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杰中除王勃外，卢照邻、杨炯和骆宾王的边塞诗独树一帜，开盛唐边塞诗之先河。在四杰中，仅有骆宾王到过边塞，他曾从军西戎，北游幽燕，并写了不少边塞风光气象的著名诗章。如《早秋出塞》、《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边城落日》）的著名诗句，对征人边愁凄苦的描写，极具生活深感。“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夕次蒲类津》）“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行》）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理想可以想见。情调慷慨多气，真实的反应了初唐时代精神；骆宾王因有较长的边塞生活经历，具有亲身体验，所以边塞诗写得最为生动传神，在四杰中成就最高。绝非乐府拟古之作所比。卢照邻也写了不少边塞诗，他的《战城南》、《关山月》也写得意气横生，充分展示了神勇杀敌、为国立功的强者形象；其中《从军行》最为人们称道：《战城南》“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形象的表现了胜利战功是通过战胜边地苦寒，牺牲无数生命换来的，胜利来之不易，为此更应珍惜。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在唐代，边塞是当时士人幻想建功立业的用武之地，四杰中大多没有去过边塞，但诗中表现的立功边塞的志向和慷慨情怀却十分强烈。《从军行》是乐府旧题，描写一个读书学子从军边塞参战的全过程，仅有四十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为雄劲。诗的首联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交代了战事发生的背景，三、四句写唐朝大军辞京迅速出发，神速到达前线包围敌人，渲染出龙争虎斗的战争气氛。五、六句具体写战斗却不正面着笔，而是用景物描写来烘托，奏明快，有飞流湍急、一往无前的气势，把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气壮山河的精神世界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了。在苍凉的戎马氛围中，直接抒发了不甘庸碌无为的情怀。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开拓和创新，显得雄浑刚健、慷慨悲壮，这种丰富多彩的激烈战争场面的描写，仅通过严整规矩的律诗形式来表现，实属初唐第一人，当时影响很大。总之，这种书生意气的激扬书写，是构成“四杰”诗歌“骨气”的重要因素，也是“四杰”诗风与宫廷诗风迥然不同的内在原因。虽然说“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还深受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讲对偶声律，追丽巧韵调的流转，但杨炯的五言诗，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和创新，气格高扬，为之一振。对五言律诗的定型完善及成熟方面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四杰渴望济危赴难，报效国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却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为此，多有不平之气，牢骚冲天，至于说他们济世匡危的能力有多强，姑且不论，从其诗作中可看出，他们在初唐社会中有雄心，有理想，有抱负，却得不到重用，不遇于时却是事实。鉴于此，他们写了不少这方面内容的诗：“宝剑思存楚，金锤许报韩”。（骆宾王《咏怀》）他们不惜捐躯死难：“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卢照邻《刘生》）“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可见理想远大，抱负高华，而现实生活中，他的才高位卑，仕途不畅，致使远大理想落空，功名难就：“思北常依驭，图南每丧群。无由召宣室，何以答吾君。”（卢照邻《至望喜瞩日言怀》）“玄草终疲汉，乌裘几滞秦。”（骆宾王《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于是，他的感叹世路艰难，人情冷漠：“虚心徒有托，循迹谅无端。太息关山险，吁嗟岁月阑。”（骆宾王《咏怀》）“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与此同时，他们还将中下层读书人的贫苦落寞与贵族统治者的奢侈淫乐相对比，揭露了统治者豪富醉生梦死，荒淫无度，讽刺他们妄图长久享富贵荣华，对寒微人士的生活艰难寄予了同情。代表作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全诗借用传统古题，用传统题材写当时长安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画面，以托“古意”实抒今情。这一长篇巨制分为四部分来描写，奏未谐”的弊病。“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谐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内编卷三。，所以，胡应麟极口赞叹道：“七言长体，极于此矣！”同上。此诗虽有六朝余习，但大体吻合新内容所需，前几部分多丽句，结尾纵横对比则多清词，抒情味极浓，并加以议论，增强了表现力。在初唐诗坛，卢照邻“放开粗豪而圆润”之声，唱出如此强音，压倒那“四面细弱的虫吟”，在七言发展史上实为新声，是宫体诗的“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第15页。，就艺术而言，也是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价值的。
