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得罪了很多议员，他们利用报纸，用断章取义、误导的言词扭曲报道。威伯福斯仍不妥协这些报纸的中伤，使我原本善良的动机，被人怀疑是企图夺权。这种激怒我的方法，绝不会奏效。”农业专家杨进入委员会，立刻根据专业，“鼓励灾区种植马铃薯”。威伯福斯批准后，报纸就登出：“威伯福斯要大家吃马铃薯喔！因为吃了以后会像他一样，长得又高又壮。”(其实他又瘦又矮。）结果很少人去种马铃薯。
杨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本来是个农夫，志在开拓最不容易开发的土地。他在1767年以前遭遇了许多的挫折与失败，于是关闭农场，以整整15年的时间走遍欧洲大陆，研究改良农业耕作与产销运输的制度，1784年回国，将多年心得贡献祖国，无意中带动了18与19世纪的农业复兴。杨提倡三点：一、农业不是只为了生产，而是为了管理，因此农地要测量，水路要重划，水资源要仔细分配，乡村农舍要规划。二、农业生产不是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而是要分工。他建议专业专区经营，建立产、运、销的一条龙流程。三、农业耕作方法不是世代沿袭的方式，而需技术不断地输人改良，为此，他有系统地培育农艺、植病、农机与兽医人才。杨还率先主编《农业年报》（The Annuals of Agriculture)。这些都成为后来世界各国仿效的制度与方法。杨一生本来只认为能为“穷苦的农夫谋福利”就够了，直到他无意中读了威伯福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他写道：“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本书的内容太重要了，以至我无法把书放下来。我深深在上帝——我灵魂的大医生面前悔改，过去我实在太忽略灵魂救恩的需要了……”后来杨一生与威伯福斯成为好友，一起推动社会改革。
1800年气候仍然寒冷，只有耐寒的马铃薯有收成，市场上的食，品价格飞涨，粮商榨干了穷人的钱袋而荷包满满。威伯福斯知道许多财主的仓库囤积了玉米、小麦，来抬高物价，获取暴利。而皇室议员们早不知民间疾苦，大学教授们也推波助澜。“应该采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市场，政府愈少干涉愈好。”威伯福斯起来反对：“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极端的自由经济主义，是在玩弄无知的消费者。此时，国家一方面宣称仍然拥有过剩的粮食，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却高得使大多数人买不起，等于是在耍消费大众的把戏嘛！这是以市场经济之名在增加全国多数人不必要的痛苦。这种被自私所扭曲的极端理论，将种下国家走上毁灭的邪恶种子。为此，我要起来阻止，必须定下粮食涨价不得超过的上限，以保护穷人。”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议案的通过，使英国免受因饥荒所引起的革命。
36.社会污浊的吊泥桶
威廉斯(Thomas Williams)是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他认为要铲除基督徒对国家、社会、文化的影响，才是基本的革新之道。他是一个聪明人，私下大量地印刷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所着的《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用理性的方法来煽动非理性的抗争，喊着“理性的开放”、“把上帝赶出政治圈”的口号，呼吁百姓起来革命。
当时年轻的法学家厄斯金(Thomas Erskins)担任检察官，他知道威廉斯以个人自由之名在危害大众的自由，决定以出版未经审查许可的作品为由起诉威廉斯。1797年6月2日，案子进人最高法院审理，威廉斯败诉，判决服刑10个月。消息传出，群众示威，攻击法院。议院极端自由派的议员，借此炮轰指责，要求在议院讨论这个案子，重新审查。厄斯金素以“司法铁汉”闻名，自认“检察官就是社会浊流的吊泥桶”，但是要审判社会上有名的激进分子，压力实在太大，尤其是一般人以为支持激进分子就是开明的表现。
这时克拉朋联盟的威伯福斯、史蒂芬等人，起来表示支持高等法院的判决，因为“司法的判案不能在议院里寻求妥协”。反对的箭头转过来：“你们这些基督徒政治家，总该抱着怜恤的心赦免人，最少也要缩短刑期。”威伯福斯反辩：“怜恤不是放纵，赦免要本于公义，违法之徒该接受应得的处罚。今天议院要谈论司法并更改判决，已是不对。在错误的根基上无法架构宽恕与赦免。”威伯福斯还说：“真正的基督徒不怕别人的诋毁，所以宗教诽镑罪是不会在法律上存在的。法律是要维护社会的基本公义，因此有勇气公开诋毁国家者，也该有勇气为诋毁的言行付出代价。”这种努力确保了司法裁判不受立法机关的影响。
厄斯金这位不畏权势的司法铁汉，后来成为19世纪初期最着名的辩护律师。1800年有个神经错乱的人持刀攻击国王乔治三世，被捕后被控谋杀国家元首——死刑。在君权时代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那个谋杀犯哈德菲尔德(James Hadfield)的人头要落地是大众拭目以待的。厄斯金出来，替哈德菲尔德辩护，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一个神经错乱的人，到底应不应该为他犯罪的行为负责？”犯罪的事实必须建立在能够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如果丧失这种分别是非的能力，就不是罪。厄斯金根据这种来自《圣经·创世记》第二、第三章，上帝对人类最初起源的法理观——“能够分别善恶下的不法行为，才是罪行”，奠定了后来刑事责任法(Law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的基础。后来哈德菲尔德被宣判无罪，强制送医院接受治疗。
