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诗歌意趣相投,借用朦胧诗美的天才表现其个性特征,就是他们在作诗的过程中,善用比兴,并各有千秋的缘故。他们的诗都具有主观化的色彩,而李商隐更是将这一主观色彩向深细入微、隐约幽凄方面发展。叙事的成分几乎淡化到被消融的地步,主要抒写隐微深细的心灵感受和近乎抽象的精神意绪,写这方面的心理感受,常常用比兴的手法。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是对爱情痛苦的心理体验,可望不可及的心灵意绪,用具体的物象比抽象的意绪,或抽象的精神。在运用比兴的过程中,李商隐主要用典故和象征,特别是用典故作象喻,象喻本身又朦胧,本体一般不出现,如《锦瑟》中间二联四个典故之间有什么联系,象征着什么,每一个典故又比喻什么,模糊不清,似又不似,不似又似,这就给人们理解此诗带来了歧解,就出现了象征、暗示、比喻过于隐约,让人扑捉不到。李贺诗中的比兴是一层又一层,并掺杂有象征,如他写李凭弹箜篌的音声之妙:用“昆山玉碎凤凰叫”两个比喻写音乐悦耳动听;用“芙蓉泣露香兰笑”两个比喻写音乐的低沉和欢快,冷气寒光全被音乐的热烈之声所消融,女娲因听音乐而失职,造成石破天惊、秋雨倾泻。作者以形写声,新奇瑰丽,层层比喻,一环扣一环,并且都是以抽象比具体,实在是莫测高深。可见二人的比兴、象征、暗示造成意象的朦胧,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朦胧美,但李商隐纤巧隐约,李贺峭硬奇幻。二人所用意象都各有其意象群,在对意象的处理上二人也不尽相同,李商隐的意象组合巧妙和谐,由单体意象往往组合成一个绵密的整体意象,并达到了浑融的境界。他的《无题》诗往往重视主观感情抒发而轻视客观叙事描写,重艺术想象和暗示,轻直接宣泄,抒发对象不清,钟情于何人何事,都是扑朔迷离的;李贺诗整首中意象朦胧的少,意象浑融一体的不多,多为个别诗句的意象模糊不清,引起歧解,如“毒蛇浓吁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粒”(《罗敷山人与葛篇》),就有王琦的“极言暑溽之象”方扶南:《李贺诗歌集注》,第126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77年。说,方扶南“言葛之难得”说,同前注。另如《李凭箜篌引》中的部分诗句,“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老夫采玉歌》)如此等等,他的诗的意象组合跳跃而杂乱,没有形成整体的朦胧特征,显得意象画面不协调,不圆润,生涩晦暗,影响的是人们对整首诗的理解和推断,而李商隐诗的重心在一首诗的完整朦胧,虽也低沉,隐晦曲折,但也能显出情思绵邈的韵致。
在语言的运用上,李贺、李商隐都苦苦思索扑捉,力求通过反复推敲锤炼,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意绪。“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改成人寂寂,寄与路绵绵”(李商隐《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都表明了二人作诗的苦吟经历和锤炼功夫。但是凝练推敲各有侧重。李商隐不仅重视诗的锤炼,更重视全诗的意境的锤炼,甚至远比锤炼诗句为甚。他诗中的名句很多,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重过圣女祠》)都是不可易字的名句,而像《锦瑟》、《碧城》、《无题》诸诗,全篇浑成凝练,意境深邃,不可拆字鉴赏,不可字句孤立品读,可见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诗的意境的锤炼上,那种天然真纯的境界是李贺无法比附的。而李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字句的锻造上,力求字句求新出奇,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色彩、想象上。“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他不仅锤炼字句,更重要的是锤炼想象力。诸如“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罗敷山人与葛篇》),这些名句俯拾皆是,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仔细诵读全篇,其诗的意境锤炼的完整性就要逊色得多,是无法与李商隐匹敌的,为此,他的诗被人讥为“有句无篇”也是实有其据的。加上他好用色彩字,能给人感官上的色彩刺激,而李商隐诗虽艳丽美妙,却很少给人色彩刺激,追求的是淡雅温润;李贺诗情调高扬,锋芒毕露,而李商隐诗温善平和,纤巧灵动。为此,二人虽出一格但路径各异。
另外,二人作诗中的讽刺途经也不相同,所用手法较为隐蔽,但诗型不同。李贺诗的讽刺是用乐府讽时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用乐府诗讽刺时事在新乐府运动中已被大量使用,并形成一种思潮,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贺的乐府诗成就是独特的,《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长歌续短歌》、《致酒行》、《开愁歌》、《将进酒》等战争、时事、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个人情志都有涉猎,通过叙事、描写、渲染揭露现实的黑暗,讽刺统治者的无能,忧国忧民的情怀极为深重,有深厚的意境,或明或暗,或曲或隐,表达了自己对世事的关照之情,诗中所说不明朗,带有不同程度的朦胧。李商隐采用咏史的形式,对时事进行尖刻的讽刺。《贾生》、《陈宫》、《隋宫》、《楚宫》、《咏史》、《贵主征行乐》等都是借古讽今,在讽咏中善于用典故,在议论中嵌入恰如其分的典故,通过古人古事暗合唐人唐事进行讽刺,所以“使事尖刻,设色浓至”,《华清宫》所讽远超封建道德所许范畴,尖刻精警,遭封建文人攻击,其实,这正是李商隐讽咏诗的特点。这种在咏史过程中的揭露与批判,都隐蔽在史事之中,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一件华美的历史外衣,使诗呈现出意境朦胧、含蓄不露的效果。无形中降低了讽刺的力度,增加了艺术品位。
