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粉碎日寇回师华北的大“扫荡”
（1939年1月-1940年3月）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后的15个月（1939年1月到1940年3月）里，日寇回师华北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大“扫荡”，国民党统治集国“防共”、“反共”，以进攻华北我党、我军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华北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日寇的大“扫荡”，在华北生了根，打破了日寇“确保占领区”的战略计划，牢固地形成了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也打退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制止了它们造成的第一次投降妥协严重危机，维护了团结，坚持了抗战。在国际形势发生剧变、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实现了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提出的紧急任务，“使战争胜利地、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阶段”。
我们的报纸在这15个月里，遵循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用大量事实，进一步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认识到，领导抗战的重大历史责任已落在我党的肩上。我党的主要工作方面在战区和敌后，绝不能把战胜日寇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运动。我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立场，结合华北实际，我们的报纸在宣传上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的方针，同华北军民一起胜利地度过了1939年。
一、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
华北为敌我必争之地。
在我：报纸曾于1939年《纪念七·七》的社论指出“两年的抗战，我们在世界上创造了许多珍贵的奇迹。敌后方广大游击战争的开展，根据地的建立，三民主义的初步实现，打破了敌人的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只有伟大的中华民族，有此伟大的创造”。华北抗日根据地是坚持全国抗战的柱石，控制了日寇向正面战场进攻的主要交通干线，阻止了敌人掠夺华北的资源。
在敌：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心腹大患，回师华北，妄图一举扑灭华北的抗日烈火，实现其一箭双雕的毒计，一则打击八路军，消灭或赶走八路军，解除后顾之忧，“确实掌握占领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二则以共同反共抄为诱饵，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破坏我国内部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谋求中国事件的“速和速结”。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早就预见到敌寇势必“扫荡”华北，敌后军民的困难将会增加。对于敌人回师华北，报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中，曾作过反复的论述，特别是在朱德总司令《纪念抗战两周年，八路军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吸引敌人回师华北，是我们的重大胜利，是华北军民的无尚光荣。”“我们也要认识，敌人的回师，将给我们华北军民带来许多困难，必须克服困难，熬过这一段困难的过程，才能走向光明胜利的坦途。”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群众。
1937年8月至9月之间，我八路军挺进华北，就使得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根据地，有了一支坚强抗日武装。当时乘华北敌后日军空虚，我八路军健儿纵横驰骋，发动群众抗日，在华北开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
1939年1月7日，报上发表社论《论华北战局》，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与面临的新任务说：18个月来（按：即“七·七”抗战爆发以来）华北抗战创造的伟绩，不仅在战略上给予全国抗战以最大的配合，抑留了30万以上敌寇的精锐，配合了台儿庄空前胜利的争取，保卫武汉5个月的持久。在华北战场上，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收复了大块失地，树立了坚强的抗日政权，发展了大批的抗日民众武装，维系与提高了华北1亿民众抗日的心情，结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华北敌后的游击战争，大量消耗了日寇人力财力，逼使敌陷于点线占领之危险状况和夺取我华北资源、运用我华北人力之不可能，使汉奸伪组织不能顺利建立，使敌寇的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失效。这一切的综合，告诉全中国全世界，华北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社论指出，当敌人直达黄河北岸之时，曾得意洋洋地宣告“已占领整个华北”。可是，曾几何时，八路军英勇将士，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华北亿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奋起抗敌。社论说，事实胜于雄辩，18个月来，我华北抗战所创造的伟绩，使侵入华北之敌泥脚越陷越深。汉奸王克敏不得不承认，伪政府的工作“一年以来，毫无政绩，自不待言。”河北伪省长高凌云不得不发出“无省可长”的哀鸣。
