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多半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自己的钱，“有钱十万”也早该折腾完蛋了。他能弄来钱。这叫本事。所以，大家颇为佩服。吃请呢，都认可那是吃了钟道新。
大家或许记得，钟道新生前讲过的最后的段子。段子大致是这样的：林彪在长征途中，缴获了一支勃朗宁手枪，献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将手枪扔掉。主席说，到我需要使用手枪的时候，我们红军早完蛋啦！
这个段子，不妨说是钟道新在“夫子自道”。
我请客，并不需要自己打开钱夹数票子；自己数票子，那是煤老板、土包子。
有人替我花钱，好比有人替毛主席扛枪打冲锋。
签字，画圈，才有领导者一把手的派头。
但钟道新作为文人小说家，在生活的真实中，从来不是一把手。
我不曾亲耳听到，但不止一人转述过，说钟道新有名言一句：
走哪儿，你别和那一把手过不去，那人管你饭碗儿！
或许他真个这样说过，并且这样身体力行。那么，这几乎就是一个象征。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
大同笔会最后一天，晚间会餐痛饮。回到房间，不知怎么着，我和他玩儿开了摔跤。水泥地板，刷了红色地板漆，让人误会那是地毯。带着酒意，叽里咣当的，摔了几局，我略胜一筹，因为我学过摔跤。但钟道新也不弱，绝对也有过实战训练。
酒后的钟道新，和我在水泥地板上摔跤练把式的钟道新，仿佛是另一个钟道新。
经过“文革”磨难，经过插队锤炼，在温文尔雅的钟道新背后、或者在这样一个钟道新里面，一定还有另外一个钟道新。
“文革”，对于中华民族是一场噩梦。
具体到一个群体，插队，对城市知青是一个噩梦。
有见识的评论家曾经严厉指出过张贤亮小说的致命立意：
但凡他小说中的右派主角，无一例外地都能遇到漂亮并且善良的乡下妇女的爱慕和救助；仿佛妇联早就在和极“左”政策作对。但凡他小说里的主人翁，最后都不仅逃出劫难，而且走上了成功的红地毯。这样的情节设置、立意编排，掩盖了数十万右派被劳改被迫害被肉体消灭的血淋淋的真实。
赵瑜拍摄他的纪实片《内陆九三》时，钟道新曾经撰写过其中两集，是专门叙述插队生故事的。由于审查的缘故，两集东西被封杀，没有公开播出。但我们都看到了样片。按照整个拍摄体例，每位撰稿人都在片末有一段言论。向来气度雍容的钟道新，此刻几乎是痛心疾首地说道：
知青，老三届里，出现了若干英模，也出现了一批作家。插队的经历造就了他们。但这只是特例。个别人的幸运，不能掩盖数百万知青曾经遭受苦难的历史。我保证，我发誓：插队再好，我决不会让我的儿子插队！
我们的前辈知识分子，有的无奈自陈“百无一用是书生”；有的曾经呐喊“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在优雅和世故的背面，还有一个钟道新。那是父辈受过整治、父辈知识分子骄傲的脊梁骨被打得节节寸断的钟道新；那是自己插过队、有着血泪途程的钟道新。
所有一切，“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才是完整的一个钟道新。
我也来句北京腔的话，那得这么说：
这才是“整一”钟道新。
愿道新有知。知道在他身后有一个张石山如此评说。
古城灵韵化芝兰——读王西兰新作《大唐蒲东》
悠久而辉煌的文明，总是难免遭遇自然灾变的袭击和兵燹战火的损毁。所以，文明往往就概念化为书写的历史，文明往往就沉积叠压为有待考古发掘的地层。甚或，文明疏离为我们陌生的奢侈品，隔膜在教授们的高头讲章里奇货可居。
然而，无须悲观。文明的精灵早已逸出概念存在的锁缚，以某种神奇的方式赢得了传承和再生。
传说中的上古舜帝的都城“蒲阪”，包括后来的“蒲州”、“蒲东”，这些名堂，随着历史的尘封，只成为一些古老的称谓；惟有知者会意，那都是在说如今山西南端的小城永济。从“蒲阪”到“永济”，跨越了数千载，这儿的人民代代繁衍、生生不息。雍容博大的中华文明从来不曾断裂，伴随了华夏民族旺盛的血脉汩汩流淌。“蒲阪”或曰“永济”，锦绣中华这块画布上的一个小小斑点，蕴含了巨幅作品的所有文明传承的密码。
那么，这儿的人民如何承继了古老文明的禀赋？这一带的古老文明又是怎样化育繁衍了生生不息的人民？
当今的永济人，能否破解古典蒲东的文明遗传密码？千百年来“自在”的蒲东，能否走向“自觉”？
“敦煌学在日本，西夏学在俄国”，类似的状况，是否仍在继续？破解蒲东，叙述蒲东，此一使命将会归属赖何人？
近代中国的挨打落后，造成了国人对中华古典文明人云亦云的轻慢怀疑。数典忘祖成为廉价的时髦，继承发扬变作苍白空洞的口号。如果经济上的落后是不争的现实，我们在文明方面的自信是否只是一种“先前阔”的遗民心理、是否只能迎来鲁迅式的冷酷嘲弄？
王西兰先生的新近力作长篇文化专着《大唐蒲东》，给出了一个肯定而令人欣慰的答案。
