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包括直南、豫北、鲁西北的一部分，西倚平汉、东跨津浦、南枕陇海、北与冀南根据地相连，为太行泰山之间的桥梁、华北与华中的通道。1939年2月，杨得志将军率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开到冀南。1940年2月，黄克诚将军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到达冀南与杨部合并，成立冀鲁豫军区。在1940年2月，击溃石友三顽军，拔掉了这个反共“摩擦”的中心。统一了全区军政领导，建立了“三三制”政权，民选了冀鲁豫区行政主任，工、农、青、妇各救总会把群众组织起来，把长期为国民党作为反共“摩擦”中心的冀鲁豫建成又一个根据地。敌寇力图趁我立脚未稳，摧毁我根据地，连续“扫荡”。其中，以1940年6月“扫荡”最为激烈。敌10，000余，分十路向我濮县、濮阳地区合击，战斗于6月5日打响，持续15天，毙敌3000以上。1941年4月，敌五路合击我沙林地区，进行灭烬“扫荡”，5天里烧毁我140个村子、房屋28，000多间，敌人不分男女老少，滥杀达2700多人。敌败退后，我行署立即召开党政军民联席会议，成立救灾委员会，安置救济灾民。血的教训，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抗日怒火，加强了群众武装，他们表示一定要杀敌保卫家乡。
鲁西重见天日
鲁西抗日根据地，包括鲁西北、运（河）东、运西、泰（山）西4区，东界津浦，西至平汉，北接冀鲁豫，南连苏鲁豫，人口500万。抗战时期，韩复榘不战而逃，六专区专员范筑先老英雄挺身而出，高举义旗，集合了从平、津、济流落的青年，发动当地群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抗日斗争。范老不幸于1938年冬，在敌顽夹击中壮烈牺牲。从此，鲁西北又陷入敌顽蹂躏之下。1939年2月，罗荣桓领导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兵鲁西，一举光复10余个县，重新燃起鲁西抗日烽火。从1939年“七·七”到1941年3月，毙伤俘敌伪25，000多名。在彻底消灭反共顽军之后，1940年5月18日，举行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下辖4个专区，民选村长2100多个。在行署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各方面工作迅速发展。
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山东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经过同日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反复激烈的斗争，逐步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的。1939年6至7月，走上了全面建设的道路。
1937年抗战爆发后，韩复榘仓皇南逃，全省陷于混乱之中。我山东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广泛组织八路军游击队，展开对敌寇汉奸的殊死斗争，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3月，先后建立起泰山、胶东等大大小小的十几块游击根据地。在胜利的发展中，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使山东境内比较分散的各路人民抗日武装改组为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在我从敌伪手中收复广大失地以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卷土重来，制造“摩擦”。我山东军民在敌顽夹击中坚持斗争。1939年11月，徐向前将军率一一五师一部，组织强大的东进纵队，到达山东腹地与山东纵队会师。经过一年的奋战，到1940年1月，大小战斗1700多次，消灭敌伪军20，000多人。又发起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强大群众运动，清除了抗日道路前进中的障碍。1940年6至7月间，工、农、青、妇、学生等救国总会相继成立。8月26日，成立全省动员委员会。9月10日，召开了省党政军民联合大会，确定了开展民主运动，民选村长、区长、县长，改善民生。在经济战线上和文化教育战线上同敌伪展开全面的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时期。1938年2月至9月，萧华将军率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挺进冀鲁地区，开辟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包括沧县、南皮、东光、盐城、庆云等县的冀鲁根据地。1940年8月以后，山东广大军民以高昂的斗志，猛袭胶济、津浦、陇海铁路，进迫青岛，袭击峄县、日照，拔除了鲁南、胶东、胶北、鲁西北的大批敌据点，扩大了根据地，建立和发展了鲁南、鲁中、冀鲁边、胶东、清河、滨海各区。
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
1939年12月，我山东纵队一部挺进苏鲁豫皖，旗开得胜，一举歼灭丰县伪军一个团。为徐州会战后我国军第一次进入徐州外围地区。群众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伪军动摇，我顺利开展了争取伪军工作，丰县有伪军300、沛县有伪军1400相继反正。我军胜利打开了通往豫东、皖北、苏鲁边的道路。1940年5月，我黄克诚将军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冀鲁豫南下与新四军一部会合，组建了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在苏鲁皖边区广泛发展了游击战争，连续粉碎敌人多次“扫荡”。主动响应“百团大战”，我八路军破击徐州以南的津浦路和陇海东段，在运河、淮河沿岸地区发动广泛攻势，拔除据点，继续向敌占区发展。1941年3月，我又发动陇海东段战役，连克赣榆外围敌重要据点和滨海港口，歼敌逾千，俘获人、枪800。