而从战略上看，华北地区是敌寇侵华的心脏。敌方为“确保占领区”，为准备日后对正面战场发动新的战略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华北八路军，我方为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壮大新生力量，紧扼敌人进犯大西北咽喉，华北区为我必须坚持的前进阵地。因之，华北的“扫荡”与反“扫荡”，是关系敌我命运之战。对于华北面临的这种严重局势，社论指出：“我们不应忽视，不应害怕，更不应动摇，应以最大的努力，积极的行动。抑留更多的敌人兵力于华北战场，配合正面的努力，以阻止敌人的进攻，求得迅速停止敌人的战略进攻，使战争胜利地确定地进入相持阶段。”
敌寇回师“扫荡”华北，也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那部分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又称“反共顽固派”）进行政治诱降的一招毒棋。国民党统治集团，原来打算在抗战中借日本人的刀来消灭、削弱八路军和共产党。出乎他们意外的是八路军开到华北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救民于水火之中，深得人民拥护，收复为国民党丢掉的广大国土，依靠人民迅速发展壮大，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观愿望根本相反。正像彭德怀同志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论目前形势的特点》所指出的：“‘九一八’以后，中国资产阶级还是千方百计地寻觅妥协的道路，直到此路不通。日寇进逼日愈加剧，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具体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有条件的支持抗日时，才爆发了有资产阶级参加的抗日的革命战争。但是，在每个严重关头，资产阶级仍然表现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及人民力量的壮大，处处表示顾虑。特别在今天，必须发挥人民力量才能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时候，日寇又加紧其诱降，英法劝降，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大动摇，构成了投降妥协的主要危险。”
1939年3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采取“限共”的方针，成立了“反共委员会”，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密令，从此，“摩擦”四起，逆流横行（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他指挥的军队，制造袭击，破坏我军的事件，对这类事件当时称之为“制造摩擦”，我们对他们的斗争称之为“反摩擦”）。从政治“限共”为主，逐步升级到以军事“限共”为主。报纸结合时局的发展，深入宣传了党的六中扩大全会确定的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统一，有独立，有团结，有斗争”的原则，全会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错误口号的批判，给予报纸以坚定的政治方向。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的“限共”方针，我们既是一定不要破坏统一战线，又绝不受它的限制，束缚自己的手脚，要放手发展进步力量，坚决打击顽固派的进攻。经过一年的报纸宣传，提高了华北军民对投降妥协危机的认识的警惕性，认识了“防共”、“反共”就是投降妥协的准备步骤，对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袭来，有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也有了应变的自卫能力。
1939年4月23日，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对本报记者发表重要谈话，纵论华北战局。左权将军指出：
“华北抗战是全国抗战的一部分，华北抗战形势离不开全国抗战形势，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可以影响华北，同时，华北也可以影响到全国。再说中国是全世界的一部分，密切联系国际形势。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会反映到中日战争上来。今天说来，国际反侵略运动比较高涨，但张伯伦飞达拉弟的退让政策仍未全部终结，而中国自身的力量尚不足以停止敌人的进攻。反之，西欧法西斯张扬跋扈，助长了敌寇侵略气焰。因之，截至目前为止，敌人尚未停止其战略进攻阶段。”
“武汉、广州失陷之后，敌人战略上的基本方针是：一，确实掌握敌占领区，企图扩大以点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二，继续进攻西北西南，切断中国国际通路。同时加紧政治阴谋，破坏我民族团结。”
“自1938年9月，日寇进攻晋察冀开始，集中60万兵力于华北，实行对各个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分区‘扫荡’。敌人虽然获得某些成功，主要是占领了某些城市，但其基本目的仍未达到，而且将来也难能达到。”
左权将军的这个谈话，就华北敌后抗战与全国战局以及国际形势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阐明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作用，指出敌人尚未停止其战略进攻，而当时敌人的战略方针，就集中在对华北敌后八路军的作战上。因此，我华北军民战胜日寇大举进攻之战对于粉碎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日寇不得不进行长期战争，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5月间，报上发表《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社论，号召华北军民奋起，以反“扫荡”坚决打败敌人。社论说，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估计了敌后战争前途，指出华北抗日根据地“势将遭到残酷进攻”，“然而是能够坚持的”，并且“在广大的区域仍能发展”。这个估计，华北军民以自己的英勇奋斗把它实现了。
