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刘伯承将军为报纸写了《怎样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力量》的文章，论述了我们人民子弟兵所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是由于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战。在政治攻势中，我们要用掌握的真理，向失道寡助的日本法西斯进行政治战。为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力量，子弟兵既要成为执行任务的模范，又要用组织工作保证政治攻势的实现。各级指挥部和武工队，要经过缜密的侦察和研究，下定决心，部署力量，指挥战斗，总结每一段落的经验，迅速反映给上级，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原理，推广各处，使我们的政治攻势与现实不脱节、不游离，不为主观主义所侵袭。刘伯承将军的这个谈话，讲出了党如何实现领导的原理，阐明了党提出的任务和政策是解决革命中重大问答的指针，这些政策方针又是根据群众要求和实践中得出来的。
8月20日，邓小平同志对记者阐述了政治攻势与敌占区同胞的关系。他说，敌占区同胞的灾难愈深，他们对祖国的怀念愈迫切。我们发动政治攻势就是要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反对敌人的掠夺，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就是保护国家的力量。现在保存一分抗战力量，就是增加一分反攻的力量。前方部队要团结敌占区同胞，耐心工作，将敌占区同胞与根据地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迎接行将到来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8月21日，薄一波同志对记者指出，开展政治攻势要加强一元化的领导，才能集中力量。对敌占区的宣传要看对象，要生动具体。
上面这些谈话和文章，就政治思想和具体工作的各个方面，加强了对政治攻势的指导。
8月24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发表《告敌占区同胞书》，号召敌占区同胞、士绅、学者、青年、学生、商人、伪军、伪警备队、伪自卫团齐心团结，应付敌人，欺骗敌人，积极参加有利抗日的工作，掩护抗日人员活动，逃避敌寇抓丁，反对敌人掠夺。
各个武装工作队、武装宣传队进入敌占区后，发挥高度的机智勇敢，召集群众大会，进行个别访问，召开士绅座谈会，广泛散发中共中央两大文献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宣传品、宣传画、编诗、唱歌、演剧，宣传“敌必败，我必胜”，揭露敌人的残酷压榨和掠夺，宣传抗日根据地的杀敌保家乡的英勇斗争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组织敌占区同胞到根据地的参观团，劝告知识分子学习“苏武留胡节不辱”的民族气节。政治攻势的重点之一是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办伪组织人员的训练班，对伪军家属进行工作，鼓动伪军伪组织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建立功过簿，做好事的记上红点，做坏事的记上黑点。对于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给予坚决镇压，张贴判决的布告，扩大声威。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条件成熟时摧毁伪组织，建立公开的和秘密抗日政权，教育伪组织人员真心为抗日，假心为敌人。号召和宣传开展对敌的不合作运动，不参加伪军，不参加“新民会”，不参加伪政府，不替敌人宣传，不替敌人“维持治安”，不让敌人抓壮丁，不服从配给制，不送粮到公仓，不替敌人挖沟修路，不用伪钞鬼票，不进“新民”小学。对于日军，进行阵前喊话、放唱片、指名写信、同守堡敌兵对话，向日军送宣传品、慰问袋，针对日军各部队不同的情况，提出士兵要求军官废止打骂侮辱士兵，反对军官搜查腰包、散发通行证，号召日兵和日本侨民逃来根据地避战、投诚。
记者和通讯员迅速报道了各地开展政治攻势的消息，写出揭露日寇奴役、残害、剥削敌占区同胞的种种罪行，反映群众过着悲惨的生活和敌伪内部的矛盾。通讯员胡沉，写了一组敌占区见闻的通讯-《旅行皇军的思想阵地》、《拔不走的泥脚》、《没有人的天堂》、《展望“新国民运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片段》。记者和通讯员还写了《皇军不再自杀了》、《赫赫战功的幕后》、《燎原的星火》、《一封敌兵家书》、《娃娃兵》、《新兵和老兵》，以及揭露日寇大批捕杀伪军伪组织的血腥事件、“段村事件”、“阳泉惨案”等。还有生动反映政治攻势及其效果的通讯，如《慰问袋的故事》、《秋夜》、《政攻中的百态》、《我们奔驰在敌占区》、《敌占区见闻录》、《敌占区的粮荒》、《穷困的武河敌占区》、《老扁咀》、《支差苦》、《理发店》、《忠实的伪军》等。
