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是同剧组的搭档。人生在世能够互成对手，也是一种缘分，仿佛同一个分数中的分子、分母。如此说，结局往往只有赢多赢少之别，并无绝对胜败之分。角色有主有次，登台有先有后，掌声有多有少，但彼此相依，缺了谁戏也演不成。同在一个领导班子中也如此，携手共进，共创佳绩，方可交相辉映。倘若相互拆台，要么被赶出“剧组”，要么大家偃旗息鼓，落个一损俱损。由此不难看出，善待对手于他人有益，对自己有利。因而实力雄厚者渴望竞争，勇于上进者不惧竞争，光明磊落者诚服竞争。
不能“死要面子”
任何事物发展都要有一个度，“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亦是如此。死要面子，就会活受罪。
面子，总是与一个人的人格、自尊、荣誉、威信、影响等联系在一起。因此，鲁迅先生说：“面子这两个字，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林语堂也说过：“中国民族的特征之一，就是重人情，爱面子。”时间跨越到今天，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通过对面子这一“中国精神的纲领”的考察，可以窥见目前世风人情之一斑。
俗语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健康的、完整的人都会有面子的概念，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满足、维护面子的需求。因为“有面子的人”可以获得他人的喜欢、尊敬、信任、友谊，成为结交朋友、吸引他人的一种条件，成为满足自尊需要、交际需要的重要手段：因为“有面子的人”可以获得他人的赞扬、羡慕、敬重等，满足自己的荣誉感；因为“有面子的人”说话有人听，行为有人仿，他们拥有更大的影响和感染力；因为“有面子的人”可以给自己更大的信心、尊严，成为自己进步的重要驱动力。所以说，面子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却又实实在在，没有价码却又价值无量，似乎很轻，其实很重。
讲面子、爱面子也可以说是人的一种“本能”，属于正常的心理需求，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事物发展都有一定的度。有的人却过分地“爱面子”，甚至达到“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程度。比如说，那些虚荣心特别强烈的人，那些成就欲特别强烈的人，那些自尊心过于强烈的人，那些权力欲过于强烈的人……于是，有的人本来没有实力与他人比阔，然而为了“死要面子”，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把自己比得昏头昏脑；有的人本无多大的能力和“后台”，因为“死要面子”，制造假象，蒙骗他人，四处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有能耐”，无限夸大自己的“后台”如何如何的“硬”；有的人分明就只有那么点儿文化，因为“死要面子”，却好为人师，做一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模样，装得异常的“深沉”，不懂装懂：有的人因为“死要面子”，见荣誉就争，见利益就抢，甚至不惜采取卑劣的手段诬陷他人，通过打击他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有的人因为“死要面子”，自己犯了错误还“死不认账”，即使当面被人揭穿也要死撑到底，甚至对不给自己面子或是威胁到自己面子的人采取“一报还一报”的报复性态度，来维护自己的面子。
与死要面子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不要面子，这两种极端的现象是对立的统一，使面子呈现一种尴尬的状态。生活中曾发生过这样一则笑话：一款姐去修皮鞋，鞋匠特热情，用一洁净毛巾垫脚，并亲自为其将鞋脱下，鞋修好了，开价200元。款姐感到不对头，问其原因，鞋匠说，修鞋费10元，我为你脱鞋等服务费190元。款姐为难了，如和这“臭鞋匠”吵起架来，围观者众，又丢不起这个面子，结果只好挨宰。为了捞钱，“不要面子”的鞋匠碰上了“死要面子”的款姐，演了一个面子的活剧。“死要面子”者往往自认为自己有多么尊贵，不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生活。他们与“平民”接触多了或者做“平民”所做的事就认为有损“面子”、“丢人现眼”，这样的人把自己摆放得多么倾斜。“不要面子”者往往本着“破罐子破摔”的原则，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对待“死要面子”的人他们定会这样想：反正你瞧不起我，我就这样了，看你能把我怎样，说句心里话，我还瞧不起你呢！
人有羞耻德性在，世有荣辱正气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我们应该大力提倡“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确立健康成熟的人格，既不能不顾廉耻、不要面子，也不要爱慕虚荣、死要面子。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而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健康成熟人格的建立。重塑正确的面子观，这是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无法回避的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任务。
当摇头时别点头
社交的一个重要忠告是：不要轻易承诺，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一般来讲，承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觉的承诺，明确地答复人家，应允其请求之事；一种是不自觉的承诺，就是自己本来并未应允，但在别人看来，你已应允了。其实，在应酬中轻易承诺很容易造成被动的局面。拿破仑曾说过：“我从不轻易承诺，因为承诺会变成不能自拔的错误。”