他们咏物写景诗大多借景物、史事抒情言志。胡震亨说：“诗人咏史最难，妙在不曾一语，而情感自深。”《唐音癸签》卷三。卢照邻的《咏史》四首，歌颂了汉朝季布“孤且直”，嘲笑了“唯唯”“无声”的群公；赞美了朱云的忠心耿耿，郭泰、郑太的高风亮节的品格，以此表现了诗人的志向和他的爱憎；王勃的《滕王阁诗》通过滕王阁的历史变迁，物换星移，令人自然产生盛衰无常的历史感、深邃感，表达了自己的惆怅情绪。杨炯的《三峡诗》既写景又抒情，其中《巫峡》可说是一首写景与抒情的完美结合，他的《早行》、《途中》则颇有情意、景丽宜美。卢照邻的《春晚山庄率题二首》描绘田园风光，绚丽可人，“莺啼非选树，鱼戏不惊纶”，这一切使作者感到：“年华已可乐，高兴复留人。”清润自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喜爱。骆宾王的写景诗也写得美丽逼真、清新宜人，如《夏日游目聊作》等。使应酬性的赠别题材中，四杰也注入了浓烈的人生热情和张扬的自我个性。如咏物诗，在前人那里，是文人墨客显示才情的文字游戏；即使有寄寓之意，也只是为了意兴情趣而增添诗意，并非真正的激情喷涌，仍有游戏陋习，而四杰的赠别应酬诗中，都充满了真情实感、壮伟的怀抱。绝非无病呻吟的滥调。如卢照邻在《失群雁》中，借“惆怅惊思悲未已，徘徊自怜中罔极”的孤雁自喻，为自己“嬴卧空岩”的不幸命运悲鸣恸哭，颇具悲愤激荡之气。骆宾王的《在狱中咏蝉》更为人们所熟知称道：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首联起兴引思，第三句写蝉，第四句写人，物我有机相连，自己正如秋蝉一样不幸，五六句纯用比喻，从环境的压力，政治上的不得意，言论上的不自由入手，寄托自己的情思。蝉我混融一体，达到了“寄托遥深”的境界。第七句自喻高洁品质，不为人理解，反被诬陷入狱，世无公道可言，是为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辩白。然而“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此情况下，谁来为诗人雪冤申诉呢？“卿须怜我我怜卿”，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儿长吟。一句问，蝉意与人情浑然一体了。这首诗作于患难之际，感情充沛，比喻贴切自然，用典和谐，语意双关，于咏物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由人及物，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前人的咏蝉是自我标榜，而骆宾王的咏蝉深深切合自己的坎坷身世和不幸遭遇，虽为囚徒仍表现一股孤傲情怀。借蝉受秋风秋露煎迫痛苦，抒发自己被诬的悲愤，表达了对统治者迫害的抗议。四杰中，骆宾王咏物诗最多，有借物抒情的，如《浮槎》、《咏灰》、《咏照》、《咏挑灯杖》、《咏水》；有因物抒情的，如《秋云》、《玩初月》；有单纯咏物的，如《咏鹅》等。他的咏物诗，与前朝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即在咏物中也有浓浓的真情流露，情与景均都和谐的统一，人物相融，极富个性。这都表明四杰走新路、除旧习、创新风、唱强音的精神，正是他们的这种创新精神，才奠定了盛唐诗文精神的基础，如果没有初唐人们的修路，那么盛唐这一时代列车就不可能有一往无前的锦绣坦途。
风格多样的个性张扬
“四杰”诗歌的风格与情调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各擅其工。明人陆时雍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411页，中华书局，1983年。这段话概括了“四杰”的艺术风格，虽有偏颇，但有两点是应肯定的：一是“四杰”诗各有显著特点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二是其诗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说明他们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期，不可能完全摆脱前朝文学余绪。在继往开来方面走出了一方新天地。这种创新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假如没有初唐四杰的努力创制，盛唐各种体式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王勃的诗感情细腻，清丽柔弱，仍带六朝高华气象，对六朝诗的粉脂气息吸纳过多，缺乏杨炯诗刚健雄浑之气。除那首被人称赞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外，雄豪旷达的诗作，并不多见。他的五言诗多为细致柔弱而显沉重之作。如《别薛华》：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
