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摩擦”事件从1938年底肇其端。蒋介石委派鹿钟麟到河北省任主席，破坏冀南、冀中抗日民主政权。鹿部所到之处，先是个别地秘密地绑架、捕杀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第一件较大的事件，是在束鹿包围解决我八路军两个连。接着，又先后公然下令取消冀南、冀中两个行政主任公署，并派张荫梧部深入冀中。12月16日，制造了“博野血案”，袭击我吕正操部，又配合日寇夹击我冀中二分区司令部。在豫北，国民党专员率部从背后袭击我破击道清铁路的游击队。同时，蒋介石调兵遣将，分路进逼晋冀豫区。
对于抗战营垒内部同室操戈的不幸事件，我们的报纸本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一方面，在宣传上进行坚决的斗争，揭露每一事件的真相，驳斥种种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污蔑，报道各地军民愤激的抗议以及向蒋介石提出惩办凶手、制止“摩擦”的严正要求。另一方面，一再对“摩擦”专家们提出劝告。
1939年1月25日，报纸发表社论《敌寇对冀中、冀南的进攻》，诚恳地希望冀中、冀南各党派、各军、各游击队，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的进攻，严防汉奸的挑拨离间。大敌当前，一切内部的冲突与“摩擦”均应停止。否则，彼此“摩擦”，抵消力量，将恰中敌寇的奸计。1月29日的社论，又一次向“摩擦”专家们提出，在最近期间有少数地方发生若干不必要的“摩擦”，我们竭诚希望这些“摩擦”能立即消除，任何不团结都会遭到唇亡齿寒的恶果。
但是，我们的劝告并不能阻止“摩擦”专家们“防共”的步伐。翻看1939年的报纸，一起接一起的“摩擦”事件、一笔笔的血账触目惊心。
冀西国民党侯如墉部，从1938年到1939年5月，不断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摧毁抗日团体，进攻抗日的平汉纵队。
1939年2月，我山东纵队两连多在护送干部回八路军总部途中遭到国民党秦启荣部的突然袭击，我团政治主任、营长各1人遇害，死伤战士数10人。
5月5日，我一二九师回民连在山东馆陶被国民党独三旅包围缴械。
3月到5月，在河北、山东，我八路军指战员、共产党员被害的达1074人，其中，有干部69名。
5月9日，在陕西虢镇，吕正操纵队留守处突遭国民党部队包围，绑架了所有高级将领家属并严刑拷打逼供。
5月17、19两日，报上连续发表《论反“摩擦”》的两篇社论，揭发“摩擦事件”的本质，在于日寇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灭亡中国，而抗战阵营内的动摇分子、顽固分子在“防共”、“反共”的口号下肆意挑衅，以至演成同室操戈的不幸事件。为制止“摩擦”，急需开展广大的群众运动，来反对在“防共”、“反共”口号下制造“摩擦”，巩固国共两党的团结，长期合作，坚持抗战。
为谋求河北问题的合理解决，十八集团军彭副总司令本着团结抗战的愿望，于2月中旬前往冀南会晤鹿钟麟。而这一位制造“磨擦”、急于从八路军和人民手中“收复失地”的河北省府主席，在日寇“扫荡”冀南战局万分紧张，冀南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奋勇抗击之时，却仓皇弃地而逃，久久下落不明。特派记者刘祖春曾写过一篇通讯《我没有见到鹿主席》，如实地报道了战争未来以前，鹿钟麟全力于制造“摩擦”，敌人一来，落荒而逃，连电台也送给了敌人，半个月没有音信。而鹿主席从八路军手中“收复的失地”再次遭到日寇空前洗劫。省府所在地的冀县成了日寇的“模范”县，鹿主席的一部分“铁军”投敌改编成伪军。5月间，彭副总司令到冀西会晤鹿钟麟，提出坚持河北抗战的八大纲领，会谈获得初步结果，报纸对此一片热情，为此，发表了《发扬光大解决河北问题的曙光》的社论。哪里料到，旧案未清，新的“摩擦”又起。7月21日，张荫梧又制造“深县事件”，5000人大举围攻我吕正操部。我指战员400多人惨遭毒手。张荫梧又将魔手伸向冀西，在元氏、赞皇一带，袭击八路军，捕杀八路军工作团的人员，摧残抗日团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竟发生了“平江惨案”。6月12日，我新四军平江通讯处遭到国民党部队包围，当场杀害我通讯处主任涂正坤，活埋八路军参谋罗梓铭和新四军干部家属8人。惨案传出，全国震惊。反共运动步步加剧，抗战危机日益严重。
6月25日，我们报纸发出《起来，克服时局重大危机》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反共”是投降妥协的具体准备工作。在抗战成为人民铁的意志面前，那些反共顽固派是不便公开提出投降妥协的，就在“反共”的掩护下进行投降妥协的阴谋活动。那些主张“反共”越起劲的一定是主张投降妥协最有力的，那些反共行动最激烈的一定是阴谋投降妥协最积极的。中国人民必须立即起来，为挽救时局的严重危机而奋斗。
6月29日，报纸刊登了延安《解放日报》的评论《全民紧急动员，克服目前时局中的重大危险》。这是党中央向全国发出的第一个严重警报，提出，在目前我国政治局势中的主要危险就是对日投降妥协的危险。评论深刻地分析了这种主要危险是人为的原因产生的，即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的影响，英、美、法的压力，发起举行“东方慕尼黑”会议，而主要的是中国抗日阵营内一部分人的动摇。由于这些分子本身的妥协性，不愿意坚持持久抗战，也希望对日和平妥协，于是，利用国际会议-“东方慕尼黑”的方式，比较隐蔽地来向日寇妥协投降。而坚持中国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是他们企图妥协投降的最大障碍。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防共”、“反共”的运动，就是他们准备妥协投降的实际准备工作。评论号召全民动员起来，为克服这一重大危险，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评论最后提出，我们恳切地严正地要求国民党负责当局采取切实办法，彻底揭破投降、妥协、“防共”、“反共”的阴谋，坚决制止各种“和平”、“妥协”、“防共”、“反共”的言论和活动，坚决肃清现在尚隐蔽在各机关中的民族危害分子。这篇评论教育人们懂得了“反共防共”，绝不是什么国共两党的问题，而是反共顽固派准备投降的实际步骤，为了制止投降妥协的危险，必须坚决遏制“反共防共”运动。