下面摘录一个特派记者写的长篇连载的《敌后三月》中的几段，从中可见我敌后武工队开展工作的生动情景：
5月24日，黄昏到了××。昨夜行军未受阻挠。通过×据点时，任队长和伪连长搭上话，连长说：“你们要是八路军，快些走！”我们过去了，他朝天打了两排机关枪。××庄的汉奸到××据点去报告，说有几十个八路军到了，反被伪军打了几个嘴巴，骂道：“明明有好几百，谁让你说瞎话！”并且命令他：“快回去，好好地支应！”
队伍在树林里歇下来，决定明天去××镇宣传。××镇离县城2.5公里，我们选定了一个长50米、宽20米的河滩，作为活动中心地带，这个河滩里有许多树林、家屋和田地，便于活动和隐蔽。
5月31日，我们把敌人的治安区完全搅乱了，民众开始不给敌人送东西。敌人调来了一列铁甲车，成天在邢台、沙河间的铁路上来往逡巡，或者停下来放几炮，威胁我们，怕破路。
我们在这几天里，召开了3次群众大会，作过620次个别谈话，大活动3次，小活动20次，听我们宣传的群众共有1800多人，散发宣传品1500份。
下午2时，敌人集中了2200多人（内有骑兵300）、4门炮，以五步间隔，成散兵形“梳”过来。我们事前得到情报，全部换穿便衣，安全转移，只留下任队长带领几个人在后面打麻雀战，扩大政治影响。半天工夫，敌人捉住2000多老乡，可是这些老乡都有“良民证”，找不出一个八路军。
8月2日，在游击区，大家的情绪非常安逸。××村的“维持”已被打断了。我们还捉住7个便衣坐探。敌人每天出来“突击”，群众相当恐慌。这时候，打击敌人，稳定情绪，是巩固反“维持”斗争胜利的基础，我们每天活动。7月17日，在×村打了埋伏，毙伤敌伪军7人，我们渐渐地在地方上生了根。
8月19日，因为我们在敌后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每隔一天，必然突击××村一次。但是，最近他们也增加了新的困难。从前让自卫团放哨他们休息，现在自卫团已垮，非自己放哨不可了。加以我们坚持维护群众利益的方针，积极活动，帮助××村建立了情报、岗哨和民兵，发动空舍清野，制止群众给敌人送东西，敌人像从前轮班出来的胆子也没有了，每次出动要动员全班人马，所以容易疲劳，容易挨打。拂晓，我们上了山，饭时敌人到了××，情报早来了。直到敌人进入村东开旷地-离我们不过100米的地方，我们才突然开枪，压住敌人，轻机枪、掷弹筒把敌人吓住了，敌人仓仓皇皇地打了5排机关枪，回头就跑，我们追，群众也追，我们喊，群众也喊，一时万山作响，草木皆兵，敌人伤亡8个，我们只有1个队员轻伤（以上各段日记，摘自1942年9月29、10月3日、5日的报纸）。
另一特派记者从敌占区写来的通讯中有这么一段：
踏到敌人的“共荣圈”里，在我住过的几个村子里，人们大都知道我是一个抗日分子，他们不但不回避我，而且秘密地和我亲近起来。夜里，他们围拢着我，听我讲抗日的故事。听众一天天多了起来，老太太、年轻妇女、小姑娘也都敢来听了。一个老太太喋喋不休地问着：“咳，八月十五杀挞子还不到时候吗？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还有头吗？”等我讲到两年就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时候，老太太的脸上皱纹笑得跳动着，年轻妇女笑得用袖筒掩住嘴。那个老太太悄悄挤出去，买了一大包花生回来，往炕上一倒，说道：“大家都吃吧！咱们快熬到头了。”
白天，我在街上走也是很保险的。如果特务分子来了，人们向我挤挤眼，努努咀，随着就说：“老王，吃了饭吗？家里来吧！”假若局面更紧张，就让我躲在顶安全的地方（见1942年12月6日报纸第4版）。
据报上10月26日报道，从“七·七”开展的政治攻势已胜利完成，取得了历史上政治攻势的最大成绩。由10人到60人组成的小分队穿梭在敌占区、游击区之间，以两年胜利为中心口号，展开群众性宣传运动。共计召开群众大会1200多次，到会群众20多万人。敌占区同胞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使共产党、八路军影响更加扩大。三四年来没有见到过我军的地方，群众热烈欢迎我武工队，主动传播消息，散发宣传品，掩护我抗日工作人员。壶关一带先后有390多青年投奔抗日根据地，要求参军保家乡。第一个月就摧毁“维持会”336个，逮捕和惩处作恶多端的伪组织人员435人，建立抗日村政权100多个。在长治、临汾、襄陵恢复和建立了抗日县政府，并组织了秘密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新根据地，得以在敌人心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重归祖国怀抱的地区，负担大大减轻，群众欢欣若狂。岳南敌占区老百姓看到宣传品，兴奋得流下泪来。冀鲁豫的内黄、东明、冀南、邯郸、大名等广大地区，打开了新局面，敌占区群众踊跃参加破路、填沟、捣墙活动，平均每天分头破坏3次，最多的日子，一夜参加的有4万人，把南宫、冀县、武邑、枣强等县敌人苦心经营的封锁线捣得稀烂。伪军纷纷响应“不做坏事”的号召，秘密找我武工队接头，敌人出来，伪军赶前送出情报，掩护我工作队过封锁线，他们三三五五地反正归来。对于日军，经过我喊话、散发宣传品和袭击，日军们反战厌战情绪高涨，许多日军不敢离开碉堡，不断有日本士兵投诚。
