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人把柿花当做彩陶的母题纹饰，并将柿花作为族群崇拜的神只——帝、上帝图像的象征符号。而且这种象征符号在仰韶文化时期得到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各类文化群体广泛的认知，并也奉为其群体的偶像。其性质，与本书第二章所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所奉行动物崇拜饕餮纹饰或图像相类，所不同者庙底沟人所敬奉的是以植物柿花象征的神灵——“帝”。下面同样拟从历史文献、古文字学等方面予以考释。
一、《山海经》记载的启迪。本章第三节也提到：即《西次三经》记载的“丹木”柿树的生长和形体特征、第四节的“以今例古”对柿树的生长和花叶与果实所做的一番解说，说明“丹木”柿树就是庙底沟彩陶花瓣纹的写生蓝本。而经文中所言“黄帝是食是飨”，又“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里按经文的字义，则表现出“丹木”神树神秘的色彩，经文又说“丹木”经过五个年头，开出五种颜色的花朵，更加鲜艳，结出五种滋味的果子，更加甜美。这正是史前庙底沟人的美好愿望，将“丹木”柿树神化，所谓“黄帝是食是飨”，又“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就是神化的具体表现。
由此可见在黄河流域种植柿树的史前人类，把柿树和所结的果实视为神树神药，柿树广泛地受到当时人们的青睐和敬奉，进而将其作为群体崇拜的神只的象征符号，并充作当时彩陶的母题纹饰。
将本地或一个地域珍贵特产视为神丹妙药的史实，在《山海经》中随处可见。如《大荒南经》中所云：“大荒之中……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郭璞注云：“言树花实皆为神药”，故群帝所取者盖此耳，就是一例。
据此，原始的庙底沟人，把“丹木”柿树和其花叶果实作为珍贵的食物和神圣的药品，进而将其神化，以纹饰图画的形式描绘在彩陶上，作为这一群体所共同认知的偶像或象征符号，则是必然的结果。我认为《山海经·西山经》中的“丹木”柿树之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群体（氏族或部落）共同信仰的至上神——帝、上帝、众帝和众帝的图画化的象征符号。而这些人格化或拟神化的神只帝，在《山海经》中则不乏其例，其称谓有：
“实惟帝之下都”（《西次三经》）；
“实惟帝之平圃”（《西次三经》）；
“不待帝命”（《海内经》）；
“乃以为众帝之台”（《海外北经》）；
“群帝焉取药”（《大荒南经》）。
那么，如何证实仰韶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的柿花，是史前庙底沟类型群体所奉行的象征符号的“帝”，并为很多群体的共同心理，这一文化现象，在考古学文化和历史文献记载上，都有确切明朗的消息。
在考古学文化上，从庙底沟类型彩陶柿花的纹饰，由中心所在的陕、晋、豫地区向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发展扩散，为所在群体所接纳，就是这些土着文化对中原庙底沟类型以柿花为“帝”的象征心理上的认同，在文化上的反映。
其次，在历史文献上，据《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文中的“九族”、“克明俊德”等词意，就是把散落分散林林总总的氏族，和谐整合，众多的百姓及氏族和谐了，“万邦”（众多的血缘氏族或国）就团结成一个整体了。而这一“协和”的精神力量，就是以一个共同认知的柿花所象征符号的神或“帝”为体现标帜的。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柿花图像或纹饰，由中心所在的陕、晋、豫地区向四面八方扩大，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同时代相类似的文化遗存中都有所发现。这种柿花图像或纹饰为不同类型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所认知，均以花瓣纹为特征的图像作神只帝而受到崇敬。这一考古文化现象，除在历史文献的《山海经》中得到支持外，也出现在《尚书·尧典》记载的“协和万邦”，唐虞时代氏族、部族或部落等林林总总的社会里。所以《山海经》所记载的“丹木”，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群体以柿树柿花和果实奉为神只帝的图像为标帜是可备一说，是可取可信的。
二、古文字学的证据，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柿树花卉纹，我认为它是“帝”的神只图像，主要是从“帝”字的形、声、义中所得到的启示。因为“帝”字的字形，据《甲骨文编》所载，“帝”字的形体较多，而有关“帝”字的本义和起源，近代以来，我国古文学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我仅从郭沫若说，周代的金文和这相类。这是花蒂的象形文，像有花萼，有子房，有残余的雌雄蕊，故而可以断言，帝就是蒂的初文。这是说“帝”字的字形，其形体与我在本章第二节介绍庙底沟类型母题纹饰的形式特征如，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出土彩陶片上绘四瓣花瓣，和柿子果的图像相似。而帝字之从“×”之形者与本书3介绍的作四瓣“十”字形的花卉纹也很一致。从而说明庙底沟类型彩陶母题花瓣纹的含义，应是当时庙底沟人将柿树当做重要的食品、药品和敬神的珍贵之物，藉此以表示膜拜的神只象征。而《山海经》所记载的“帝”、“群帝”、“众帝”和“黄帝”等这些世间社会组织的氏族或部族酋长首领被神化，而冠以天上至上神帝的称号正是由此产生，究其根源是导致族群所崇拜的柿果及花卉所致。
在史前时期，由于存在决定意识，可以说一切都是从原始初民的“功利”主义出发，从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着眼。即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自然植被条件，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和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以及所崇奉的神只。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是以动物纹尤其是鱼纹为特征，并以它作为该群体（炎帝族团）的神像，尔后人格化转为氏族或部族的称号——炎帝。《山海经》里所载的“氐人国”即为炎帝族就是其说的书证；那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母题纹饰花卉柿花也是作为该类型群体的神只的象征符号。嗣后人们将这朵朵柿花推向神坛为黄帝族团神只的图像，是以它表征至上神帝的。《西次三经》所载：“黄帝是食是飨”，即其明证，当也是可信的。
