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求才恳切，建国伊始即大力兴办学校，以出人才。洪武六年，开设文华堂，广储饱学之才，并亲自参与策划和督促。修订《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制定八股取士的科举之法。命地方推荐有用之才。岷州赵伏、姚谦、刘昌、吕贤四人同时以明经应聘，赵伏选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姚谦选任刑部两广司郎中，刘昌选任兵科给事中，吕贤选任南京户部郎中。兴学重才之盛一时可见。于是，陇南的兴学之风骤起。
洪武七年（1374），徽州知州金坚建学宫于东街钟楼山之麓。
同年，成县知县鲍子信重建学宫于州之西隅。计明伦学堂3间，耳房2间，博文斋3间，约礼斋3间及儒学诸宅。
同年，西和知州杨荣创建西和州学。
洪武十一年（1378），岷州指挥兼州事马烨建岷州州学。
洪武十三年（1380），文县知县王垚重建学宫。
永平十二年（1414），徽州判官孙仕通整修州学。
正统五年（1440），文县知县杨英重建学宫。
是时，阶州重建州学于州治西。成县知县安宁振兴教育，抚劳民众，政绩显著。
成化七年（1471），徽州知州孙蕃整修州学。
正德十年（1515），两当知县高腾，重教育，通民情，迁建学宫于黄花驿址，又筑西山堡，修堤城东以护城。人民甚感念，为其立生祠。
正德十一年（1516），阶州知州陈志云，修城墙，饬兵备，建崇文堂，捐俸课士，州人拥护。
嘉靖十三年（1534），御史刘良卿、胡守中相继发钱改徽州社学射圃地建“徽州书院”。创建讲堂五间，厢房号舍三十间，前有仪门、大门。翰林院修撰康海、提学副使袭守愚分别题记。
嘉靖三十年（1556），西和知县刘良采增修文庙。
嘉靖间，阶州州学改建于州城东关。
万历二十五年（1579），文县知县范文彦维修补建学宫。
万历三十年（1602），阶州知州杨承栋，谦和接士，筑文昌宫于抵龙冈上，以培文风。士人立祠于宫侧，祀之。
万历间，成县知县王三锡，选民间优秀者入学宫。
万历四十二年（1614），阶州有社学14处，其中在城者二，每里者一。
万历间，阶州州学改建于城西之钟楼滩。
天启二年（1622），阶州知州江有麟又改建州学于州城北。
崇祯十四年（1641），文县重设学宫。原学宫于崇祯七年为农民起义军所毁。
这些资料皆记之于史志。洋洋大观，尽数录来，令人慨叹。旨在说明陇南于明代兴学重教的盛况，许多知州知县为此而建祠立碑，被百姓传颂。
南宋时，徽州秀拔俊杰之才光耀文坛，独领风骚。明代，徽州重学兴士之风仍不减当年。翻开《徽县志》，有8篇碑文为修建学校而立，其中明代5篇。今徽县新建的古碑护廊，有3方明代学碑仍保存完好。
《徽州重建庙学记》，记载了明弘治二年（1489）知州刘君重建庙学的情况。
“皇明”“法古”，学校“遍于海宇”。然而，并非每一郡县都能因此而兴教化，盛人才。关键在于掌管郡县之职官能不能“其政能知先务”，担当起振兴教育的责任。凡事皆在人为，有了恪职己守，重教崇文的人，“虽僻陋之域，可使为文明之邦。”西汉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蜀地僻陋，尚未开化，有蛮夷之风俗。文翁派小吏10余人至京都长安，就学博士，或学律令。又在成都建学宫，入学则免除徭役，亲自教诲勉励，成绩优异者可为郡县吏。一个郡守令蜀地教化大变，得人之重要足以见矣。徽州也为蛮夷之地，其土风文化有所不及。四方郡邑能做到的徽州为什么做不到呢？