二、深入动员反“扫荡”
报上及时报道了敌人回师华北的动向。1938年9月以后，敌寇首先向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接着，“扫荡”冀中、冀南。12月，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各铁路线上，兵运频繁，敌寇忙于部署对大西北的进攻，加紧对华北的大“扫荡”。针对敌人的战略调动，八路军给予迎头一击，发动了1939年元旦的总破袭，一举切断平汉、津蒲、正太、同蒲、平绥五大干线，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日寇回师华北大“扫荡”来势凶猛，为引起华北军民的高度重视与警惕，我们报纸随着敌情的变化，撰写社论，进行反复的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反对麻痹轻敌思想。1939年1月7日，发表《论华北战局》，全面分析了华北战局形势，指出敌必将以最大力量“扫荡”华北，为了战胜敌人，战胜困难，必须做好各项工作。以后，就不同的问题发表的社论有《组织广大妇女到战争中来》（1月9日）、《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1月17日）、《晋冀豫各界紧急动员起来》（1月19日）、《加紧军民团结》（1月23日）、《动员回民同胞积极抗战》（2月13日）、《当心敌人的袭击》（2月23日）、《战时人民武装问题》（2月19日）、《武装保卫春耕》（3月25日）、《动员新战士上前线》（4月7日）、《发动归队》（4月9日）、《发展群众的游击战》（8月9日）、《武装保卫秋收》（8月11日）、《提高战斗的积极性》（8月11日）、《加紧武装民众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8月24日）、《号召华北军民高度紧张起来》（11月9日）、《提高革命警惕性》（1940年1月7日）等近20篇。
为了推动和指导备战工作，报上发表的社论有《加强锄奸工作》（2月27日）、《严格检查动员工作》（3月3日）、《破路拆城要彻底》（3月15日）、《加紧防空》（4月5日）、《广泛发展和健全游击小组》（4月25日）、《论改进空舍清野工作》（5月3日）、《新时期中锄奸工作的新任务》（7月19日）、《健全自卫队》（9月13日）、《起来扑灭汉奸》（11月21日）等10多篇。
对于战局的发展，报纸适时地进行论述，指出发展趋势，揭露敌人战术的新特点，提出我们的对策，总结经验教训，并以反“扫荡”的新胜利，鼓舞全华北军民顽强斗志，誓死保卫根据地。这方面的社论有《粉碎敌人对冀中冀南的进攻》（1月25日）、《我军收复辽县》（2月5日）、《剧战开始了》（3月1日）、《庆祝粉碎九路围攻一周年》（4月15日）、《论晋冀豫目前战局》（4月19日）、《论机动战》（4月29日）、《坚持华北游击战争》（5月11日）、《敢不敢胜利》（6月17日）、《粉碎敌人大“扫荡”，首先要打击敌人新阴谋》（7月21日）、《巩固我们抗战的堡垒》（7月23日）《敌寇水淹河北平原》（7月28日）、《努力粉碎敌人“扫荡”》（8月3日）、《论晋冀豫战局》（8月5日）、《晋城高平相继克复与晋冀豫战局》（9月1日）、《敌对平原“扫荡”再度开始》（11月15日）、《庆祝涞源大捷》（11月17日）、《保卫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新进攻》（12月1日）、《庆祝收复黎城、东阳关》（12月17日）、《邯长大道收复后的晋冀豫战局》（1940年1月5日）、《庆祝华北各地的大胜》（1940年3月25日）等20多篇。
从有关粉碎敌人大“扫荡”的社论之多，充分显示了我们的报纸牢牢地掌握住敌后党报的方针政策，致力于反映、鼓舞和指导；华北的抗日武装斗争，突出了我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武装斗争，也体现了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规定的“我们工作的主要方面在敌后和战区的方针”。
三、对反“扫荡”及时进行指导
从报纸的报道中可以看出，1939年，敌寇对华北的大“扫荡”是下了最大决心的。其规模之大，战斗的集中程度在华北敌后抗战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为进行这次大的进攻，敌调集了22个师团、精兵60万，先后对晋察冀、冀中、冀南、大青山、晋西北、晋西、冀鲁边、苏鲁边、苏皖豫、鲁西、鲁南、胶东、鲁西北进行了一次到多次的“扫荡”。仅对冀中，在一年内，动用日军2个师团、伪军1万进行了5次战役围攻，3次分区“扫荡”。我军与敌作战383次，毙伤敌伪军9414名。我亦伤亡3850人。战斗之激烈，实属空前。对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华北抗战的战略中枢-晋冀豫境区，集中了6个以上到7个师团的兵力，进行了持续、反复的“扫荡”。在“扫荡”我各根据地过程中，日本军队逞其侵略者的疯狂、野蛮、残暴的反动本性，大烧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多次施放毒气。最狠毒的是水淹河北平原，挑决冀中、冀南10多条大河，淹没30多县，水深处达3米多，浅处也在1.7米以上，仅冀南就造成灾民300万。敌人的暴行，必然加深民族矛盾，凡我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无不奋起杀敌保家乡。滚滚洪水也不能动摇我河北军民的抗战决心，他们一面救灾，一面坚决抵抗日寇的“扫荡”，满怀对敌仇恨，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平原抗战。
为系统地全面地反映坚持华北抗战的实况，报纸约请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1942年以后为王政柱同志），每半个月或一个月为报纸写一篇华北战况概述，精确分析战局，提出指导方针。下面从一篇华北战况概述中摘录的几段（这篇《一个月来华北战况概述》刊登在1939年5月11日和13日的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