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还绰绰有余。黎明时分，司马颖生母程太妃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狐疑未决”。万余大军见主帅无谋，一哄而散，司马颖和卢志只带数十骑拥着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狼狈不堪。逃至邙山，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张）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堂堂皇帝，虽傻乎乎也觉察到自己如今连一个将军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大肥肉，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他们以请惠帝出郊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张方于是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于是，张方军士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甬就暂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河间王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甬“劫甬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甚惧”，就又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一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甬想与司马越言和。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了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势，如五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公元306年5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甬的军队，司马甬本人也跑进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食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祁弘抢到惠帝后，又拥着皇帝还洛阳。河间王又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公元306年7月，惠帝又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逃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师藩。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虓属下把司马颖等人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范阳王（司马）虓幽之，而无他意。”估计司马虓对这位惠帝亲弟弟没什么毒怨，不打算害他性命。不巧的是，范阳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长史刘舆知道司马颖从前一直在邺城坐镇，声名不错，怕有人再趁机劫持他又生后患，便派人假称台使，“称诏夜赐（司马）颖死”。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年青貌美的王爷倒很镇静。读毕“诏书”，他问监守田徽：“范阳王死了吗？”田徽答说：“不知道。”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见有赐死自己的诏书，司马颖就猜到范阳王已死，田徽作为办公人员，也不好透露消息。司马颖又问：“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岁。”司马颖问：“知天命了吗？”（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说：“不知道。”面对这位冷忍无情的监察人员，王爷也无可奈何，与这样的人不可能深谈下去。司马颖自叹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魏晋风度，在这么一个临死的王爷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司马颖的两个儿子在一旁惊恐大哭，王爷知道怜子无益，挥手让人把两个小孩子带走，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死状。洗沐已毕，“乃散发东首卧”，自己躺倒，命田徽把自己缢死，时年28。“二子亦死，邺中哀之”。
公元306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惠帝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便派人于饼中置药，毒死了傻皇帝，时年48岁。惠帝自登基以来，16年来风风雨雨，多少个夜晚被人从梦中叫醒，强掖升殿，被迫书写诛杀自己姥爷、母后、皇后、皇子、皇兄、皇弟、皇叔以及多位连名字也搞不清的大臣的诏令。今天被这个劫持当挡箭牌，明天被那个拉着放在军阵里炫耀，几乎没一天安生过。终于有这么一天可以长睡过去，再不会有兵士冷冷的大手于凄冷的夜晚把他从热被窝里拽出来了。
可悲的是，晋惠帝处于半傻半愚之间，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威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绍血溅己衣而悲，但就是不能像常人那样有条理地行事，白白身居九重帝位。尤其他那流传千古的“何不食肉糜”的“笑话”（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我们读之细品，只有伤悲，只有哀怜。真正的祸乱根源在于“武皇不知其子”，在其生母杨后的妇人之仁。惠帝安生了，天下士民也喘了口气，大家如释重负，热切盼望能出个好皇帝镇住天下。
惠帝崩后，司马越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想起还有困守长安孤城的河间王司马甬，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就以晋怀帝名义下诏司马甬为司徒。按理说这位“少有清名、轻财好士”的王爷也活了四十来岁的年纪，搞了这么多年“政治”，多疑反复，应该知道回到京城也没有好果子吃。估计一是死催，二是眼见诸王个个被杀，三是孤城难保，四是新帝登基，司马甬也存有侥幸心理，想想自己这么高的辈份，当个清闲司徒回京安享晚年算了。于是河间王接受诏命，与三个儿子心情复杂地坐车赶往洛阳。刚刚走到新安雍谷，东海王亲弟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将领梁臣已率一队精兵“等候”他。问明车上确是河间王，梁臣下马，突入车中，活活掐死了这位一向老谋深算的王爷。而后又抽出刀来，三刀砍落河间王三个少年儿子的人头。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是最后一个胜利者，其实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首先他害掉了怀帝的侄子，14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被惠帝立为皇太子，司马越怕日后这个孩子又会继怀帝后登基，所以先下手为强。不久，司马越又杀掉怀帝亲舅王延及大臣高韬等人，窜逐大臣苟晞。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内不自安的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司马越率四万精军出讨后，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晞等人要杀自己，东海王司马越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其封地东海（山东郯城）。
羯族首领石勒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只群龙无首、兵官家眷交杂的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发箭狂射，一天下来，“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是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
司马越留派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从洛阳往东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紧随军人一起外逃。跑到洧仓，又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48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裴妃也被乱兵抢去。
公元311年6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的汉军抓获，公元313年被杀，时年30岁。于公元316年，惠帝另一个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杀，时年18。至此，西晋灭亡。怀帝、愍帝都是很不错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乱”已经使晋朝大厦产生了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赤裸裸地像东汉末年那样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汉武帝在位26年，皇权威力影响巨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所击败。而司马衷这个“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之处，晋汉武帝时代威赫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弄死了这个幌子皇帝。
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汉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崇国俱亡，身名并灭”。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又不成器，成为孙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老匹夫。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乂“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兄司马乂同室操戈，遥制朝廷后，成都王又不能当机立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甬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汉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持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又浑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下场也可嗟叹。倘使晋汉武帝的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晋汉武帝另一措置失当之处，就是裁撤大批州郡士兵。当然，裁兵的初衷不错，根据西晋的《占田法》，这些退伍士兵可以分得一份土地从事劳作，不仅保障了自己的衣食，还可以给国家上缴租调。但是，州郡兵力减弱，真正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宗室拥兵叛起，或者边陲少数民族构乱，邻近州郡当然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侵占。当时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尚书仆射山涛就劝谏汉武帝不要解除州郡武备，但正陶醉于“大一统”胜利中的晋汉武帝根本听不进去，认为州郡养兵费钱费力又无产出，下诏严命裁兵。
恰恰是“忘战必亡”，汉武帝死后不久即成祸乱满天下的现实。试想，大郡才有武吏百人，小郡才有武吏五十人，如此的“偃武修文”，晋汉武帝的谋浅和短视何其甚也！
此外，西晋初期大封同姓诸王，也并非“八王之乱”的真正导火索。细心考究西晋制度，可以发现宗室诸王在封地上没有什么治民的实权，诸王能有力量相继起兵为乱的原因，其实是汉武帝后期赋予他们专镇一方的威权，诸如楚王司马玮镇荆州，淮南王司马允镇江、扬州，汝南王司马亮镇许昌等等。惠帝继位后，赵王、河间王等人又相继坐拥关中重镇，成都王坐镇邺城，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诸王带兵日久，幕府人杂，问鼎之心于不知不觉中悄然滋长，最终导致这些地头王们纷纷而起。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极大的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了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父兄俱成刀下鬼：心狠手辣的隋炀帝杨广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权臣杨坚废周敬帝自立，改国号隋，这就是隋文帝。隋文帝即位后，几年间北逐强胡、南灭残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中国近400年的大分裂局面，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感情甚好。独孤后是鲜卑大贵族的后裔，有一定政治能力。隋文帝想通过她收揽鲜卑贵族，因此也畏惧她三分，让她参与政事，宫中称为“二圣”。独孤后对隋文帝管束很严，因此隋文帝不敢接近别的妃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