徽州庙学为国初所建，“迫狭芜陋，不称规矩”，士大夫皆不满意。刘君莅职之后即把修建庙学视为己任。先建学宫，即于旧学宫之后的钟楼山巅（今吴山）建御书阁，居高临下。山前的明伦堂后建讲堂，堂前建诸生宿舍12间，与山连接。在明伦堂旧基稍西建明伦堂，堂前建宣圣庙大成殿，殿前建东西2室、戟门、魁星门、学斋、宿舍、厨房、书库、谷仓、场院、大门、墙垣等焕然宏丽。重建的庙学在宣圣庙、学宫、明伦堂的旧基上拓展新修而成，布局宽敞，规模宏大，设施完备，气象壮阔。使神明享有尊位，师生瞻有庙堂。刘君在此兴建学宫，把率先倡导诸生事务，作为迫切要办好的先务，是抓住了为官者的根本。建学兴教的目的在于明道，即以道教化诸生。老天给予每个人的禀赋是一样的，道必然无往而不在。每个州县都派有精通儒学的教授，朝廷颁赐有统一的经典书籍。徽州的士风文化将丕振大行，人才之出将彬彬而盛。
见于碑石的第二篇碑文，是嘉靖元年（1527）吏部尚书前提学副使唐龙撰文的《重修庙学碑》。唐龙自关西一路巡学来到徽州，见庙学圮塌，急命撤而新之。在此之前，御史郑维新监督茶税至州，发官币银300有奇。又有御史陈进嗣至，发米百斛有奇，现任知州朱纯奉命修建。庙学既成，“轮奂孔饰，规绪用新，宫墙严严，齐庑翼翼，二三子心怿神怡，挟策鼓笥，洋洋而兴”。学门诸生“敦彝伦之本，厚性命之原，崇道德之实，必然曰圣人之质也。章名物之数，修诗书之训，陈礼乐之根，必圣人之文也。”虽是遐壤僻邑，然则性以习成，化以俗着，气以居移，圣人之道必备也。
第三篇碑文，为嘉靖二十年（1541）康海所记。所建庙学之资，是巡察御史筹资支助而成。先是监察御史段君汝励，与分守参政成君文、分巡佥事司君迪巡按是地，相顾而叹：“兴贤育才之地使之至是，非吾人之咎哉？”即日发粟米付之知州。接着，巡按御史刘君濂适至，协助段、成、司三君以成此事。量工用才，因废拓新。在御史们眼里，徽州是兴贤育才之地，他们在操守本职工作时，都把学校之政视为己任，使生员肄习有地，使士人彬然兴起。
第四篇碑文是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重修徽州文庙学宫碑记》，第五篇为《徽州重修庙学碑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月所立。这些碑文以纪实为主，兼及议论、纪实，知学庙之兴衰，议论道出时代的伦理，文咏可念，耐人玩味。
明徽州学庙宏远而壮阔，不失为“西方大郡”重学崇教之楷模。宣圣祠大成殿，叠嶂前后，为生员瞻圣祀灵之处，学宫、明伦堂，则为授徒传课之地。钟楼山麓偌大风水宝地几乎被学庙占据殆尽。钟楼御书阁凌空托起，闪烁着朝霞暮霭，浓黛掩翠。庙学灿若群辉，眩目耀睛。徽州古城沉浸在温文尔雅、宁静靓丽的氛围之中，处处散发着浓烈的书香。
