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生在城市，战斗在农村。我军从南昌武装起义，一直战斗在山区，战斗在农村，井冈山、武夷山、峨眉山、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五台山、衡山、大别山等等。从自然条件讲，山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线、命根子；山是我党我军能够存在的基本条件；山是我军作战胜利的主要依托。至少是在井冈山，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是这样的。当然，不论在山区还是农村，党政军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论什么时期、什么条件下人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不仅在山区依靠人民群众，就是在城市、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甚至到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山区农村一般是经济落后、交通滞后、人民贫穷、文化科学不发达。然而，山区农村迟早要变，越变越好，经济繁荣，交通四通八达，文化普及率提高，科学现代化、农业机械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富裕，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山区农村人民群众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和城镇全国各族人民并肩前进。
党和军队是人民群众的坚强后盾，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永远是鱼水关系，是永久不会也不能变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也就会永远存在。
青藏高原汽车兵的生活，比红军时期要好得多，但是根据汽车兵的特殊性、技术性、战斗性等特点，特别是青藏高原的自然地理特点，气候严寒、空气稀薄、人烟缺少、经济落后、山大沟深、道路难行、地区辽阔、运输线长、高度分散，尤其是执行平叛作战的运输任务，是极端困难的，所以，汽车兵生活还是艰苦的，主要表现在：食、衣、住、行、学、运六个方面，具体叙述如下：
1.食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这是千真万确的，人人是要吃饭，个个离不开吃饭，只要是人，是活人，从一落地就开口吃妈妈的奶。人一生下来，不要人教，闭着眼睛含住奶头就吮着吃，饱了就睡，醒着又吃，这可以说是人生规律吧，饿了吃，吃了睡，高兴了笑，生气了怒，这也算是规律吧！同时不论是什么人，当官的、当百姓的、当大官的、当小官的、富人还是穷人，都要吃饭，不吃则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人吃的好酒好肉好饭，穷人吃的是苦菜野果、树叶树皮，就是野兽虫子也总是要吃的，不吃就会饿死。红军长征时期吃皮带、吃皮鞋、吃草根，抗日战争八路军吃的小米土豆，解放战争就有白面大米吃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更好了，基本吃的是白面大米和肉菜了。
黎运兵回忆起以前的一些事情：那时是解放战争时期，正是1947年3月23日，我军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陕甘宁边区部分机关及中央直属各部门向晋绥边区临县碛口、三交一带战略转移，在粮食供应上造成一定困难，晋绥边区行署领导决定从河曲、保德、兴县等地沿黄河用木船向碛口、三交运输小米，那时，每人每日一斤小米，当时因粮食紧张，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号召每人每日节约一两小米（一斤十六两），以支援陕甘宁的部队保卫延安的对敌斗争。执行征粮运输任务中，主要是在老百姓家吃派饭，每人每日给群众一斤小米，菜金一万五千元农民票（是晋绥出的农民票，票值低，实际是一角五分钱），一般吃的小米饭炒酸菜、山药蛋，好一点的人家有时吃顿莜面、豆面和面包金（小米拌上面），拨烂子（面小米菜一锅煮），有的穷一点的人家一天三顿煮豌豆，也没调料更没有什么菜吃。老黎他在保德县冯家川的一个山村，吃了半个月煮豌豆，一天三顿真是吃“草鸡”了，一见豌豆饭就恶心。
从1948年5月至1949年1月，我军攻克济南、锦州、洛阳、开封、临汾共歼敌二十九万九千人，1949年3月，晋绥边区行署粮食局组织干部五十余人南下到了临汾，那时，干部生活大为改善，南下干部一路吃的都是白面，炒菜。老黎记得南下到了灵石县产麦区王家崖第一顿吃白面面条，在老乡家吃派饭，五人中有两个是赶驮骡的运输员，他们劳动强度大，力气也大，能将二百斤驮架扛起来，可是吃得也多，两个人每人吃了四碗半面条，足有二斤半面，这确实是个真实的故事。他又想起1946年在山西岚县时，天天小米饭，大概一个月吃一次白面馒头，一般一个人能吃五六个，灶上吃剩的馒头切成与吃饭人数相等的馒头块，第二天清早蒸笼热上，打饭时每人一块绝对平等，谁都不多也不少，听起来似笑话，事实确是这样的。
