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戈林先生，即第三帝国的将军和普鲁士的总理，在这个时候作了一次不体面的表演……戈林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以求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戈林将军丝毫不能说出反驳‘褐色书’的论证来。他不能提出任何一种反击被告的论据，也不能提出任何一种足以消除国社党人所怀疑的论据。”
伦敦《每日电讯》刊文指出：
“当戈林侮辱被告季米特洛夫时，法官没有勇气把戈林撵出法庭，这就等于切腹自杀。在审讯中，戈林总是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我们现在还是想知道：国会纵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瑞士《新苏黎世新闻》则发表了更加尖锐的评论：
“戈林在其荒谬的狂怒中，对季米特洛夫所施的种种威胁，立刻就使整个法庭的审讯变得毫无价值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甘萨旁听后，在发往国内的消息中写道：“季米特洛夫使戈林当庭大发雷霆、面红耳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载入史册了。”
季米特洛夫与戈林的交锋，虽然将国会纵火案的审判推向了高峰，但是对于查明纵火案的真相依然未起到什么作用。那么，纵火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3.纳粹议员的证词
在进行国会纵火案的第三十七次公审时，当天下午，在季米特洛夫强烈的要求下，纵火当晚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纳粹议员赫特·阿尔普列希特被传唤出庭对证。
阿尔普列希特是晚上十点左右从国会来到五号便门，当时大厦的议会厅大火烧得正是猛烈的时候。那么，在这以前阿尔普列希特是否前往会议厅中撒了燃料？这是季米特洛夫希望搞清的问题。
阿尔普列希特被传唤到庭后，在陈述他当晚在国会大厦的理由时说道：
“那天晚上，我因患感冒，提前回家休息了。晚上九点二十分左右，家里的女佣喊叫：‘国会起火啦！’我便吃惊地跳下床，跑到国会去。因为议员团房间里的保险柜里有文件，我想把它们抢出来。”
阿尔普列希特的家离国会大厦只有大约五十米左右，他急忙地赶到五号便门口向守卫温特说明了情况，便进入大厦内把文件拿了出来。
季米特洛夫对纵火案发生后的一系列审讯中，始终不对阿尔普列希特进行调查的做法抱有怀疑，便进行如下的反问：
“证人到过国会内的什么地方？请明确地说出到过什么地方？”
庭长：“证人在案件预审时，由福库特法官对此已作过调查，证人当时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进过会议厅了，是吗？”
季米特洛夫：“那么，你目击了厅内的起火？当纵火发生后，调查专门委员会在作关于案情的大规模调查时，你为什么不去报告？这是为什么？是认为没有必要吗？”
庭长：“你这样的问题不能称其为质询，温特的供词是另一回事，警方已掌握了所有当时有关阿尔普列希特的情况。”
季米特洛夫：“如此重大的细节，警察却不对之作出系统的调查，这又作何解释？”
检查员帕利修斯：“大概在2月27日、28日，我们已传讯了阿尔普列希特先生家里的女佣。这一点，我们可以告诉季米特洛夫，警察对此是做过调查的。”
季米特洛夫：“证人回答说警察未做过调查，检查员竟还要硬说调查过了吗？”
检察员帕利修斯：“证人因在纵火的当晚进入大厦时已向守卫报过名字，情况属实，就没有再做进一步调查。不过，在当天夜里，警察已经搜查过阿尔普列希特先生的住所。”
从对纳粹议员阿尔普列希特的传讯证词和负责这一情况调查的检察员的证词中，季米特洛夫一时间找不出说谎的破绽。
“阿尔普列希特的证词是真实的吗？”
季米特洛夫的心头上，仍然还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阿尔普列希特的证词几乎是凭空捏造的，因为他在家里听到“起火”的消息才回国会取文件。
国会离他住处虽然不远，但是，既然女佣都知道着火了，这个纳粹议员还能冲进熊熊燃烧的国会之中吗？
14.“地球仍在转动”
12月23日，季米特洛夫作了最后的辩论。
在法庭辩论中，季米特洛夫嬉笑怒骂，雄辩滔滔。
在这之前，检察官维尔纳已经提议：
“三个保加利亚人，因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予以释放。”
季米特洛夫抓住最后辩论的机会说：“不仅包括托格勒在内的四名被告与国会纵火案毫无关系，而且，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都与之毫无关系。”季米特洛夫还声称：“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三个保加利亚人，不是因证据不足而无罪，而是本来就无罪。”
