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尽管说起来古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姐姐瓦莲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已经不算年轻，年纪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连别利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滋滋的笑容，说：
‘小俄罗斯语言的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句话她听着受用，她就开始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就住在庄园里，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是把他们配成夫妇，那倒不错。’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这时候我们才觉着奇怪：不知怎么，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终身大事的要紧问题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们一点也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不允许自己想到：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睡觉总要挂上帐子的人，也会热爱什么人吧。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说明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说，这个别利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我们何必忽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的所有太太们，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瓦莲卡坐在她的包厢里面，掮着扇子，满脸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别利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刚用一把钳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我在家里办小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一定邀请别利科夫和瓦莲卡。
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莲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弟弟那儿生活得不大快活，他们只会成天价吵啊骂的。比方说，有过这样一个场面：柯瓦连科顺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姐姐，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伊里克，这本书绝没看过！’她大声争辩说，‘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压根儿没看过！’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直响。
‘唉，我的上帝，米哈伊里克！你为什么发脾气？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也一个劲儿地争吵。这样的生活多半使她厌烦，盼望着有自己的小窝了。况且，也该想到她的年纪，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说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吧，瓦连卡对我们的别利科夫开始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别利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柯瓦连科了，就跟他常来拜望我们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声不响。他沉默着，瓦莲卡就对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扬声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会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他的同事们和太太们，开始向别利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说了各种俗套，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况且，瓦莲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万内奇说。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莲卡的照片放在自己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瓦莲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常到柯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没改变生活方式。
甚至刚好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深地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希娜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必须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奇突……总得细细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闹出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现在我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有一种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于是他没求婚，一个劲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烦恼极了。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瓦莲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在他这种情形下照理该做的事吧。他常来看我，为的是谈家庭生活。
要不是因为忽然闹出一场KolossalischeScandal，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促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在我们这儿，由于闲得无聊，没事情做，照那样结了婚的，正有成千上万的先例呢。
应该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告密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糟透了！难道你们能算是导师，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岗亭里那股酸臭气味。不行，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田庄上去，在那儿捉捉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非常尖细的嗓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上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姐姐瓦莲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对他绝口木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他姐姐跟别利科夫这么一个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就皱起眉头，嘟哝道：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利科夫打着雨伞，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瓦莲卡，下面缀着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要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每人都接到一份。别利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给他留下极其难堪的印象。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树林里郊游。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底下竟有这样坏、这样恶毒的人！’他说时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我们走着，突然，您能想象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赶上来了，后面跟着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很累的样子，但兴高采烈，快活得很。
‘我们先走啦！’她大声嚷道，‘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得要命！’他们走远了，不见了。我的别利科夫脸色由青变白，像是吓呆了。他站住，望着我……‘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还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员和女人都能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愿意骑就由他们骑好了。’‘那怎么行呢？’他喊起来，对我的平静感到吃惊，‘您这是什么话？！’他像受到致命的一击，不愿再往前走，转身独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着手，不住地打战，看脸色他像是病了。没上完课就走了，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没有吃午饭。傍晚，他穿上暖和的衣服，尽管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步履蹒跚地朝柯瓦连科家走去。瓦莲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她的弟弟。
‘请坐吧，’柯瓦连科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他午睡后刚醒，睡眼惺忪，心情极坏。
别利科夫默默坐了十来分钟才开口说：‘我到府上来，是想解解胸中的烦闷。现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沉重。有人恶意诽谤，把我和另一位你我都亲近的女士画成一幅可笑的漫画。我认为有责任向您保证，这事与我毫不相干……我并没有给人任何口实，可以招致这种嘲笑，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举止表明我是一个极其正派的人。’柯瓦连科坐在那里生闷气，一言不发。别利科夫等了片刻，然后忧心忡忡地小声说：‘我对您还有一言相告。我已任教多年，您只是刚开始工作，因此，作为一个年长的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可是这种玩闹对身为青年的师表来说，是有伤大雅的！’‘那为什么？’柯瓦连科粗声粗气地问。
‘这难道还须要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吗？如果教员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该做什么呢？恐怕他们只好用头走路了！既然这事未经正式批准，那就不能做。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到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发黑。一个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您本人到底有什么事？’‘我只有一件事——对您提出忠告，米哈伊尔·萨维奇。您还年轻，前程远大，所以您的举止行为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您太随便了，哎呀，太随便了！您经常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上街时老拿着什么书，现在还骑自行车。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传到校长那里，再传到督学那里……那会有什么好结果？’‘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的事，跟谁都没有关系！’柯瓦连科说时涨红了脸，‘谁来干涉我个人的和家庭的私事，我就叫他——滚蛋！’别利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既然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说，‘我请您注意，往后在我的面前千万别这样谈论上司。对当局您应当尊敬才是。’‘怎么，难道我刚才说了当局的坏话了吗？’柯瓦连科责问，愤恨地瞧着他，‘劳驾了，请别来打扰我。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跟您这样的先生根本就不想交谈。我不喜欢告密分子。’别利科夫神经紧张地忙乱起来，很快穿上衣服，一脸惊骇的神色。他这是平生第一回听见这么粗鲁的话。
‘您尽可以随便说去，’他说着从前室走到楼梯口，‘只是我得警告您：我们刚才的谈话也许有人听见了，为了避免别人歪曲谈话的内容，惹出什么事端，我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我有责任这样做。’‘告密吗？走吧，告密去吧！’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只一推，别利科夫就滚下楼去，套鞋碰着楼梯啪啪地响。楼梯又高又陡，他滚到楼下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摔破了没有？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瓦莲卡和两位太太刚好走进来；她们站在下面看着——对别利科夫来说这比什么都可怕。看来，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那里——哎呀，千万别惹出麻烦来！——有人会画一幅新的漫画，这事闹到后来校方会勒令他退职……他爬起来后，瓦莲卡才认出他来。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皱巴巴的大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她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响彻全楼：‘哈哈哈！’这一连串清脆响亮的‘哈哈哈’断送了一切：断送了别利科夫的婚事和他的尘世生活。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的话，也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他回到家里，首先收走桌上瓦莲卡的相片，然后在床上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三天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要不要去请医生，因为他家老爷‘出事’了。
我去看望别利科夫。他躺在帐子里，蒙着被子，一声不响。问他什么，除了‘是’、‘不是’外，什么话也没有。他躺在床上，阿法纳西在一旁转来转去。他脸色阴沉，紧皱眉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浑身酒气，那气味跟小酒馆里的一样。
一个月后别利科夫去世了。我们大家，也就是男中、女中和师范专科学校的人，都去为他送葬。当时，他躺在棺木里，面容温和，愉快，甚至有几分喜色，仿佛很高兴他终于被装进套子，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的，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连老天爷也表示对他的敬意，下葬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下着细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棺木下了墓穴时，她大声哭了一阵。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不是哭就是笑，介于二者之间的情绪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利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是一副端庄持重、愁眉不展的面容，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份喜悦的心情……它很像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体验过的一种感情：等大人们出了家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玩上一两个钟头，享受一番充分自由的欢乐。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它的半点迹象，哪怕有它的一丝希望，它也会给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依旧那样严酷，令人厌倦，毫无理性。这是一种虽没有明令禁止、但也没有充分开戒的生活。情况不见好转。的确，我们埋葬了别利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点起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布尔金重复道。
中学教员走出板棚。这人身材不高，很胖，秃顶，留着几乎齐腰的大胡子。两条狗也跟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