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弗尔特
有一天，我和维杰斯拉夫·奈兹瓦尔（20世纪20年代以后捷克最有影响的诗人，捷克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诗歌主义的主要创立者）来到画家卢德维克·库巴（捷克画家、作家）的画室。当时，一本介绍这位画家的大型纪念册正在着手筹备，奈兹瓦尔将写导言中的一篇，我答应配诗。卢德维克·库巴那时已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可是他依旧那样惊人地生气勃勃、精神矍铄。别忘了还应补充一句：他很可爱。同他聊天是一种愉快。他机智诙谐，妙趣横生。在他的画室，令人惊叹、喜悦的事情一件接一件。首先当然是他的新作，色彩明亮，充满了画家那种不可战胜的、永不衰竭的活力。他年事越高，作品也越发精湛！看不到丝毫“脏内衣”的痕迹——当年人们把那些干巴巴的平庸画家的平庸、干巴的作品叫作“脏内衣”。库巴的绘画却是进攻性的，它们热辣辣地猛掉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表现手法虽然并不现代化，但画家的才华使他的作品胜利地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他的绘画色彩之绚丽堪与印象派画家登峰造极之作媲美，画艺高超，因而吸引力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库巴同时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收藏家。画室里有他收藏的艺术珍品，主要是中国古代雕刻的一些复制品，窗户旁边的角落里立着个一人高的维纳斯半身像。当奈兹瓦尔驻足在这尊塑像前时，画家库巴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凑到他耳边高声耳语道：
“您可别宣扬出去，您瞧见啦，我是把维纳斯骗到角落里来的头一个世俗凡人。”
最后，我们围着一张靠墙摆放的桌子坐下了，墙上挂着一幅卢德维克·库巴新完成的自画像。我和奈兹瓦尔望着这幅画，两个人都看得出神，后来我们的目光落在画家的微笑上。
“你们既然这样看得仔细，我得给你们讲讲不久前发生在这幅画像下面的一件小事。我妻子的朋友，一位小姐，来看望我们。顺便说说，这位小姐长得相当漂亮。她盯着这张画看了半晌，然后坦率地、但带着不加掩饰的好奇问我道，究竟为什么我一遍又一遍老画自己。她的意思很清楚，难道我就那么漂亮、有趣！我推心置腹地告诉她说，我是对自己幸灾乐祸才画自己的。说过之后，我马上看出她不懂这句笑话的意思，因此我就接下去说我讲实话吧：
“事情是这样的，有时我约定的模特儿不能如期前来，而我既无时间，也无情绪上别处去另外物色一个。我在镜子旁边走过，看了一眼，心里说，嘿，这不就是模特儿吗，而且多么教人惊讶，恰恰就是我此刻需要的那副模样。我把镜子放在梯凳前面，打开画箱，请他面带笑容。他马上照着做了，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样他就做什么样，一切惟命是从。我要他换了好几个姿势，直到我认为合适了为止。他很耐心，也很听话。比如，我对他说：你把嘴里那支烟斗先放下一会儿行不行……他马上顺从地把烟斗放在桌上，做出听任吩咐的样子，后来我又同他商量：脸上能不能别那么一副呆傻相！他一点没有恼火，立刻摆出一脸大智大慧的神气，就跟那边的菩萨一个样。我心里夸赞他，兴致勃勃地画了起来。只要我自己不说累，要他站多久他都能坚持。”
说着，画家伸手在衣袋里摸了一阵，掏出一支普普通通、完全不是作画用的铅笔。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当场就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自己的肖像。仅寥寥数笔就画出来了，却是既俏皮又传神。是的，正是这么张面孔，戴着一顶无檐帽，嘴里叼个烟斗，脸上笑嘻嘻的，可惜画家随手就把餐巾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好。”他接着说，“我同那位漂亮小姐的谈话还没有完哩。我最后告诉她，画自画像很便宜，模特儿不要酬金，他是白给我效劳的。而且还不是在画价低得可怜，等于白扔掉的时期。不过，它也有个不足之处，那就是画脸不容易。可是这就看画家的功底啦。我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画了起来。”
“我这么绘声绘色地向这位小姐解释了一通之后，还说了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作补充。”
“一位女邻居来敲我家的门，要借一撮番红花作牛肉汤的调料。刚巧我画室的门半开着，她瞧见了放在梯凳上的一张静物画，画的是一盘甜面包。这位太太惊讶地转身对我妻子说：‘库博娃太太，您家的烤箱烤出来的东西好漂亮啊！’‘嗨，哪有的事。’妻子回答说，‘那是我的那只烤箱画得漂亮！’”
那一年，春色满园的五月还没有过去一半，编辑部落满尘土的电话响了起来。阳光正照射在我的办公桌上，飞尘在阳光中抖动。电话是广播电台打来的，文学编辑室通知我，说他们安排了半个小时的节目，播送我的咏春诗。朗诵将由埃杜阿尔德·科胡特和弗拉斯塔·法比阿诺娃担任，要求我为这个节目写几句话，谈谈自己，自画像似乎寥寥数语就行了，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或者再少那么一分钟。埃杜阿尔德·科胡特是我的朋友，弗拉斯塔·法比阿诺娃是一位很有魅力的美人儿。两个名字都使我感到愉快，我于是没有考虑便满口答应了。
当然，我不该这样做，应当事先好好思考一下。每次谈自己我总感到是件不怎么愉快的事情。脑海里出现的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眼都要么干巴巴，要么言不由衷。不是有失真实，便是哗众取宠。我如何评价自己，这同听众有何相干呢？一个作家怎么样，批评家和读者不是自会作出判断的么？我想请电台免了这个讲话，可是来不及了，节目预告已经印出来了。
这时我想到了画家库巴和他那支神奇的铅笔，他的想象才赋和素描功力，他怎么只需要那么少数几笔，人人便都认出来画的是他呢？我从不曾为自己的面貌这样伤过脑筋。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可是想不出一句聪明的、恰到好处的用语。我不时斜眼一下镜子，对自己皱眉头，手一提起笔就不胜其重似地垂了下来。我什么也写不出，一句也写不出。
广播当然我最后还是去了。不过，我在讲话中竭力回避一切能使人联想到我本人形象的词句。我相信这么做是出于谦虚。然而不如说，是我的头脑里缺乏一支画家库巴揣在背心口袋里的神奇的铅笔。
半年以后，一个阴沉沉的下雪天的清晨，我走回家去。那晚上我同朋友们尽情谈论诗歌和诗人问题，不知不觉一宿就过去了，这会儿我已疲惫不堪。我鞋上的雪结成了冰，上楼时我滑一跤，脸撞在装饰栏杆上，被镀金的铁花划了一道口子。妻子抱着孩子走来开门。我可怜巴巴地站在门边，帽子捧在下巴颏底下，一缕鲜血从脸上直往帽子里滴。我不得不洗耳恭听的那些话有什么必要在这里重复呢？妻子当然有理。可是那天母亲刚好在我家，她等了我一夜，慈母的心忍不住了：
“玛任卡，您的清规戒律太多啦！”
对于慈母的心声——尽管动人，但也多少有点难以理解——这就不多说了。我躺下以后，母亲过来坐在我的床沿上。我只得原原本本告诉她，什么都交代了，最后连朋友的名字也都抖落了出来。不过这很容易猜到，她认识哈拉斯。母亲于是用一口纯正的布拉格腔唱歌似地对我说：
“你呀，就靠酒和诗过日子。随便哪个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你给骗了。你就是这么个人，一点儿也不错！”
我竖起耳朵听着。
啊哈，原来是这样！咱们等着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