这首诗情绪低沉而悲凉，笔触细腻，抒发了凄苦痛楚、肝肠寸断的别离情怀，表达了人生不易的苦涩况味，柔弱之风十分明显。他的《重别薛华》中“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穷途唯有泪，还望独潸然。”对前途的怅惘，对感情的凄清油然涌出，尽管“作者说的真切道得深透，想把不满现实的满腔苦闷愤激的情愫一齐吐出。”聂文郁：《王勃诗解》，第10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但毕竟伤感而脆弱。不仅如此，王勃的写景诗，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描写上仍显高华之气，如“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春。”（《仲春郊外》）通过春意盎然的景色，透露出诗人十分愉快的心情。“泽兰侵小径，河柳覆长渠。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郊兴》）“草绿萦新带，榆青缀古钱。鱼床侵岸水，鸟路入山烟”（《春日还郊》）诗人对景物观察描写极为细致，文字颇见炼字功夫。但过于清丽高华，六朝的诗风太明显，与《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判若两人，风骨似有不足之嫌。但情景交融上前进了一步。
杨炯则与之不同，诗风刚健，精警凝练。他的诗洋溢着慷慨多气，他以高昂的激情，刚健的笔触，抒发了读书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风骨突显。大有气冲霄汉之势。有的表现了读书人的爱国激情和献身国家的高尚精神。像这种富有浩然之气的诗作，在杨炯的存诗中很多，如“白璧酬知己，黄金谢主人。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刘生》）“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紫骝马》）“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战城南》）诗人激情昂奋，豪情壮志弘阔，字里行间充满生逢盛世有所作为的时代精神。洋溢着慷慨激昂的气质，写法上往往直抒胸臆，雄放气盛，已开盛唐雄浑诗风之先声。“盈川近体……整肃雄浑。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胡应麟：《诗薮》，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正如古人所言，杨炯的诗有一种雄健魄大之气，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积极向上的一切向前看的心态。由此透露出了唐诗日趋刚健朴质的信息。
王杨诗歌风格的评判历来就有争议，孰优孰劣，孰先孰后，只能让人去评说。历史上有杨炯对座次顺序疑议的记载，即“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云：“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杨炯集卢照邻集》，第189页，中华书局，1980年。萧涤非说：“史书上说‘议者谓然’，可见是得到当时公议的认可的。杜甫《戏为六绝句》有句诗‘王杨卢骆当时体’，最早的宋本就作‘杨王卢骆当时体’，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萧涤非：《乐府诗词论薮》，第132页，齐鲁书社，1985年。这些评说，大多是站在自己的审美立场上，从对王杨诗的欣赏角度，认识层次的不一，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二人在五言诗上的进取及改革精神是共同的，风格的不同正表现出初唐诗坛诗风的多样性、丰富多彩性，我认为，王杨也好，杨王也罢，二人的诗各有千秋，这与诗人的性格有关，但为初唐诗坛带来了新气象则是相同的，他们都为唐诗做出了贡献，不应站在后人的立场上，彼此先后的论英雄，人为的为古人排坐论序，这都有失公允。
卢照邻虽擅长七古，但五言诗也写得清新藻饰，雄浑多变，其中《上之回》、《紫骝马》、《战城南》等诗用乐府旧题写新事，翻新意，即为旧瓶装新酒，颇有壮怀淳美特色。如《上之回》：
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五营屯北地，万乘出西河。
单于拜玉玺，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风横大歌。
诗歌以高昂的格调抒写了大唐国威，洋溢着无法抑制的自豪感，充盈着奔放跌宕之气，极尽歌颂之能事。然而，他的诗在壮美的情调之下，掩抑着不尽的悲凉情绪。“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刘生》）“马系千年树，旌悬九月霜。从来共鸣咽，皆是为勤王。”颇有悲中显壮的格调，《巫山高》、《昭君怨》又有悲凉凄苦的情味；“鹏飞俱望昔，蠖屈共悲今。”（《酬张少府东之》）“仆本多悲泪，沾裳不待猿。闻君绝弦曲，吞恨更无言。”（《同崔录事哭郑员外》）蕴含着对命运坎坷的悲叹和悲不自胜的内心苦楚。在他的绝命词《释疾文三歌》中又表明了怆声顿首的绝望感慨。那么，他为什么会有如此悲情呢？一是与他的不幸遭遇相关，一生很不得志，又身染风疾，病痛缠身，终因不堪其苦，自沉颍水而死。为此，其诗在坎壈遭遇和豪侠风概，回忆意气风华和诗苑梗概的同时，亦穿插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的悲悯情怀。二是诗人长期遭压抑的情感释放，由此形成了作者悲壮的情怀是事出有因的，这就是诗人前后期诗歌不同风格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