李贺与李商隐诗虽都是诗意朦胧,但风格有别。李贺诗中牛鬼蛇神、魑魅妖魔的幽气逼人,比人气旺的多,大多是凶神恶煞,使人惊怖。李商隐诗中形象面目善良,温雅芳丽。缪钺先生说:“李贺诗造境虽新,而过于诡异,能悦好奇者之心,而不能餍常人之望;义山则去其奇诡而变为凄美芳悱。”《诗薮·概说》,隐秘的坚守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有失牵强,我觉得,这正是诗人对比、象征、暗示等手法圆熟运用的结果,在艺术上对朦胧美的追求而已。他描绘女子的独特心理,描绘对女性的热爱,对女性的崇拜,对女性的强烈思念,对女性心理变化的索求等,都是对美好事物的追寻和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执着。这种表现手法正是诗人从屈原那里借鉴而来的,屈原的香草美人是其理想的象征,而李商隐笔下的美人更是一切美的象征,更是诗人心灵世界美丽而纯洁之所在,只是他心中一切美好事物的隐蔽、委婉、含蓄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三
另一位与李商隐诗风相近的晚唐诗人是温庭筠。他们的诗都以艳丽著称,早年都学李贺诗,甚至温庭筠的情爱诗酷似李商隐,他也写了不少咏史怀古佳作,内容多为借古讽今。他的爱情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吸取借鉴了六朝民歌特征,表现了凄艳的诗风,如《春愁曲》、《经旧游》、《瑶色怨》都写的是艳情,心象是通过绵绵愁恨表现的,“雁声还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中的境界是那么缥缈、悠远,正是“冰簟银床梦不成”之后心象融合物象的一种表现,艳丽凄迷的意境十分突出。他的诗中也善于用典故,讲究色彩,意象小巧精致,结构上重叠回环、缠绵不尽,色彩与形式都体现了独有的美质。但是他虽与李商隐并提,他的爱情诗与李商隐无题却迥然有别。李商隐对爱情的执着,内心隐藏的苦痛,经过百转千回的玩索,已完全融入诗歌的意象之中,具有化也化不开的情思,令人灵魂深处受到触动感染,这正是温庭筠的诗所缺乏的,没有缠绕百结的韵味,其意象只停留在外在的具体描摹上,缺乏李商隐诗歌意象突出的象征暗示意蕴,给人肤浅直白的浅俗感,只是表面的绮丽艳情,而骨子里缺少了意象的深细精微。由此可见,李商隐对心灵迷茫摇曳扑朔的描写,朦胧隐微的刻画,特别是对色彩上的运用摆脱了李贺的词诡调激之风,又高出于温庭筠的浅俗之气,从而开创了自己独特的诗风。
就李商隐诗的风格而言,在继承学习前辈丰富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他又走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他的独创性在晚唐是耀人眼目的,他的独特的凄艳浑融、朦胧含蓄的风格在晚唐诗坛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非常推崇杜甫,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引。可见他全面学习杜甫的创作精神与技巧,“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他“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情思的沉郁与杜甫十分相似,二人生活内容的沉积相当充实,诗篇完全一体,为此,都达到了‘浑’的境地。”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第439页。不同的是,杜甫诗歌内容宽广大到社稷苍生,小到市井瓦肆,社会的、自然的对象都融注在诗境中,外部世界无所不包,为此反映现实世界相当全面。而李商隐对浩浩茫茫、无边无际、扑朔迷离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全面而深广的反映,诗境同样达到了“浑融”的境界。他的诗细腻的无与伦比,规范绵密幽美,最终摆脱了杜甫诗与客观世界浑成的诗的意境,转向无形无质的心理意绪的浑融上的极致,开创了浑融天成的凄艳之风,含蓄蕴藉、幽约细美、朦胧隐约的新境,这是李商隐对中国诗歌史的最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掀开了唐诗新篇章,把唐诗又推到了新的高峰。首先,他对心灵世界的深入挖掘和开拓表现是前无古人的。尽管前人也有对心灵世界的表现,但是谁也没有像他那样,着意于对心灵世界层次的丰富多彩、转瞬即逝的奥妙变化,在清晰或隐晦的欲言还休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腻而传神的描绘,为了更为准确的表现心灵世界,李商隐在语言上的锤炼,象征、比兴、暗示、用典等方面都有独创性的探索。其次,意象间的跳跃句而非逻辑的组合,创造了朦胧的情思和朦胧的境界,使诗境虚化飘渺,这样,诗的容量加大了,并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些创新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第三,咏史诗突破了“史”的局限,使其更典型性、抒情性,真正具有了诗的情致,他的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表现得恰如其分,在处理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的关系上都有超乎常人的新境界。所以,李商隐是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为中国诗坛开疆辟土的大家。他的创作的新格局领起了晚唐一代。无论语言还是情意上,他对词的开创起了导引作用,对婉约一宗影响深远。
晚唐散文的“光辉和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