7月3日，报上发表社论《动员全体军民克服时局重大危险》，着重提出，华北处在最艰难的敌人后方是敌伪的心脏所在。敌寇汉奸目前正在以共同“防共”来对八路军进行大“扫荡”，进行诱降。我们为保卫无数热血健儿牺牲流血光复过来的广大领土，要加紧动员全华北军民，开展巨大的群众运动，反对投降妥协，要求中央及军政当局，打击投降妥协活动，枪毙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周佛海等罪大恶极的汉奸及反共分子，反对破坏团结和准备投降的各种活动，更加巩固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7月5日，报纸发表了在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纪念中共成立十八周年的大会上，朱总司令发出的各党各派各军政民一致奋起，反对妥协投降的号召。
同日，报上刊载了延安《新中华报》的社论《在民族自卫战争最前线的岗位上》，详尽地论述了抗战以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保卫民族利益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上层资产阶级少数分子的不彻底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彻底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彻底的路线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同一切拥护抗战的各阶级、各集团、各党派，不管他们是彻底地抗战也好，不彻底地抗战也好，进行统一与团结。只有这种统一与团结，才能扩大抗战的力量到最大限度，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也坚决拥护了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其少数分子其积极抗战的方向和方法，对于不彻底的抗战路线中一切违反抗战利益的错误的、消极的方向与方法，则采取了批评、忠告与反对的立场，而且用尽一切方法，帮助其改变与克服。中共如果对于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其少数分子不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彻底的抗战路线断然无法贯彻，中国抗战也断然无法胜利。
社论进一步剖析了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其少数上层分子对抗战的基本态度与变化的由来，说，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其少数上层分子，虽然由于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参加了民族自卫战争，获得了人民的拥护。但是，由于他们历来的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当日寇采取坚决进攻，一切和平谈判成为无望时，他们就不得不表示对于抗战的坚决，也就促进了中国内部的团结和某些进步。当日寇缓和军事进攻，更多采取挑拨离间阴谋时，他们就立刻表示对于抗战的不坚决，也就促成了中国内部的各种“摩擦”，开始向后倒退。他们清楚地懂得，当他们要求坚决抗战时，必须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当他们企图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时，中国共产党就成了他们投降妥协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所以，它集中力量去反对共产党，同共产党“摩擦”。这点当然日本帝国主义是清楚地知道的，所以自占领武汉、广州以后，立即集中力量于“扫荡”八路军、新四军，加强“反共防共”活动，一切汉奸、汪派、托派都从各方面响应。“防共反共”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少数上层分子准备停止抗战、投降妥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进行诱降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严正的立场，说，中国共产党在“共同防共”的逆流面前，一方面指出目前时局的真相，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其少数上层分子投降妥协的倾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站在彻底抗战路线上，一致动员起来，去克服这种危险，去击破这种“共同防共”逆流的侵袭，使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中国革命正要在这种持久的、曲折的与艰难的过程中发展到最后胜利。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
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七·七”两周年，发表了《当前时局最大危机》的重要文章，对当前时局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之后，指出“战斗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当前的紧急任务，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与团结，把投降阴谋与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在指出目前抗战形势的最大危险及其原因以后，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响亮口号，号召全党和全国军民积极行动起来，为克服投降反共逆流、为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党中央的上述明确方针，成为我们报纸在反对投降妥协斗争中，结合形势的发展，反复的、深入的宣传内容和用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反对“反共防共”逆流斗争的指导思想。这些方针的提出，也标志着同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从反“摩擦”斗争转化为更加尖锐、激烈的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