季米特洛夫按照自己的推理指出了纵火案的真相：不是卢贝一人放火，而是根本就还有同伙。
季米特洛夫推理说：卢贝在向市参事会、柏林城堡和福利局大楼放火后，在亨尼斯多夫的简易免费旅馆里，正好碰上弗朗兹·瓦钦斯基。
卢贝向瓦钦斯基披露了自己的纵火计划，瓦钦斯基便按纳粹预先交给他的任务，煽动纵火者在国会大选前去烧国会大厦，破坏国会的按时选举。而单纯的卢贝并不知道这是纳粹精心策划的阴谋，终于上当了，充当了浮士德。
瓦钦斯基在“格拉菲理发店”与卢贝分手后，便及时向纳粹上层人物报告了卢贝将纵火烧国会大厦的情况。纳粹上层领导按预谋决定充分利用这一“天佑”的大好时机——制造出一个彻底消灭德国共产党的借口。于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纵火阴谋便在卢贝到达国会大厦之前已作了精心的策划。
对此，季米特洛夫在辩词中讲道：
“卢贝于2月26日在汉宁斯道夫遇到某一个人，于是告诉他说打算去烧市政厅和皇宫，这不是可能的吗？这个人这样答复他：像这样的事简直是儿戏，在选举中烧了国会不是更有意义吗？经过政治煽动者和政治疯子之间的勾结，放火烧国会的行动计划就设计出来了，这不是可能有的做法吗？政治疯子今天坐在被告席上，而煽动者倒反而不见了！当这个傻子卢贝正在笨拙地企图烧毁走廊和储衣室的时候，另有一些不知姓名并且别有用心的人不是正在放火烧议会厅，并使用如夏兹博士在这里说到的那种秘密的易燃的液体吗？”
（卢贝这时抿着嘴笑。由于一阵一阵的发笑而周身颤动起来了。所有的人，包括法官和被告在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季米特洛夫指着卢贝继续说：
“这些不知名的同谋者在完成了放火的一切准备后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现在站在了被告席上，而魔鬼却不见了。卢贝与政治煽动者的代表、工人阶级的敌人是在汉林斯道夫建立起来的关系。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对于卢贝的笑声，人们一时难于作出判断，是被季米特洛夫击中了要害而发出的悲叹与自嘲？还是认为季米特洛夫推理的荒唐及可笑？
季米特洛夫加重语气，指着卢贝继续说：
“虽不知具体是什么人，但可以说，挑衅者是做了周密的纵火准备的。这个‘靡菲斯特’不留踪迹地消失了，只是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留了下来。”
检察官声称：“卢贝是个共产党员，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他也是为着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勾当。”
季米特洛夫立即驳斥道：
“这种说法是绝对荒谬的！卢贝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共产党员？不可想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的！他是一个不齿于本阶级的工人、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渣滓！他是一个被滥用的畜生！荒谬而失去道德的时代与社会使他反对工人阶级，残酷而充满罪恶的生活经历使他希望有一天坐收渔人之利。
“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庭上的作为会像卢贝那个样子。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做些无聊的事，但是当他们被拖到法院时，他们总是勇敢地站起来，说明他们的目的。
希特勒早年画的水彩画，似乎已然预示着后来战争的沉重与其人性的泯灭
“倘若一个共产党员做了这类的事，明知四个无辜者与他在被告席上并肩而立，他绝不会默默无语的。由此可见，卢贝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只是法西斯滥用的一件拙劣至极的工具而已！
“与他一同被控的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长和我们三个保加利亚人，同卢贝这个畜生、这个无聊的被滥用的替死鬼毫无共同之点，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让我提醒法庭，戈林于2月28日对纵火案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托格勒和凯念在昨夜十时从国会一块儿逃走。这个声明广播到全国。戈林在同一声明中宣称，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但是从来没有人打算调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行动。也没有人搜寻与卢贝在那里一块过夜的人。”
