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当被记者问道：中国会必胜吗？到中国后对中国的印象有何变化时，奥登说，中国有无限的抵抗力，最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过去已经获得很高的荣誉，相信将来更能如此，当然国际间协助中国还不够，应设法改进。在英国时闻广州已被日军包围，可是此次从香港到广州，却感到很容易，很安全。最后，奥顿说，这次在前后方已经获得了很丰富很宝贵的材料，但还要收集如中国电影、戏剧、妇女战地工作、新四军、访问周恩来等等这些材料，以便更充实，更有说服力。
4月22日的《大公报》还同时登有题为“招待会席上名诗人唱和”的消息。在招待会上，奥顿简要介绍了英国现代诗坛的情况，说大部分诗人的倾向都很好，虽然在派别上尽有不同，但是思想上都很进步。还说他这次离开英国的时候，诗人们和著作家都对他怀着很热烈的期待，准备接受他的报告，对中华民族战士们的讴歌。奥顿应记者之请，当场写了一首题为《中国兵》的十四行诗，由洪深先生翻译成中文，与会者听后很受感动。
远离文化的中心，他被派用在疆场；
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
在一棉衾之下，此人紧闭眼角，
而消逝了。他将不再被人谈讲。
当这战役写录成书的时候，
头颅未带着重要的学识死去。
说些陈腐的笑话，他像战时一样无趣；
名字也如他的容颜不复存在人的心头。
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
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
他在中国已成尘土，好让你的女孩子，
可以安居大地上，绝不可能
再受凌辱在狗类之前；好让那有水池，
山陵、房舍的地方，也还可以有人。
以上可说是奥顿这首名诗的第一个中译，故全录于此。当时在场的田汉先生随之做了一首诗与他唱和，曰：信是天涯若比邻，血潮花片汉皋春；并肩共为文明战，横海长征几拜伦？！这首应和的诗，后又由洪深先生译成英文，念给奥顿听，他也深为感动。
最后，报道说：“中英文坛的消息，不但因为这个聚会互相交换了很多，而疯狂的日阀的不人道，残忍的暴行，也会被他俩深切地介绍给英国的国民。”后来，他们又计划到东南前线采访。从武汉乘船到九江。在九江，奥顿不幸患了痢疾，身体有点虚弱，他开玩笑说九江确实是葬身的理想之地。可过了几天，病也就好了。5月3日，他们从九江乘火车抵达南昌。抵南昌后，采访了江西省长。他们又设法下小县城寻找新四军总部，他们后来找到了新四军总部，可惜新四军总部领导都上前线去了。
南昌之行结束后，他们又乘车于5月8日下午四点到了金华。火车一到站，他俩就被一群中国士兵和警察护送到一个宾馆。路上他们非常紧张，奥顿悄悄地对衣修伍德说：“你以为我们真的被逮捕了吗？”衣修伍德回答说：“也许他们把我们误认为间谍了。我们说不定马上拉出去给枪毙了。”奥顿马上安慰他：“噢，亲爱的，他们不会杀我们的，那太残忍了，我们只不过是就要消失了。”可是到达宾馆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虚惊一场。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省长把他们当作贵宾招待。在官方举行的宴会上，奥顿对中国的佳肴赞不绝口，即使最后吃了一个酸桔子，也夸奖道“太好吃了。”后来，省长派了司机、一名上校、仆人和一辆大轿车为他们服务，他们随时均可以去前线采访。
最后，他们决定从上海前往美国，然后再返回英国。6月12号他们离开上海。
对中国之行他们非常满意。奥顿后来告诉他的一位女友说：“我想这是我去过的最有趣的国家。中国与欧洲不一样，谁也无法预测那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之行结束后，奥顿用诗，衣修伍德用旅行日记形式写下了他们在中国战场的见闻，合著成《战地行》一书，1939年由伦敦费伯出版社和纽约兰登书屋同时印行。书的扉页有叶浅予作的题为《为仇恨而生》的漫画，这是一幅战乱时期中国难民的逃亡图，上有日机，下有追兵，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一家三口，惊恐万分地奔跑着，眼睛里满是仇恨，从而点出了日寇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也为全书的战争氛围做了铺垫。《战地行》里还有63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直观展示了中国抗日战场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杜月笙等知名人士的照片。这样的题材（远东战场）和体裁（诗歌、日记和图片报道）在当时颇为时髦，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其中奥顿写的二十九首十四行诗，被当时的英国诗人斯本德（S.Spender）称为奥顿到那时为止的最好的一部分诗。还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奥顿诗歌中的一座丰碑，“是三十年代奥顿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中最伟大的英语诗篇。”
