名“华兴楼”。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这土楼里。
永定土楼别具特色，是用黏土筑成。土楼高的四五层，也有的两三层。青瓦盖顶，远看好像座座城堡。每座土楼，都有很雅致的楼台，如“师俭楼”、“远望楼”等等。
粟裕所率大队就在永定县活动。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还要卢其中带领两个中队赤卫队员前来“牛牯扑”，协助粟裕负责毛泽东的安全，派熊炳裕专门担任联络并负责采买，协助陈添裕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几天后，粤敌陈维远部由大埔进犯永定，离牛牯扑不远的下胡雷等地也有敌军。为防不测，卢其中让陈添裕带着几名赤卫队员，在离牛牯扑3公里之外的青山下，搭了一座竹寮。
毛泽东和贺子珍由陈添裕陪同来到了竹寮。
竹寮搭在傍山坡的一块小平地上。竹寮的柱、梁、墙、“瓦”，用的全是竹子，门也是竹片扎成的。再看里面的用具，也全都是竹子的，竹桌、竹凳、竹床、竹瓢等等。毛泽东感到自己好像处在“竹器时代”。竹寮四周远山全是竹林，寮后的竹丛，被风吹得飒飒作响。贺子珍面对满目古朴蛮荒的景色，不觉有些寂悚之感。毛泽东却i兑“好地方！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这么古朴典雅之居，得起个雅号才对。”
贺子珍笑笑：“你真有雅兴！”说完，进到寮内果真磨起墨来。
毛泽东找来一块约一尺余长的杉木板，用手将上面的泥土擦干净，随即猫腰进屋，将木板平放在竹桌上，取出毛笔，饱蘸浓墨，略一沉思，便挥笔写下“饶丰书房”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随后，又端端正正地挂在竹寮门外。
毛泽东双手叉腰，后退几步，品味一番，自得其乐地问贺子珍：“子珍，你看怎么样？”
贺子珍依然笑笑：“润之，看来你是想在此隐居了。”
初秋时节，深山露凉。毛泽东的疟疾病本未痊愈，不知不觉着了凉，又发作了。贺子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熊炳华和陈添裕上山来探望并送来一些食物，得知毛泽东病重，赶紧下山，飞报张鼎丞、阮山和粟裕。粟裕等人得报后，即刻下山来竹寮探视。张鼎丞忧心如焚，立即在东石岭的湖塘小学，召集永定县委和县革委会几个主要领导人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给毛泽东治病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找一个可靠又有丰富经验的医师才行。”大家想来想去，一致认为阮山的姐夫吴修山合适。
阮山是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姐夫是修山县当地世医，医术高明，为人正派，但是爱抽大烟。他听说是给红军的“杨先生”治病，二话没说，便由阮山领着来到青山竹寮。
贺子珍给吴修山搬来竹椅，请他坐在床前。吴修山坐下后，一边取出老花镜戴上，一边拉过“杨先生”的手腕，细细切脉，还让“杨先生”伸出舌头看看舌苔，然后又用手摸摸“杨先生”的前额，之后轻轻说了句：“杨先生染疾日久，病得不轻啊！”
毛泽东已听见了诊断。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对吴修山说：“有劳吴先生了！”
“哪里哪里，红军有功于民，老朽能为杨先生诊病，实乃有幸！”说完，他坐到竹桌前，开了一剂内服药方，一剂外治药方。
毛泽东拿过内服药方一看，笑着说：“吴先生，你这是重药治恶病，好苦咧！”
吴修山听后，边收眼镜边说：“杨先生，看不出你还懂医道。就老朽所知，你们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药苦啊！”
在场的人大笑起来。
毛泽东也笑了：“是的哩！是的哩！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阮山迅速差遣熊炳华下山抓药。服过两剂之后，毛泽东的病情果见好转。
不知是下山抓药一时不慎还是别的原因暴露了秘密，陈东的民团和侵占永定县的粤敌陈维远部，探得了红军有位“大干部”住在“牛牯扑”。
9月17日早晨，陈东、岐岭方向突然传来阵阵枪声。金丰民团和广东大埔保安队四百多人，分数路向中牛牯扑扑来。
情况万分危急。粟裕、卢其中指挥红军和赤卫队员阻击敌人，同时要中共岐岭支部书记陈兆祥派出陈添裕等四位赤卫队员，火速护送“杨先生”往雨顶坪村转移。
陈添裕等四人急忙赶到青山下竹寮。“杨主任，有情况，快转移！”人没到，声先到了，陈添裕打老远就大声通报着。
贺子珍听见陈添裕的通报，知道险情紧急，赶忙收拾东西，打好包裹。可毛泽东却冷静地说：“别急，先考虑一下怎么转移好。”
陈添裕路熟，将转移路线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才说：“那好，我们走吧！”