庭长：“季米特洛夫！你打算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你的发言呢？”
“我还要再说半个钟头。”
“你不能永远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不慌不忙地说：
“庭长先生，在这个审讯所经历的三个月时间里，你曾有很多次不让我开口，对我保证说，在审讯结束时，我在答辩中将能畅所欲言。现在这个审讯即将结束，但是恰与你的诺言相反，你又限制我在法庭的发言了。
“在汉宁斯道夫发生了什么事，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卢贝在那里过夜的人，瓦钦斯基还没有被发现，我请警察局搜寻他的建议，也被认为无用而遭到拒绝。
“倘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遇到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很早就要详加研究了，庭长先生！但是谁也没有兴趣去寻找瓦钦斯基。第一个送起火消息给布兰登堡门警察局的那个青年也没有去搜寻，他的身份依然不明，他依然是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初步调查就错了方向。
“阿布雷希特博士，国社党议员，在刚起火后即逃出国会；也未受到讯问。在搜查不出来的地方，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搜查放火犯，而不在可以早就搜查出来的地方搜查放火犯。
“这样，就让真的罪犯们隐藏起来了。由于不能也不敢找出真的放火犯，就把别人捉来当替身。”
庭长：“我不允许你说这样的话。我再给你十分钟。”
季米特洛夫有条不紊地说：
“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形势看，需要纵火的，与其说是共产党，不如说是纳粹。这一点，已经早就众所明了。
“纳粹策划纵火案的目的是：
一、转移人们关注的纳粹同国家民主党联合夺取国会领导权的视线；
二、粉碎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的统一阵线；
三、为镇压德国共产党制造借口；
四、证明纳粹是使德国摆脱共产主义危险的救世主。
“为此，纳粹策划了纵火案这个大阴谋。
“戈林在案发的第二天早晨发表声明，规定了警察侦查的方向。警察不去侦察有犯人的地方，倒是去侦查没有犯人的地方。因此，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同宿者——瓦钦斯基；火警的第一个报告者——‘民间人士’；纳粹议员阿尔普列希特，都被排除在侦察之外。而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保加利亚人却被置身于没完没了的审讯之中。
“这就给了真正的罪犯以隐遁的机会。于是侦查当局决定，如果不逮捕真正的犯人或者明知是谁而不能逮捕，那就必须抓到另外的人，也就是抓个替身。”
季米特洛夫再次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检察方面在这场审判中是如何使证人作了许多伪证。
季米特洛夫从被告席上向审讯的组织者提交了一篇可怕的账单。
“控告我们共产党人犯了像纵火焚烧国会那样卑劣罪行的人，应交付法庭来审判！”
法庭一片喧闹。旁听席上的纳粹人员开始喝倒彩。
庭长多次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制止他讲有关涉及攻击纳粹和宣传共产党的言论。
季米特洛夫以傲岸的态度，无所畏惧地继续说：
“当然，至于德国资产阶级法庭所不可能完成的，这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完成。”
法庭又一次喧闹起来，出现了嘘声和怒骂声。
庭长大怒，喝道：“我禁止你说这样恶意的话。”
季米特洛夫毫不畏惧地高声说道：
“警官海勒在法庭里宣读1925年出版的一本书上的一首共产党员所作的诗，来证明共产党于1933年放火烧国会。请允许我也来引证一首诗，德国最伟大的诗人的一首诗：
要及早学得聪明些，
在命运的伟大天平上；
天平很少不动，
或者是上升，
或者是下降；
不是统治，便是屈服，
不是庆幸，便是苦痛；
或者抡起沉重的铁锤，
不然就处于铁砧的地位。
的确，谁不愿做铁砧，谁就必须做铁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