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凭着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王安石在22岁时即中了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王安石没有得意忘形，更没有上蹿下跳结交权贵，而是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王安石给仁宗皇帝上了万言书，希望对朝政进行改革。
当时宋仁宗刚刚废除了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根本没理王安石。王安石明白，时机还未来到。于是，王安石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跪下来求他，王安石便躲进了厕所，送信人没办法，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还是被王安石追上退还。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做什么官，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他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宋神宗继位后，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这时王安石便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守旧派的司马光为了攻击王安石，以此作了一道策问，来考翰林院中谋求官职的李清臣等人，把王安石的这三句话作为奇谈怪论向参试者质询，希望学士们加以驳辩。让司马光没想到的是，宋神宗是支持变法的，在审阅了司马光的策问后，认为不妥，让他另出题目，并就此事亲自询问了王安石，王安石趁机劝神宗要亲自处理政事，要不惧人言，不畏天变，不法祖宗。司马光本想借翰林院考试之机诋毁变法，结果反而给了王安石一次上谏的机会。
当王安石被宋神宗亲自召见后，他便侃侃而谈了自己对变法的主张，很对神宗的胃口。不过，这时的神宗还很犹豫，想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王安石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选，便试探性的问他是否有合适的人选，王安石当仁不让，说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句自信的言语让神宗下定了决心，他那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好像已经不再是梦想了。
熙宁变法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宰相，进行变法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1.青苗法：在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将官仓里的存粮贷给农民，减少高利贷的盘剥，又使官仓存粮“新陈相易”。
2.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3.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4.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5.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方案较之范仲淹的，涉及面要大得多，而且这些改革方案都是他多年深思熟虑的成果，并非一时冲动，相当科学，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宋神宗的决心也很大，为此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在全国铺开了。
王安石的改革一上马就雷厉风行，而且不搞试点，马上在全国实行，立刻就遭到了地主、贵族们的反对。这时期，支持改革的被称作新党，反对变法的是旧党，还有一部分观望的中间力量，在静观事态变化。
两党直接交锋
反对变法的旧党以司马光为首，还有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实力不容小觑，不断向皇帝上书，攻击新政和王安石。神宗见朝中老臣多数反对变法，内心彷徨起来，态度不如变法之初那么强硬了。这严重打击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的情绪，王安石一度称病在家，神宗温词慰勉，王安石才勉强继续执政。
神宗的摇摆态度，使本来就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慑于元老重臣的威严，纷纷倒向旧党。“旧党”的气焰越涨越高。旧党领袖之一文彦博是三朝元老，他在同神宗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敌视变法的态度，认为祖宗法制不需更张。文彦博反对农田水利法，说：“漳河不在东边决口就在西边泛滥，无论在哪边，利害都一样，何必多管。修建水渠完全是劳民伤财，难道修了水渠洪水就不泛滥了·”
面对旧党的猛烈抨击，新党决定加速改革的步伐，希望让快快到来的改革成果堵住旧党的嘴巴。但是，由于改革受到各方面的抵制，推进得并不顺利，国势并未因此有所好转。此时，外部的敌对力量也没闲着，辽国与西夏时常故意挑衅。面对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新党虽继续坚持变法，但改革也出现了停滞，并导致了内部的分裂。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农民到处逃荒。一些官员趁机进言，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借机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神宗本来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就已是勉强支持了，这次只好妥协，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王安石离京后，变法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他提拔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同时，吕惠卿还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吕惠卿不久即被旧党攻击去职，新党遭到重创，士气十分低落。巨大的压力让年轻的皇帝不免有些恼火，宋神宗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
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他按照惯例向皇帝上表致谢，谢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多少带点发牢骚的意味。主张变法的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讥讽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御史李定、何正臣、舒掸等人也是断章取义，说苏轼“谢表”中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是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神宗大怒，下令将苏轼免职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一些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多人均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后人因此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苏轼下狱后，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便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便托朋友代劳，但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了，偏巧这个朋友就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辙看到哥哥的绝命诗，痛哭流涕，立刻上书给皇帝，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哥哥的罪。神宗一向很欣赏苏轼的才华，也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罢了，于是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韩绛等人强烈请求王安石返京复职。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
第二年，神宗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准备继续深入变法。可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彗星也叫扫把星，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神宗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迫不得已，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终结新党
王安石二次罢相后，神宗还是继续改革的，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扩充国库收入。两次对西夏用兵失利，国库几近空虚。此时辽国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神宗一心想对外用兵，以求一劳永逸的扫除边患，于是逐步扩大了赋税征收，偏离了王安石当初的理财轨道。
四川的茶税，一下子自四十万增至百万。由于茶税增加太多，茶户和商旅都感受到负担沉重。旧党中的吕陶、苏辙、刘挚便根据四川的状况猛烈抨击新政。新党中有不少人也只能承认，新的税法确有害民之处。
不久，宋神宗病死，继承皇位的是他不满十岁的幼儿，即宋哲宗，而实际权力落在宋神宗的母亲高氏手中。高氏本来就不满于宋神宗支持的新党变法，自她垂帘听政伊始，便立即停止了变法，新旧两党的党争局势发生了急速变化，旧党的核心人物司马光出任了宰相。
司马光上任后，马上同文彦博、吕公著一起建立了旧党的统治体系。不满变法或是因反对变法而遭到打击的官僚士大夫们，都被重新召回，那些中间派人士也被他们拉拢过来，开始大肆攻击新党。
旧党执政后，首先着手废除新法。从司马光执政到死的一年中，新法大多被废除了，退休在家的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至极。而司马光也并没高兴，直到临死时，还仍念念不忘地说：“新法不去，我死不瞑目。”
在司马光掌权前，旧党在斗争中时常失败，这让旧党明白掌握政府的要害部门至关重要。因此在当权之后，不仅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且全力打击新党。新党的重要成员如吕惠卿、蔡确、吕嘉问等，都遭到排挤和打击。有的被贬逐为地方官，有的被削去官职闲居在家，有的甚至被贬到偏远州县。吕惠卿就被逐贬到建州，生活极其清苦，甚至不敢生病，以免被人诬为是悲戚哀叹所致。
旧党要彻底铲除新党，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以李定不为生母服丧为名，将李定逐出。实际上，李定的生母一再改嫁，李定都不知她在何处，何时去世。旧党还将蔡确以前作的《游车盖亭诗》加以引申，指斥为对高太后的诬蔑，将蔡确发配至新州而亡。后来在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的主持之下，旧党还把较为出名的新党成员大约八九十人的名字分别归附于王安石、吕惠卿、蔡确名下，称为“亲党”，张榜于朝堂之上，使他们永世不得做官。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是奸佞之人，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击、排斥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并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然而，改革从不以个人的人品作为评判标准。
明朝官员弹劾严嵩的始末
扳倒一个备受恩宠、威权赫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谈何容易·前仆后继者，既有赤胆忠心的小吏、正直为公的大臣，亦有十足的机会主义者、“高明”的幕后导演……而义正词严的弹劾无法奏效，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这就是明朝大臣弹劾严嵩的真实写照。
严嵩何许人也·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对严嵩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从严嵩在世时起，抨击他的作品就络绎不绝，《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人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奸形象。
然而，在严嵩得势的时候，要把这个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道理很简单，有皇帝为严嵩撑腰。
出生于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的严嵩，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爬上礼部尚书的台阶，进而成为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公元1542年~公元1562年）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当时的皇帝明世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笃信道教，在宫中清虚学道，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严嵩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严嵩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沈炼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沈炼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