（第七节）图像的意蕴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前期的纹饰母题是象征神只“帝”的柿树花卉图像，而发展到后期彩陶纹饰已由那种具有隐晦神秘色彩的图像逐渐被表现现实生活的纹饰所替代。而作为表达人们思想和情感彩陶的纹饰，它的产生无可置疑，是具有深刻的蕴意的。如果说庙底沟类型早期的那种内容单一的柿花纹是一种神只的“帝”象征符号的表象，而后期，像郑州大河村彩陶的太阳纹、星座纹和汝州洪山庙村的彩陶耒、耜纹、手掌纹以及二鸟戏龟纹、人龟纹和男性生殖器纹等，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人们作画的初衷，正是农业社会初期原始农人（即仰韶的庙底沟人）的“天人合一”、历史神话、生殖观念等原始思维在彩陶纹饰上的表现。这些庙底沟人所表达的上列三方面原始思维的图像，均可在《山海经》里得到一定的注释。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启蒙
“物生自天，工开于人，曰天工者，兼人与天言之耳”。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在新石器时代的表现主要是农业的发明。仰韶文化阶段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至后期又迈入发达期。而农业发达的标志，就彩陶的纹饰而言，是庙底沟类型时期在农业生产中人们观测天体变化和日、月、星辰运行的“观象授时”普遍出现。其图像仅黄河流域中游就发现了三处。如河北磁县下潘汪仰韶文化彩陶钵上所绘的日出和日落图；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庙底沟晚期，彩陶片上所绘的太阳纹；河南汝州洪山庙彩陶缸上所绘的月形图等，均可视为仰韶晚期先人们在农业生产中“观象授时”的实物资料。但这些天体图像纹所表现的是什么？如果照图释象，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自然有不同的解释。如对下潘汪的太阳纹，有学者说，它是一幅“旭日图形”，将太阳绘成“正反两种形状”，正者为“旭日东升”，是黎明的表示。其意是指先民“黎明即起”进行耕作。有的说图像是“日出海面，乍阴乍晴”，是“易”的表现。还有学者认为，下潘汪这幅太阳纹图像，它“正是古人认为太阳在白昼与黑夜间周而复始作循环运行的形象反映”。作者所言该图像的含义，是表现太阳出没、白昼黑夜循环运行。其实这一天体太阳图像，在我看来，它当是中国原始社会时期初民以太阳表示其方向，即“日出”为东方、“日落”为西方的表象。这种以日出、日落表示方向的记录在《山海经》里的记载共有12条之多，现抄录于下。
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生……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本经所记都是日月升起的方位，按其方位是在东方。
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有方山者，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有龙山，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吴姖天门，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鏖鏊钜，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本经所记，都论太阳月亮落没之处，按本经方位是西方。
先民们还知道太阳与月亮周而复始循环运行的时间（周期）。据《大荒西经》载：“有人名曰石夷……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石夷，专门管理或监测太阳和月亮运行。可见其时人们已经知晓日月运行的规律，正确地掌握了东、西两个方位。
原始先民对方向的辨别是以太阳的出入为准的，知道东西是日出日落的两个方位。郑文光先生引民族学资料指出：“人类社会早期，是只粗浅地认识东西两个方向，那就是日出与日落的方向。云南的佤族，也只认识东西两个方向，东称为‘里斯埃’，西称为‘吉里斯’。”宋兆麟等先生在其大作《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中也说：“我国的许多民族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景颇族称东方为‘背脱’，即日出的方向；称西方为‘背冈’，即日落的方向。”这一原始的以日出与日入辨别东西两方位在甲骨文中得到证实。如江林昌曾在《夏商周文明新探》一书中引甲骨文《殷契佚存》407：“丁巳卜，又出自；丁巳卜，又入日。”
河北磁县下潘汪仰韶后期彩陶的倒置旭日半出图，以日出和日入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人寓意方位（即东西两个方向）的表意图像，其说不单从民族学和殷代甲骨文中得到说明，在《山海经》中也得到呼应。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我国古人对方位的辨别最早是东西两个方向，《大荒东经》与《大荒西经》的记录，在文献上应该说是最早的。
上列，郑州大河村仰韶晚期彩陶上所绘的三幅阳光照射的太阳图像，表现了若按图中两太阳相距的夹角排列，画面呈方联式，环绕彩陶罐口沿下一圈，恰可构成十二个太阳。如果这一方联式排列图像成立，是否暗示着这是以太阳运行一周为十二个（月）？或十二时，或十二个时辰的寓意的表象？这一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山海经》中有两（条）太阳在天体中运行的记载：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海外东经》）
《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大荒东经》）
以上两则经文，虽分别载于两经，而内容实为一个神话故事。有学者指出：“‘时’字，甲骨文的写法，上面是一只脚，下面是一个太阳。《说文解字》：‘峕，古文时，从之日’，意即从日从之，之亦声。《尔雅·释诂》：‘之，往也’，加上日，即表‘太阳行走’之意。”因此，这就说明，大河村仰韶晚期的彩陶罐残片上所绘的方联式的太阳纹，表明大河村人已有以太阳的运行表示时间的概念。从考古图像与《山海经》相关文献的整合，充分说明了仰韶时期的先民们在天文上已有了一定的知识。
仰韶时代人们对月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