整个华北敌占区都处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之下。山东境内，鲁中我一一五师某旅，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散发宣传品45种、37，300多份，专门瓦解伪军的5种，瓦解日军的4种。经我动员，有47，800多人参加破坏黄河大堤上敌封锁钱30多处。泰山区收复几十个大小据点，10天内召开5次群众大会。鲁南边沿区，有的县扩大15公里，有的县建立了200多个村抗日政权。宣传战赢得伪军回心，300多人反正、700多人逃散。在临沂、邳县平原，召开敌占区村长会议，到会的有80多个伪村公所负责人，有5600多群众参加了群众大会，接受个别访问的有4100多人，先后有5批伪军、1200多人反正归来。
晋察冀我武工队，深入平汉、正太沿线和雁北地区，到处摧毁“维持会”，袭击警察所，我政治攻势的尖刀，插入保定、正定和望都。一次，保定发现大量我宣传品，敌紧闭城门，搜查3天。1942年12月初，我发动大规模袭击，几天里逮捕伪组织人员6000多名，经我教育，除扣留少数罪大恶极的汉奸外，全部释放，伪组织人员对我宽大政策十分感动。到1943年初，全区收复和开辟了1600个村庄，制止了敌人“蚕食”推进计划。冀中，我们对伪军伪组织人员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通过他们对敌进行合法和非法的斗争，秘密同我配合，打击日寇，保护群众。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上层人物，晓以民族大义。有的地主，咬指血书，表示抗日到底，积极帮助我开辟新区工作。在我军民全力打击下，粉碎敌建立“大乡制”的毒计。
从“七·七”开始，我全华北一致行动下，使日寇、伪军、伪组织及敌占区同胞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打垮了敌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其战果不亚于1940年的“百团大战”。为了对付我政治攻势，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特召集幕僚会议，商讨对策，但束手无策，反而使得参加会议的人员懊丧绝望。而经过这次强大的政治攻势，进一步证明了适应新的形势，我们除了武装斗争之外，可以采取更多的斗争形式和方法来战胜敌人，保存自己。我们完全能够用政治力量冲破敌人的封锁，打入敌人内部攻敌之心，完全能够压倒日寇“囚笼政策”取得战略优势。从此，政治攻势不再突击一下完事，而成为对敌斗争的长期方针。
五、通过曲折道路通向反攻的新阶级
《新华日报·华北版》从创刊到终刊，正是我国抗日战争从接近相持阶段到接近反攻阶级。在这个历史阶段，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走了一个“之”字形的发展过程：上升-下降-再上升。我们报纸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忠实地记载了在相持阶段中，华北这个主战场上的亿万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历经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取得的空前绝后的伟大胜利。
1938至1940年，八路军驰骋在华北辽阔的大地上，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千百万同胞，以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广泛发动群众，点燃了华北各地抗日的烈火，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战略的进攻，多次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把日军的52%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奠定支持长期抗战的坚实基础。到1940年8月发动“百团大战”前后，我党发展成为拥有80万党员的大党，八路军拥有50万精兵，抗日根据地（包括边沿区中两面负担，即既向抗日政府又向敌伪方面缴纳粮税的）人口已达1亿多。
当日寇回师华北，集60万兵员，妄图一举消灭或者赶走八路军大“扫荡”失败之后，日寇吸取了教训，改变了战略，为确保华北，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结为一体的“总力战”，实行“三光政策”，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囚笼政策”割裂和封锁各个抗日根据地，“扫荡”与“蚕食”并进，逐步扩大占领区，压缩抗日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又由于对敌人进攻的新特点认识不清，滋长起来的轻敌和麻木情绪，华北敌后一度出现了“敌进我退”的危险趋势。到1942年5月，日寇对太行区和冀中区的大“扫荡”以后，华北抗日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的处境。抗日根据地缩小，人口减少到5000万，军队减少到30多万。经过长期战争的巨大消耗，连遭敌灾天灾，生产下降，物质方面到了枯竭的程度，1942年秋，走到最困难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