我们已订约给“错误”做学徒
《战地行》中奥顿写的诗被冠以《战时》（In Time of War），包括十四行组诗和《诗解释》。作为一个诗人和战地记者，奥顿用诗篇记载着自己在中国抗日战场的所见所闻，当然令人钦佩。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呈示的所思所想，而这种所思所想又是立足于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思考之上的，因而组诗可以说是诗人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综合评价，被称为“奥登的《人论》”。从组诗标题也可以发现诗人如此的意图，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奥顿对‘战’字不加修饰，连冠词也不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的诗歌是关于战争本质和含义的寓言，是一种理论、一种伦理，而不是关于某一段具体的历史。”就像诗人自己所说的：“如今世界上已没有区域性的事件”，战役仍在继续，人类相互残杀，缺少的只是“仁”，那真正的人道。
根据基督教的解释，人类的历史是堕落及其拯救的历史。在奥顿看来，人“在他的小地球上，渺小的他却在思考整个宇宙，他就是它的法官和受害者”。但是，“他们只感到初获自由的欢乐，只感到新的拥抱和公开谈论的快乐。但生存和哭泣的自由从不能令人满足；风围绕我们的悲伤，无遮的天空是我们一切失败的严肃而沉默的见证。”（《诗解释》）
十四行组诗前13首也是人类的堕落历史的回顾，是人类选择及其失败的见证。诗篇从世界上出现生命写起：“从岁月的推移中洒落下种种才赋，芸芸众生立刻各分一份奔进生活：蜜蜂拿到了那构成蜂窠的政治，鱼作为鱼而游泳，桃作为桃而结果。”上帝创造的这些动物和植物都安守本分，永远正确，没有疑问。只有人除外，“直到最后来了一个稚气的家伙，岁月能在他身上形成任何特色，使他轻易地变为豹子或白鸽；一丝轻风都能使他动摇和更改。”（第1首）人类有别于其他创造物在其易变的本性，而这很难说是人类的幸运。因为他们虽然能够思想，能够自由选择，善于追寻真理，可又不断出错。
受上帝惩罚，赶出乐园的人类尽管“藏起了自傲感，但在受责备时并不肯听取什么，并确切地知道在外面该怎么来。”（第2首）于是，他们离去（乐园）了以后，“哭泣，争吵”，陷入困境：“危险增加了，惩罚也日渐严刻；而回头路已由天使们把守住”，灾难由此降临人间。他们（人类）“繁殖得像蝗虫，遮盖了绿色和世界的边沿：他感到沮丧，因为他终于被他创造的一切所支配；对他没有见过的事物他恨得发火，他懂得爱，却没有爱的适当对象，他感到的压迫远远超过了以往。”（第3首）奥顿接着谈到因其原罪被逐出天堂后，人类一步步走向困境的历程。首先是那被囿于小块土地上的农民：他被囚禁于土地的“占有”中，一年四季，日复一日，变化不多，无所信仰，悠游自在，长得越来越像他的牛羊，压迫者把他奉为一个榜样。其次是骑士的命运：以往“举止大方”，“以骏马和刀吸引少女的注目，他成了富豪、慷慨和无畏的榜样。”但“大地突然变了：人们不再需要他。他成了寒酸和神经错乱的人，他开始饮酒，以鼓起勇气去谋杀；或者坐在办公室里偷窃，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赞颂者，并且以整个的心憎恨生活。”（第5首）接着是那个观察星象，注意雁群飞翔，江河泛滥或帝国覆没的预言家，他在看到人的一切弱点的同时，也看到自己和别人没有两样。还有诗人：曾几何时，他是立法者、是上帝、是真理的化身，受到人们崇拜和另眼看待。于是这使诗人“虚荣起来，终于变得狂妄”。而最终“歌声不再来了：他不得不制造它。他是多么精心构制着每节歌曲！他拥抱他的悲哀像一块田地，并且像一个杀人凶手过闹市；他注视着人群只引起他的厌腻，但若有人皱眉而过，他就会战栗。”（第7首）最后是商人：他有“学识”，也“找到了平等的概念”，认为“陌生人都是兄弟”，更有的是钱，因而“报纸像密探把他的钱跟踪”。而确实“它（钱）增长得太快了，布满他的生活，以至他忘了一度要挣钱的意图，他凑到人群里只感到孤独。他过得豪奢，没有钱也应付得了，却不能找到他为之付款的泥土，虽知到处是爱，他却无法感到。”（第8首）他终究逃不过被金钱异化的命运。
奥顿在组诗第四到第八首里就这样逐一评价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代表性的五种主导性力量：农民、骑士、预言家、诗人和商人。尽管他们当初如何显赫一时，但最终均落得个衰败的境地，而这些又都是自我选择发展的结果。
在奥顿看来，人类有一种远善亲恶的本性。组诗第十一首里的那个少年（代表人类）就听不进鸽子（代表深邃的智慧，和平希望）劝告，却愿意随着鹰（代表失去理智的言行，战争杀戮）的指引，“走到任何地方去”，“并从它学到许多杀戮的门径。”（第11首）于是，“一个时代（善）结束了，那最后的救世主懒散不欢而寿终止寝”。而那恶布满世界，无处不在，“它冷酷地把迷途走来的男儿击倒，奸污着女儿们，并把父辈逼得发疯。”（第12首）而战争更是人类堕落的标志，注定着我们要受难：“是的，就在此刻；天空像高烧的前额在悸动，痛苦是真实的；探照灯突然显示了一些小小的自然将使我们痛哭。我们从来不相信它们会存在，至少不存在我们这里。它们突地像丑恶的、久已忘却的记忆涌来，所有的炮像良心一样都在抗击。”（第14首）奥顿正是以此为背景去看待中日战争的，客观上展现了抗战早期的烽火岁月，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事业。