屏障陕甘宁边区的晋西北
我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于1937年11月回师晋西北，在同蒲北段以西，北起右玉、左云，南至清水河、汾（阳）离（石）公路以北，发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1939年，粉碎敌寇对晋西北的大“扫荡”后，1940年3月、6月、12月再接再厉，粉碎敌人春季、夏季、冬季三次“扫荡”。6月7日，岚县米峪镇一战，全歼敌过村大队700余，一次俘日军100多名。
1938年6月，八路军警备团一部配合伊克昭盟党组织，发动伊盟群众，组成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8月，一二〇师李井泉支队北上绥远同蒙汉游击队会师；组成绥察支队，开辟大青山根据地。1940年8月，举行了绥远蒙汉人民团结大会，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建成了包括了专员公署和绥远游击区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我入绥八路军步兵已锻炼成为强悍骑兵，经常进行高速度奇袭，神出鬼没，驰骋于北到沙漠、南到黄河、东南至察绥边、西至五原、临河的塞北原野上。我军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加强蒙汉团结。北国冰天雪地，骑兵离不开皮衣，每逢各城镇集市，广大蒙族同胞有组织地去赶集，每人买一件皮衣回来，就是用这种办法，突破了敌人封锁，供给了我骑兵部队大量皮衣。
1940年7月到1941年5月，晋西北大青山以南、汾离路以北、东至同蒲路、西滨黄河辽阔地域内，八路军对敌作战1024次，毙敌13，000余人，破坏铁路、公路700多公里。
在晋西北行政公署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民主运动，彻底改造了村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据1940年18个县的统计，共减租2300多石，平均每户减租6斗，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大幅度增产。日益巩固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为扞卫陕甘宁边区的可靠屏障。
前后方的通道-晋西南根据地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西南面是黄河，东面是同蒲铁路，包括中阳、孝义、永济等22个县，是西北的门户，为陕甘宁边区和晋东南的纽带。这一根据地开辟较迟。敌人击溃了那里的晋绥军、中央军，到1938年9月，全区沦陷，敌寇奸淫掳掠，庐舍为墟。1939年1月，我陈士渠的独立二支队奉命出师，解民于倒悬。大军纪律严明，横扫敌伪，广大失地重返祖国怀抱，使深陷苦难中的同胞再见天日，敌人惊称陈支队为“神军天降”。敌寇经过长期准备，1939年8月，发动对晋西南9路围攻。我军在兑九峪重创来犯之敌。1939年全年，我陈支队作战130多次，歼敌2000余。陈支队光荣地担负起保证陕甘宁与晋东南的交通、开辟与建立吕梁山根据地的两大任务。
我们的报纸向全世界宣传了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雏形。
四、支援友军发动晋南战役
1941年5月，敌人配合其向晋南的大举进攻，发动谣言攻势，以“打”迫“降”，以挑拨促“降”。报纸对于敌人准备进攻的动向及时发出警报。
晋南战役，敌兵5万余，向久踞中条山和高平的中央军11个军、25万人发动进攻。由于那里国民党军所担负的任务主要是军事“防共限共”，对敌毫无戒备，敌人一来，仓皇应战，不堪一击，20多天里，损兵折将5万多，败军狼奔豕突，纷纷渡黄河逃命。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却跟在敌人屁股后面，大叫大喊什么“八路军不愿配合中央军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为投降妥协制造舆论。中央军战败，敌寇迫降诱降，又一次造成时局严重的危机，大后方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报纸及时报道了我十八集团军顾全大局，不顾春季反“扫荡”作战的疲劳，在敌人发动对中条山进攻之时，主动向全华北各大铁路发动总攻，有捷报飞传，正太、同蒲、白晋、平绥、平古、北宁、陇海、平汉、津浦各大铁道先后被切断，敌伪惊呼八路军发动了第二次“百团大战”，急从前线抽兵回援。5月15日到23日之间，我八路军作战200多次，毙伤敌6000余人，破坏铁路几十处。八路军胜利喜讯传到大后方，稳定了全局，人们从百忧千愁中重新振奋起来，盛赞八路军的英勇。记者于5月31日，专访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某负责人，他详细揭露了敌寇和反共顽固派的阴谋，畅谈了我八路军各线出击的重大胜利，不仅给敌人军事上以致命威胁，即在政治上亦粉碎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指出，敌人在“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采取了以军事进攻达到政治诱降的“一打一拉”政策，目前敌人正在宣传进攻告一段落，亦即此种“一打一拉”政策的具体表现。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条山中央军吃了大亏是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恶果。“一打一拉”是日寇亡华毒计。国民党应放弃其反共政策。粉碎日寇“一打一拉”的阴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41年6月7日，报上发表了《庆祝八路军总攻胜利》的社论。指出，这一伟大胜利，制止了敌人渡河进犯的作战计划，粉碎了反共反八路军的谣言攻势。愈是祖国情势危急便愈显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今日共产党、八路军已是擎天柱石、民族前锋，它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其在抗战中的作用正在与日俱增，远非抗战初期所可比拟。我们相信，只要共产党、八路军存在，日寇无论采取什么鬼蜮伎俩都无法灭亡中国。