从青山下到雨顶坪，有10里山路，崎岖陡峭。贺子珍已有五个月身孕，由两名赤卫队员护送着先走了，毛泽东随后也离开了竹寮。他毕竟大病一场，尚未痊愈，下山没有多远，就直喘粗气，两腿发软，迈不动步。
山下的枪声越来越近，情况越来越紧急。陈添裕想用担架抬着他，可一来没准备，二来这满山灌木荆棘，抬着也不好走。怎么办？陈添裕急得满头大汗，着急地对毛泽东说：
“杨先生，来，我背着你走！”
毛泽东忙说：“要不得！要不得！我快点走就是了！”
陈添裕急得直跺脚：“哎呀，敌人已经离这不远了！”说完，他不容分说，俯下身子，背起毛泽东就跑。
陈添裕整天爬山越岭，年轻力壮，背着高他半头的毛泽东仍走得飞快。可是，毕竟毛泽东身材高大，走不多远，陈添裕就累得直喘粗气，两人的汗水沾在一起，湿透了衣裳。
山路越来越窄，枪声越来越近，陈添裕背着毛泽东急迫地跑着，鞋子跑掉了，也顾不得停下穿上，赤脚踩在山石和荆棘上也不觉得疼痛，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跑。
整整跑了5公里山路，终于安全转移到了雨顶坪村的“总楼”门前。陈添裕刚放下背上的“杨先生”，就昏倒在地上。他的双脚也不知划破了多少口子，鲜血直流，脚底扎满了刺。
先行到达的贺子珍，俯下身子连声呼唤：“陈添裕！陈添裕！”赶忙让人把他抬进屋内放在一块门板上，给他揩干身上的汗水和脚上的鲜血，然后找出缝衣针，将脚底的刺一根根地挑出……既是心疼又是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毛泽东对贺子珍说：“多亏有牛牯扑同志的营救啊！”
当晚，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雨顶坪的“福兴楼”。9月下旬，他们辗转来到永定上湖，先后在“天后宫”、“兴福庵”居住。10月上旬，他们来到合溪石塘，住在“师俭楼”。
毛泽东对牛牯扑的人一直没有忘记。直到24年后，即1953年国庆节前夕，他从北京专电邀请陈添裕赴京观礼。只是陈添裕刚好妻子坐月子离不开，只好委托其弟陈奎裕赴京看望毛泽东。
在冰雪覆盖的寒冬，毛泽东率队向宁化进发，突然跌倒向山涧滑去，被一棵大树拦住
古田曙光小学右侧，宽旷的阅兵场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有红军、赤卫队员，也有当地的老百姓。人群中不断地传出欢笑声、喝彩声、掌声，热闹非凡。
1930年元旦，在刚刚胜利结束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前委和军政治部、司令部驻扎的八甲村，就在曙光小学附近。政治部为欢庆“九大”胜利结束，让大家欢欢喜喜过新年，组织了这个元旦军民联欢大会。
新年到了，许多人都在互相祝贺。一纵队驻在下塘村，离军部较远，来回不方便。为了向军部领导和新前委祝贺，林彪分别给毛泽东和陈毅写了信，派通讯员送往前委机关。
元旦这一天，毛泽东没有休息，他和朱德在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的行动部署。
毛泽东回到住处坐下，警卫员便将林彪的信交给了他。毛泽东刚看完信，陈毅就进来了，告诉说他也收到了林彪的信，并说已回过信了。
毛泽东也很想给林彪写封回信。可是，写点什么好呢？一时还没有想好，到蛟洋后，他每天都在思考给林彪复信的内容。
林彪这时刚刚23岁。参加南昌起义时他还是个连长，上井冈山后不久，就当了红四军的营长。1928年8月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在崇义思顺追击叛徒牺牲后，他接任二十八团团长。但是，毛泽东觉得林彪有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对时局的估量较为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这种悲观情绪有一定的代表性。眼下，无论是在红四军还是在全党，忽视农村根据地的作用、坚持“城市中心论”者还大有人在。中国革命要不要建立广阔的农村根据地？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这是个事关全局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也在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井冈山，他曾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并创建了一块井冈山根据地。1929年初率军到赣南闽西，当初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而是通过游击赣南调动敌军，解围井冈，然后再返回井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