御敌的意志滋长得像兴起的城市奥顿可以说是第一个用诗歌报道战争的特派记者。在《诗解释》里，诗人对当时中日战争局势作了概括，简捷而清晰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抗日形势：“多少世纪他们恐惧地望着北方的隘口，但如今必须转身并聚拢得像一只拳头，迎击那来自海上的残暴”；“在这里，危险促成了一种国内的妥协，内部的仇恨已化为共同面向这个外敌，御敌的意志滋长得像兴起的城市。”（《诗解释》）诗人揭示了日本侵略者作为残忍的战争机器的本质。说他们把“呼吸的城市”当作施展技能的目标，“更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飞机总是想推进到生命的领域中。”（第15首）这种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当然又是人类堕落的写照。
奥顿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揭示还很幽默俏皮，这些没有人性的入侵者带来的是痛苦、恐惧和灾难。他们像法官似的“坚决而公正，在乡村的小径，从每个城市的天空他的愤怒既爆发给富人，也爆发给那居住在贫穷之裂缝里的一切人，既对那回顾一生都是艰辛的，也对那天真而短命的，其梦想产生不了子孙的。”（《诗解释》）在战争题材的作品里，英雄主义描写比较普遍，但奥顿诗里没有。他思考的是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士兵、伤员、难民等这些最底层的一群是他关注的焦点。
作为战地记者，能够有机会亲临前线，体验着激烈的战斗场面，一直是他们的希望。中国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奥顿多次去前线的要求未得到准允，只到过徐州前线。不过作为西方诗人和记者，奥顿在各地的采访得到多方关照，非常顺利，由此他也有机会广泛接触抗战中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上至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省长、部长、高级将领、知名人士，下至普通士兵、游击队员、城市平民、逃亡难民、战区百姓。他用诗的语言描摹了抗战中的众生相，特别是战争中的主角——那些不知名的士兵，尽管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饱受战争的煎熬，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儿战争像纪念碑一样单纯：一个电话机在对一个人讲话；地图插着小旗说明已派去军队；一个仆役端进牛奶。有一个规划专为让活人恐惧生活而制定：该中午渴的，却在九点就渴了，还能既失踪又存在，想念着妻子，而且，和观念不同，能过早地死掉。但人虽死了，观念可能是对的，我们能看到成千个面孔为一个谎言所燃烧和鼓动。”（第16首）这里展示的战争没有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场景，但随时随地都有命令将他们送进死亡的边缘。战争中的士兵，死亡对他们来说可谓司空见惯。“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可是，在奥顿看来，虽然“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第18首）而在战争中，有时受伤也许比死亡更可怕，他们得不到照料，痛苦而绝望，命运同样悲惨：“他们存在，受苦”，“一条绷带掩盖着每人活力之所在；他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只限于器械以各种方式给他们的对待。……真理对他们来说，就是能受多少苦；他们忍住的不是我们的空谈，而是呻吟。”（第17首）在奥顿笔下，这些战士，无论是死亡的，还是受伤的，不是什么令人仰慕的英雄，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但他们同样值得人们尊敬，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士兵的同情。
与前方浴血奋战的士兵相比，后方的达官显贵们悠闲自得地生活着，这里要举行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士的会议。园丁们见他们走过，估计那鞋价；一个汽车夫在车道上拿着书本瞧，等待他们把要交换的意见说完。”这幅私生活的写照则与随后的血腥场面形成强烈对照：“在远方不管他们如何蓄意为善，军队拿着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正等待着他们一句失误的语言；一切有赖于他们迷人的举止：这年轻人遍遭杀害的一片焦土，这些哭泣的妇女和惶恐的城市。”（第19首）战争的随意性和残酷性跃然纸上，这便是诗人眼中的中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