例如，一个朋友托你办一件事，而这件事在你看来可办可不办，或界乎两者之间，你可应允一定为其办理，这叫自觉承诺；你也可能会说“让我想一想”，这叫不自觉承诺。在人家看来，你也承诺了。
有一个故事说，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有一位老人正坐在树下歇息。突然，一个年轻人飞奔到老人面前，惊慌地哀求老人救他，说有人误以为他是小偷，正带领一帮人追捕他，要剁掉他的双手。说罢，纵身爬到那棵大树上躲了起来，并再一次要求老人不要告诉追捕他的人他躲在树上。老人看年轻人的长相不像个小偷，便回答说：“让我想一想。”就是老人这句不自觉的承诺，使年轻人放心了。不一会儿，追捕的人赶到大树下，问老人：“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年轻人从这里跑过去？”谁知这个老人曾发过誓，今生绝不讲假话，便随口回道：“见过。”追捕的人又问：“他往哪儿跑了？”老人随手朝树上指了指。年轻人终于从树上被拖了下来，剁掉了双手。年轻人当然大骂老人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背叛了他。
有时候，我们会在无意中，由于用词或说话的口气不同，使人们对你要表达的意思产生曲解。我们常常在应酬中听到某位朋友说，某某分明答应为我办一件事，可是他却食言了。仔细地想一想那位朋友的话，虽然某某曾经答应过他，但那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应付，或者是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办到。其实，恐怕连那位朋友也心知肚明，他所请托之事有些强人所难。但是他会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吗？如不细想，即使我听了，也会觉得某某不对，因为到了这地步，谁还会顾及当初某某自觉或不自觉地应允朋友时的为难境地呢！有人不禁会问：“在朋友面前，对朋友提出的请求非应允不可，而实际上这种要求根本就办不到，那时自己该怎么办？”
日本的应酬学家掘川正义告诉我们：“我们在聆听别人陈述和请托完毕之后，不妨轻轻地摇头，不必强烈地表示出拒绝的态度。”这就是说，做人不必用伤害感情的强烈言辞去拒绝，只要轻轻摇一下头，把拒绝的意思含蓄化。
这样，朋友便可以理解。再加上你充分陈述拒绝的理由，朋友会更容易接受。还有一些人当朋友提出某种请求时，不是果断地回答，而是采取拖的办法，这都是不好的应酬之道，后果必然不好。
会绕圈子，不碰钉子
水潭的水到底有多深，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只要往里面投一颗石子，就可以知道水到底有多深了。在现实生活中，一件事情很复杂，绝不像一潭水那样轻而易举可测。想要摸清实情，也不像投入水潭一颗石子那样轻而易举，因此，投石测水的策略在现实中就复杂得多，需要更多的智慧。
比如，你想说服别人，直截了当地表明意见，非但无效，反而让人厌憎。此时，不如先绕圈子，弄清他心里真正的渴求，方可取得良好的效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庄王是一位比较贤明的君主，他在识别人才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楚庄王登基之初并不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好皇帝，相反他一直纵情享乐，不理朝政。其实，这只是楚庄王的一个策略而已，但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自己暗暗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并在暗中观察。
在三年的时间里，楚庄王将国家大事都置之不理，却是整日纵情歌舞，沉溺于酒色。但是他不但不理会众多大臣的非议，反而在国内贴出告示，实行“谏者处以死刑”。这道命令一下，朝中的大臣们终日惶惶恐恐、犹豫不决，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些奸诈之人就开始想尽办法，曲意逢迎。他们心想：只要哄得大王欢心就不愁升官发财了。
实际上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奸臣，但也有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们，楚庄王的身边也不例外。开始的时候，有些大臣觉得大王刚登基，难免有享乐之念，便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臣中有些人就开始对楚庄王的行径表示出担忧了。尽管楚庄王张贴了“谏者处以死刑”的告示，仍然有些忠心耿耿的大臣敢于冒死求见庄王，直言进谏。
大臣伍举就是一个忠心之臣，他一心辅佐楚庄王坐稳江山。谁知楚庄王登基三年，三年终日享乐不理朝政。由于楚庄王的举动很不得人心，伍举的担心日渐加重，因此他决心冒着生命的危险直言相谏。于是伍举冒死求见楚庄王，对楚庄王说：“大王，臣斗胆想请您猜一个谜。”“哦，爱卿好兴致呀，快说来与寡人听听。”楚庄王一听是要玩猜谜，开始表现得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伍举说：“大王，在山冈上有一只鸟，但有三年的时间它既不飞也不叫，请问大王，这还能算是鸟吗？”
楚庄王一听此话心中便已有数，但是表面仍不动声色。沉吟了一会儿，他才说道：“三年不飞，但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但一鸣惊人。寡人明白你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伍举心里顿时明白了：大王贪图享乐只是假象，心里却在思考宏图伟业。于是，他放心地回去了。