7月1日，报纸以显着位置和篇幅，在《全民总动员，挽救时局重大危险，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大标题下，报道了浙江等6省的军民、海外侨胞呼吁“内除汉奸，外抗倭寇”，一致声讨汪精卫，坚决主张抗日到底的民众呼声。报上还发表评论《粉碎敌寇的新阴谋》，指出各方电讯传来，无论在国内、在海外、在前线、在敌后，广大军民都坚决反对“和平”妥协的阴谋，号召展开一个猛烈的广大的群众运动，粉碎“和平”妥协、“反共防共”、“东方慕尼黑”等各种阴谋，坚持抗战到底。
8月1日，延安1万多人举行“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通电全国，要求中央政府明令昭雪“平江惨案”，严办主使者，惩办凶手，并通令全国，不得有同类事件发生，要求严令禁止秘密流行的破坏团结之所谓“防止异党办法”。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保护抗日革命同志，镇压坏蛋反动派”。
8月13日，晋东南各界举行有1万人以上参加的军民大会，沉痛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第二战区朱副司令长官首先说明了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及纪念八路军烈士的三个意义，彭德怀副总司令发表演说，指出“平江惨案”这类事件也发生在华北，顽固分子张荫梧、赵云祥、秦启荣等攻我八路军，杀我干部和共产党员，“摩擦”事件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样发展下去，中华民族就会被这些顽固派、反动派所葬送。我们坚决反对投降派。投降派、反动派究竟是少数，我们是多数，我们是一定可以战胜他们的。
报纸也先后报道了各抗日根据地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群众奋起，反对投降妥协危机。
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寇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力图加速解决“中国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及时揭露了日寇侵略我国的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军事进攻的“打”，一种是政治诱降的“拉”。当时，日寇为了摆脱困难，一方面，企图勾结美、英、法帝国主义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同时，放出空气，为实现“和平”可以让步，撤出部分兵力，归还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资产的49%。另一方面，发动对长沙的战役进攻，加紧迫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时局的投降妥协危机。反共顽固派密谋制造更大规模“反共防共”的流血事件。
毛泽东同志于9月19日在对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中，率直地对顽固派发出了警告：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消耗力量之“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是站在严格自卫的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在10月前后，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反动密令，使限制异党问题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进入到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还召开了主要议程为“防共”问题的长江以北90多个军的“政治主任”会议，从此，中央军直接地大规模地参加进攻八路军、新四军。
10月10日，面对时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定》，提出：“我们各级领导机关与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与抗日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危害中国民族抗战的突然事变，而使党与中国民族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至于受到意外的损失。”
这个指示，使全党和敌后军民，对于局部的突然事变有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1月11日，报上报道了8月到11月间，阎锡山先后派白志沂保安师进入雁北，制造了“灵丘事件”；十九军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二师金宪章部进入晋西北、晋察冀；孙楚部进驻晋东南阳城地区，破坏抗日政权，进行暗杀活动。国民党四十七军、十四军、九十三军、二十七军、四十军和独八旅分路进逼晋冀豫八路军防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