说明当时白面的稀缺，吃白面的机会很少。1949年，南下的粮食局干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序列，当时，刘运生局长及贺德庆、杜海舟、赵文彦、武斌、黎运兵、杨光辉、郭芝茂等同志分配在后勤运输部。分别在部机关、汽车大队、汽车材料库、辎重团、军用汽车修理厂、第一汽车学校工作。那时，进入城市条件都比较好，不像在根据地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像医疗、办公用具、床铺取暖都有了大的改善，精神面貌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伙食方面，经常吃的不是牛肉就是羊肉、猪肉什么的，顿顿是白面大米及各种炒菜啊！喝稀饭煮的葡萄干、蕨麻、百合，主食是馒头、饺子、包子、面条调剂着吃；兰州是瓜果城市，西瓜、白兰瓜（原叫华莱士）、冬果梨、葡萄、枣子，可以说铺天盖地处处皆是。
一到夏秋季果实满枝，蔓条上比比皆是，又大又甜又脆又香，使人吃得开心，特别是冬果梨，真是兰州的特色果子，秋天成熟了也好吃，尤其是放到冬天却成了软软的、黑黑的，老百姓都储藏起来，等春节前后才正式上市卖呢，这东西在锅里煮上放些白糖，煮上一会连汤带果一块吃既开胃又止渴。地地道道的兰州冬果梨，真是美食又是“药”一举两得。再是白兰瓜，据说是从美国传到中国兰州的，这里土地气候很适合种它，春天下种，夏天就成熟了，瓤则是外黄内绿，吃起来特甜特香，人人吃了还想吃，真叫“吃不够”。
据说后来就退化了，串种了，现在就更不好吃了，需要研究改种培育新品种。那时除了工作、学习，同时在业余时间各科室在营区内，利用空闲地，种各式各样的菜，什么菠菜、辣椒、白菜、土豆等，以补助灶上的伙食。为了长得好，自己淘厕所的粪便浇菜地，菜长得特别旺盛、喜人。部里组织各种活动，各科室分区打扫卫生，有时要帮助机关装卸粮食和汽车器材，扛着粮包，每包一百二十余斤，跑得还很快。那时，同志们很团结，积极工作，各级领导带头去干，干群关系很密切，部长、政委、副部长、副政委、科长、副科长，都编在各党小组，以普通党员身份和一般党员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会，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党的会议上都称同志很亲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普通党员可以批评部长、科长党员。
记得财务科党小组，一位副部长党员（是老红军），编在这个小组（黎运兵当时是党小组长），一次这位副部长坐小汽车执行公务时，正遇下雨道路泥泞，有辆地方汽车司机会车时开得快，结果溅了副部长一身泥水，当即停车，他抓住地方司机打了几个耳光，党小组开会批评他军阀习气，他在会上作了检讨，党小组将情况反映到部党委。同时，军区党委将副部长打地方司机一事登上省地方党报，公开进行曝光，以挽回对党的不良影响，而且给予批评教育。在体育活动方面也是很丰富的，部里有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羽毛球，体育活动十分活跃，黎运兵是部乒乓球队队长，带着乒乓球队到兄弟单位进行比赛，输得多赢得少，技术是比较差的。
可是部里的篮球队却是很棒的，是实力强劲的球队，财务处的篮球队员是部篮球队的主力，像李希仁、邹述文、薛景生、王靖源、李俊、王俊明等，其中最棒的是李希仁、邹述文、薛景生，而黎运兵是爱看打篮球，而自己却不会打篮球，他差不多每场篮球赛都去看，可以说是个球迷。到1955年军队进行整编时，西北军区缩编为兰州军区，部里的同志先后调动，有的调到别的单位，有的上调总后，有的到军校学习，像赵树鸿、龙治源、黎运兵等到军校学习。有些转业地方工作了……事隔四年以后，黎运兵同志又回到兰州军区汽车九团工作，该团从朝鲜回国，1959年4月参加青藏高原平叛作战运输。
当时驻扎在青海省西宁市大堡子。团长韩创业、政委王景周，副团长王宗仁、何志刚、张汉兴、司令部副参谋长李云忠，还有刘逢锁、黎运兵、孙延庆、朱荣军、王文田、王孝先、王祖垣、古增埔、徐则一，接着先后有郭志荣、刘胜任参谋长，孟超月任政治处主任，后来蔺怀鹏任主任。随之，肖俊岳、李申年为团长，秦明生为政委，紧接着汽车九团五个解放牌汽车连调甘肃酒泉基地执行特殊任务，而后划归新疆军区汽车第二十九团建制，剩余连队和扩充的几个连队又组成新的汽车九团。
汽车团是野战部队，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执行作战运输任务，与军区机关大不相同，流动性大，运输线长，十分艰苦，特别是青藏高原气候多变、道路难行，这样给汽车兵运输工作带来巨大困难。由于行驶艰难，汽车兵生活极不规律，经常不能按时吃饭，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清早在兵站六点钟吃饭，一天不能进食，中午带点面包、馒头或炒米和咸菜、一壶凉开水，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到站，要是车抛锚，晚上十一二点到兵站，才能吃到晚饭。
所以汽车驾驶员百分之八十以上有胃病或关节炎，就是常说的职业病。有的重一点有的轻一点，重的疼痛时不能开车，需常吃胃药。
可是汽车兵也有欢快的时候，草原上有牛羊、野马、野牛、野驴、狍子，有时去打猎，打上一头野牛就有三四百斤肉，全连一周还吃不完呢。饺子、包子、手抓羊肉、哨子面，最开心的是打上一只狍子一二十斤肉，吃狍子肉包子最清香最好吃啦！在内地根本吃不上，这是最快乐的时候，同时，草原上有野葱、野菠菜、野韭菜、野蘑菇、野蕨麻，采回来煮的吃，大家吃得开心，吃得高兴，边吃边说很是惬意，心里乐滋滋的，另外饭后打扑克、打麻将，星期六还可以到平叛指挥部，军分区礼堂跳跳舞，也是快乐的事啊！
2.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