徽州犹有书院，见之碑刻的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建于钟楼山麓、庙学之侧的徽山书院。《增修徽山书院记》载，“嘉靖丙申，侍御新野刘公来董茶马之政，以学舍湫隘，召诸生指示之，曰：‘此可以居子矣。’乃发茶课若干缗，属之知州莫汝高，度地抡材，建堂分号，榜曰‘徽山书院’。越明年正月，侍御宁陵胡公巡按至徽。维是，边备宪副马君直卿、分巡佥宪白君应衡议以克合，乃发公币银以两计者五十，汝高奉以周旋。”于是，迁移居民，修建前厅5楹，外门3楹，仪门3楹，门左右各建坊，山之巅建尊经阁。其翼建庖厨，四周筑以围墙。招乡贡士史衢为书院山长，学政与提学副使共秉教铎。竣工后，御史刘公（良卿）欣然咏《徽山书院落成》诗一首曰：“书院初成报我闻，诸生从此得陶钧。孝廉培养千年脉，忠义流通万古春。堂构高明开乐地，文章矜式载贞珉。他时成就应难量，次把云霄看凤麟。”
徽州“学宫”，设学正1人，训导2人，有膳生，增广生各30名及附学生数人。徽山书院讲堂五间，厢房号舍30间。“三元书院”在东关马莲坪三官庙。又有义学和私塾。
学宫之盛，带来科考之盛。先后中进士者有孙巨鲸、郭庄、马负图3人。中举人者有刘汝定、樊享、于海、王雍、文献、胡彦祥、张逊、伏升、高儒、张凤、焦茂、陈祐、任旒、许可久、郭从道、孙巨鲸、李朝阳、孙光祖、郭雍介、马负图、郭庄、王守中、侯嘉宴、张纮、郭师游、马性闲等26人。荐辟为官者14人，有高斗南、高恂、梁伯宏（举通经儒生，官本州岛训导）、焦贵芳（举人才，官光禄署监正）、刘安道（举人才，官工部主事）、周嵩（举人才，官直隶高州知州）、李严（官江宁知县）、李恕（官光禄寺署丞）、赵斌（举人才，官京畿御史）、梁钦（举人才，官刑部主事）、李铭（以贡荐官监察御史）、王恕、周答（举秀才，授陕西周至县知县）、周冕（官永寿知县）等。贡生达180余人，除极少数未仕者外，皆在外为官，足迹大江南北，在兵部、户部、刑部、督察院任职者不乏其人。
徽州是陇南兴学重才的缩影，重教之风，至今不衰。
明弘治五年（1492）和十八年（1505），文县千户高节两次重建学宫。
弘治五年，秦州千户高节守御此地，徙学宫县治以东，营造孔殿，修建学舍、厨、库、戟门、射圃之类。弘治十八年，高节复改学宫为明伦堂，两斋增尊经、退省诸堂，卷房、仓舍俱备，设二门。儒学门外，东西竖兴贤、育才二表。此次扩修，规模又超于前。
高节身为武官，而两次修建学宫，招致一些人的非议：“武臣而修文学，咎为越职。”高节慷慨辞而答曰：“呜呼？孔子之学，文武之道乎，国家一视同仁之化，根源学校，武岂禁书？文岂禁兵？观国初郡州邑废，而儒学存之何？盖学也者，朝廷之学，所以教育朝廷之材，而文武皆朝廷之官，诚不知为越职也。先代文教不宣，天下衅武，武臣陨首于封陲，而兵民肝脑涂地。今即世守边疆宴然，食肉策马，振耀衣冠，兵戈不一试者，非文教浃洽之力也？夫官病无业，多士会集于此，思天地钟毓之功，国家兴养之仁，宗族乡表推望之远，饱业以世用，利济天下，而学校与有关。是则夙夜念念焉者，乃咎无恨。”高节修建学宫，一曰为兴孔子之学。孔子之学，为文武之道，“国家一视同仁之化，根源学校”。修建学宫，绝非仅文职可为。二曰，兵戈不试，守边闲居，只有为倡文兴教出一些力，以利济天下。并说，这是他早晚念念不忘的事。
明代陇南中进士者还有阶州人杜铭（刑部给事中）、赵聪（户部主事）、王存礼（松潘副使）；成县人汪浒（苏州知府）；宕昌人张锦（刑部东司主事）、张潜（山大布政使右参政）、朱衣（蓟州兵备副使）；礼县人门克新（礼部尚书）；文县人王继礼（湖广按察使）；两当人罗世锦（大理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