37.王后审判案
另一个更着名的审判案是“卡洛琳王案”（The Trial of Queen Caroline)。1820年6月英王乔治四世登基后，宣布他与妻子卡洛琳的婚姻无效，因为他觉得卡洛琳与她青梅竹马的伍德公爵(Alderman Matthew Wood)可能有染，连她的孩子维多利亚公主(Princess Victoria)的血统可能都有问题，因此他要求议院制定《离婚法》(Divorce Bill)，让他可以合法离婚。许多议员赶快动员联署法案，这是争取新王垂青的时刻，要拍马屁的人争先恐后。英国的所有报纸也一面倒，仅报道这件事的街头传闻。而国王也把同情王后的御林第三军，由伦敦外调边疆，来了个下马威。敢提异议的王公大官都可能被视为对国王不忠。大家明知不是什么婚外情，而是一个有权势者的疑心病，但也多噤若寒蝉。丈夫的得逞换来的是破碎的婚姻，可怜的卡洛琳抱着她才一岁的女儿，无助地哭诉无门。难道没有人敢出来伸张正义吗？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都到哪里去了？
克拉朋的威伯福斯与那批伙伴们都退到巴斯，因为他们个个面临破产，长期被一班财团抵制，迫使他们把房子一间一间地拍卖。更糟的是威伯福斯的大女儿——他最爱的宝贝，病重命危。自己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哪有心思去管另外一个女人和她女儿的问题？
留在议院大力支持王后的只剩两个30岁不到的初生之犊——罗素（John Russell)与巴克斯顿（Thomas Fowell Buxton)，这两人后来成为第三代圣徒联盟的领袖，在威伯福斯死前接下棒子，成为奴隶制度的终结者。这两个基督徒因着对基督耶稣的坚定信仰与关怀弱者的人道精神，能在沉重的压力下坚定不移。而别人都像轻浮的气球，在刮大风的日子，就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罗素告诉王后：“这个关键的日子，能够帮助您与您女儿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英国的道德表率——威伯福斯！”
不久威伯福斯收到王后密使传来的信，请求他帮忙，信中写道：“……即使国王可以下令砍我的头，我也不放弃王后的职分，因为荣誉比生命更重要。”夜里弟兄们在巴斯一起聚会，威伯福斯站起来念了《诗篇》第23篇：“……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说道：“弟兄们，为了上帝的荣耀与基督徒的职分，这个时候……让我们再出发吧！”威伯福斯转回房间，轻抚着弥留之际的女儿：“你走了以后，爸爸会更渴盼到你去的地方，在天国与你相会了。”妻子斯普娜含泪地对他说：“你也要小心，听说国王买通一些刺客在路上等着弟兄们。”威伯福斯点点头，再次把一家人放在上帝的手中，并为过去能有短暂的时光与女儿相处献上感谢。走出房子，弟兄们一起跃上马背，朝着黑夜的大路骑去。威伯福斯没有直接到议院，他先去找最会辩护的厄斯金。厄斯金的妻子死了，他还未走出丧妻的阴霾，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威伯福斯把他找出来。要打赢这一仗，一个用政治，一个用法律，其余的就放在上帝手中了。
议院外灯火通明，议员们谈笑风生，心想开会定下《离婚法》后，接着就是国王的庆功大宴。进了议院，众人大惊，坐在反对席上的是成排的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麦考利、史蒂芬、巴宾顿、克拉克森、格兰特、班克斯(St Joseph Banks)、布鲁厄姆、罗素、巴克斯顿等人。尤其是威伯福斯与厄斯金也在座，更令他们暗叫不妙。那个晚上主要是厄斯金上场为卡洛琳王后辩护，那可能是他一生最精彩的辩论，使他在法制史上千古留名。
厄斯金的法律头脑使他判事清楚。他不去谈卡洛琳到底有没有婚外情，也不谈奸淫是否应该构成离婚的要件，更不谈国王个人的感情需要问题。他认为这些芝麻小事之上有个更髙的问题，指出整个事情的关键所在：“国王到底有没有权力要求议院为他自己制定法律？”厄斯金冷静地分析道：“议院制定法律是根据全国人民的需要还是有权有势的国王的需要？议院的职责是监督国王的权力还是为有权力的人背书？到底在君主立宪制里，议院的权力是谁所赋与？如果这时为国王订立《离婚法》，那么君王所享有的是实质权力还是象征权力？”这些牵涉整个权力体制的问题，问得坐在赞成席上的议员冷汗直流。厄斯金直接指出了“君主立宪制”里的体制关键。
国王知道情况逆转，派人来说：“我对卡洛琳已经没有感情了，甚至连上帝也没有权力管我。”威伯福斯站起来说道：“回去告诉国王，只要他还在王位上一天，他就必须了解国家体制重要还是个人感情重要。”辩论到凌晨5点，投票结果391对124票，《离婚法》没有通过，卡洛琳仍是王后。那个晚上，一个刚刚丧妻的辩护律师与一个女儿生命垂危的政治家，为了别人的妻子与女儿打了一场大胜仗，也保住了那个小女孩的王位继承权。他们都没想到17年后那个小女孩登基，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君王，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
厄斯金死前着有《三篇从福音书的观点论完全的自由》（The Unconditioned Freeness of the Gospel in Three Essays)与《英国军中广泛虐待事件的评论》（Observations on the Prevailing Abuses in the British Army)等，后者可能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军队里有滥用权柄、危害士兵现象的报告。
面对卡洛琳案的胜利，威伯福斯没听掌声与道贺就匆匆离开，到伦敦的医院，要为女儿买更好的药材。女儿还是病逝了，威伯福斯写下“在死亡的床边，与送葬的沿途，我更确认《圣经》的应许与永恒盼望的宝贵”。写完，他与妻子哭了一场。一个基督徒，最深的赞美常是涌自悲伤的深渊，最高信心的呼唤常是发自最绝望的旷野。
38.牛痘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