果然，不久后，楚庄王便不再纵情享乐了，迅速开始致力于政治革新。他首先对那些整天围绕在他的身边、与他一起吃喝玩乐的谄媚之人给予处分，接着又任命曾经冒死进谏的伍举等人。经过一番治理，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楚庄王一开始的吃喝玩乐并不是单纯地享乐，而是以此为挡箭牌，暗中进行观察，从而分辨出哪些人是可用之才，而哪些是无用之才。而伍举也不愧为贤臣，他没有直截了当地与楚庄王不得进谏的禁令作对，而是绕着圈子试探楚庄王的心迹，终于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在与人交往中，绕圈子看似效率不高，有时却是达成目的的最好方法。
要协商不要对抗
人都是喜爱被尊重的，如果受到鼓舞，即便是“士为知己者死”，也会感到十分痛快；反之，如果受到刺激，就产生一股极大的反感，激动之下宁可同归于尽，也不让人占得丝毫便宜。因此，不要把交涉看成是利害争斗的“战场”，它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双方通过沟通，以达到观点的一致或相近，而不在于利害得失的争辩。
由于交涉的目的在谋求结论，并非在得出结论之后才开始，因此在双方进行交涉前，就必须先拟定腹稿。原则上，双方要建立一定的诚信，而且在涉及谈判利益时，要有不只获取、还能给予的观念，交涉才能够顺利进行。因此，在拟定方案前，应先了解自己的需求所在，以便收集与自己立场有关的资料，再制订涉及谈判的步骤。计划要深思熟虑，眼光远大，从长计议，纵使胸有成竹，可以解决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否则会有“马失前蹄”的意外发生。
除了事前准备之外，交涉时的态度也必须是诚恳的。尽可能客观而且机动应变，一切行为均以“协调”二字为依据；当双方意见发生冲突时，不可意气用事，应以理智的态度来化解纠纷，若能避免“我要赢得这场交涉”的竞争态度，不偏袒、不掩饰，针对问题，随时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为谋求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就能顾全大局，而使交涉双方都能获得“双赢”的结果。
人活在社会上，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带给社会什么影响，如果一个人想成为绝对的胜利者，而一味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则对方的态度必然变得十分激烈，而且所谓“自己的要求”只不过是单方面对解决问题的意见而已，在其他方面，应该还有一些更好的答案。一味意气用事，提出自以为是“惟一”或“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协商”的观念和个人私利混淆在一起。不能把握交涉原则的人，当然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双赢的结果。
人际关系是源远流长的：成功的交涉并不建立在权力的威逼上，而完成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协调。若要使个人或企业的公共关系达到最理想的境界，不仅要顾及眼前的利害，同时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因此，必须扬弃“为了成功，不计代价”的陈旧观念，而努力研究出可以使合作双方互惠互利的变通办法，使交涉的结果合情、合理又合法。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任何人只要拥有力量，就能迫使他人屈从自己的意志。罗马帝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依仗着强大的国势，以达到其支配弱小民族的私欲，结果是牺牲了真正的和平。然而，当人民的自由意志受到一定程度的压迫后，会反弹出一股锐不可当的抵抗情绪，罗马帝国因而难逃分裂、毁灭的命运。
我们从事交涉时，也应记取这个例子，如果仗势欺人，就会导致物极必反。所以，欲求成功的谈判交涉，有时也要巧妙地运用“情”的力量——对人不妨“动之以情”，而不持强硬的态度；对己则也要“心战”一番，所谓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都是取胜的要诀。所以不妨把目标定高、封杀退路，如此往往能激发人们的斗志，使人全力以赴，成就惊人。
当然，交涉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整个过程必须是“合法”的。换句话说，只有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下，才有可谈性，如果逾越了法律，即使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交涉没有了法律的保护，就失去了它的有效性；缺少实际效用，即使结论再堂皇，兑现不了，还是等于空头支票一张。
因此，交涉的问题就必须合乎实际性的，也就是说，要可以谈论的。如果交涉的问题脱离实际，失了可行性，就很难做合理的评断。例如我们说：“你这不全是废话吗？”这个情绪性的问话本身，已带有否定的意味，已说明了对方说的全是废话，问句本身已经不是问题了，接下去还能继续讨论吗？如果问题可以谈，双方又能遵守协商的原则，提出的要求也合情合理，交涉就有成功的希望。
当然，整个交涉的过程，应该是情、理、法合一的。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有良好的态度，尊重他人，顾及对方颜面，不但可以减少紧张的气氛，协商的结果也会更加愉快。倘若在交涉中，彼此针锋相对，互相伤害，则即使最后完成了一笔有利的交易，也算不得什么成功的交涉，因为以后的合作就不容易了。
总之，交涉的本身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本身具有坚强的实力作后盾，是绝对必需的。但在处理问题时，必须要在情、理、法兼顾的情况下进行交涉，才合乎交涉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