五、华北敌后战场的新形势
1941年元旦，报上发表了邓小平同志《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的文章。文中指出，“华北斗争必将更加艰苦和残酷”。文章说，“在我们不断打击之下，敌人并未能完成其计划。但是，它部分地实现了它的计划。冀南已由1939年的58个据点增加到现在的162个，晋东南也由198个增加到255个。德石路已经修成，济邯路还在赶修，公路数目也有些增加，这证明今天的战斗环境较之一年前要严重些。如果我们没有整年破袭交通斗争的努力，那不知道还要严重多少倍。敌人在今年曾经进行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实行大烧、大杀、大抢的政策，大肆摧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敌人曾经厉行其经济封锁、货币斗争、欺骗宣传、奴化教育、特务活动、设置内奸、制造敌占区与抗战区的对立等的‘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所有这些阴谋诡计，曾遭受我军的严重打击，而敌人残暴行为足以增强军民之愤怒与抗战决心，但由于我党政军民工作之不足，敌人也是收到部分效果的……1940年我们是胜利的，只看到弱点，只看到困难，难免悲观失望；只看到胜利，看不到困难和弱点，也会麻木不仁……1941年的斗争，无疑地比1940年还要艰苦，还要残酷，对1941年的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是极端有害的”。
在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下，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领导同志的帮助下，针对1941年可能到来的困难，报纸发表了多篇社论、文章，发挥着对敌后斗争的指导作用。
1940年5月，报上发表了冀南宋任穷司令员、冀中吕正操司令员坚持平原抗战的经验。介绍了在大部队难于存在的情况下，主力部队怎样扶助地方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的经验。
4月11日，报纸发表《起来，准备迎接反“扫荡”》的社论，指出敌人在认识到不可能一举歼灭八路军的情况下，采取了分区“扫荡”的战术，以不很大的兵力对一个小范围的地域进行反复的、“梳篦”式的“灭烬扫荡”，彻底破坏我根据地，摧毁我人力、物力。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就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5月9日，报纸发表社论《改进机构，调节人员》，指出华北敌后情况日益艰苦困难，要求我们干部与各个机构，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做好连续不断地反对敌寇的“扫荡”的准备，改进机构与调节人员是一个重要任务。首先要求组织机构战斗化，要求精干灵便，适合于机动应战。冀南军区司令部只五六个工作人员，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只有十几个人工作，在平原抗战中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个模范例子是值得各个抗日根据地学习的。地方政权机构必须深入下层，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仍能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中坚持与开展工作。
敌人“灭烬扫荡”的特点，是以大部队为核心向四周派出小股兵力进行烧杀抢掠，连山沟深处的三五家小村都不放过。报纸针对这个特点，及时强调了为保卫根据地和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除了依靠我强大的主力部队之外，必须武装群众开展群众的广泛游击战，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小股部队的袭击和破坏。1940年11月21日，报纸发表《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社论，指出，在许多抗日根据地里，由于群众游击战争的提高，群众参战热情的发展，有切实的空舍清野，有切实的锄奸工作和情报工作，减少了损失，因而使敌人一进根据地就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他们万分恐慌，万分疲劳，遭到完全的失败。1941年6月5日，十八集团军参谋处在《华北春季反“扫荡”的概述》中提出，群众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劳动力与武力相结合，才能打击敌人的恐怖毁灭战，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保卫自己的家乡。野战军必须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必须把大大小小的群众武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有了灵活的耳目手足协同对敌作战，才能使正规军不致形成“裸体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