《大唐蒲东》，支持回应了我在“走马黄河”文化专着中阐述过的观点，当然那也是许多有识者坚定的信念：五千载兼收并蓄的不曾断裂的华夏文明，绝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语言层面的概念；这样的文明，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它是化育新生的丰厚沃土，它是创造神奇的不竭源泉。
2000年，参与中青社组织的文化行走活动“走马黄河”，笔者曾经到过永济。走过黄河上游第一个大折弯“青甘宁”交界处、走过黄河中游第二个大折弯“晋陕蒙”交界处，永济地面，则是万里黄河第三个亦即最后一个大折弯“晋陕豫”交界处。相对于万里黄河的前两个折弯，这儿的文明更加古久，历史积淀更加深厚。当时，王西兰先生全程热心陪同，向我讲解蒲东文物古迹、介绍蒲州历史人物，简直如数家珍。记得当时我这样说过：我到晋南，几乎不敢随便下车；因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踩到“文化”。语近调侃，但我的心意是虔诚的。
也就是在那一次，听说山东籍作家李存葆，写了有关蒲东文化的长大散文《飘逝的绝唱》、并且在《十月》发表的消息。当时，我曾经会心一笑：李存葆先生的作为与我的“走马黄河”不谋而合。小说家们对民族文化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之进行文学化的表达展示早已化作大家某种内在需求。
而在同时，我在心底则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余秋雨书写《抱愧山西》，山西作家干什么去了？李存葆发表《飘逝的绝唱》，永济作家又干什么去了？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对本土文化处于了这种“失语”状态呢？是视而不见的颟顸、还是不堪胜任的低迷？
争论原因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坐而论道，莫如付诸行动。在我的“走马黄河”专着《洪荒的太息》中，笔者已经尽其可能地书写介绍了若干目击到的和感悟到的晋南蒲东文化。
我相信，作为一个山西籍的作家，我对山西文化的了解程度至少不会低于山东籍的李存葆。但这样的比较也没有多少价值。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不管是我还是李存葆，都只是在蒲东走马观花一回罢了。作为事实上的局外人与观光客，我们到底只是进行了一点“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尝试。最多，那也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更好地破解蒲东文化之遗传密码，将有待于一位蒲东人来实现。
王西兰先生蛰伏多年，终于浮出水面。《大唐蒲东》应运而生，横空出世。
《大唐蒲东》结构宏大。
《大唐蒲东》视界高远。
《大唐蒲东》蕴涵深藏。
王西兰全面追溯，努力再现了盛唐时期蒲州地面的历史文化风貌。他分别以专章介绍了蒲州古城、鹳雀楼、普救寺、蒲津渡铁牛、五老峰和王官谷等着名历史遗迹。行文涉猎古代建筑、诗词歌赋、戏剧传奇、佛道宗教等诸多方面，无不尽力开掘其中之文化蕴涵、无不极力推崇其中之炫目辉煌。
王西兰曾经写过小说，或曰向以小说知名文坛。读罢《大唐蒲东》，我们不能不认为：“小说”，原来只是小说。我们或者还可以这样认为：小说家，决不仅仅是小说家。
《大唐蒲东》气度雍容，寄寓深涵，磅礴浩荡，文采激扬。文明破解与文学思考熔铸一炉，认知价值和审美情趣交相辉映。探微烛幽，宛若宋词小制；铺排绍介，实乃汉赋气概；而想象飞驰，则分明唐诗境界。
锦绣中华大地上的这个曾经叫做“蒲东”的地方，在历史的坐标上被定格在“大唐”时代。言说大唐，或者不能不说到蒲东；而破解蒲东文明，正是认知大唐文明、华夏文明。
《大唐蒲东》，名正因而言顺。
言说大唐之蒲东，非此人不足言其大；破解古城之文明，无此文不能触其深。质言之，《大唐蒲东》是王西兰先生的心血之作、功力之作、自豪之作、扛鼎之作。
永济得其人，蒲东得其文。文明传承，永济固有其人，当有其人；灵韵喷薄，西兰当有其文，而有其文。
文兮人兮，永济蒲东得其所哉！今而往后，直欲令他人“眼前有景道不得”矣！
王西兰永济土着，熟知这里的风土民情、山川地理。
王西兰生于1948年，与我同属所谓老三届。这是奋争的一代，思考的一代。
年近六旬，一个甲子。激情子弟江湖老，文章气度老更成。
王西兰多年在文化局工作，工作的业务性质使他有机会熟悉这块土地上的文物古迹和文史掌故。而他不惟与文化有缘，亦且是一个有心人。于是，文明滋养了有缘人；有心人反转来产生了认知本土文明的自觉。自觉而觉他者，便有可能达于菩萨境界。心底一派澄明，万物与我同住。
王西兰并且多年喜好文学创作，文学、哲学、美学、佛学，其终极指向，无不趋于美善。小说乎，散文乎，锻炼了文笔，培育了诗心，开阔了眼界，博大了胸襟。
蒲东等候久矣，几乎是“千年等一回”。等候它的文明孕育出一颗诗心，栽植出一支文笔。
王西兰仿佛就为着《大唐蒲东》而生。
没有《大唐蒲东》，王西兰当然已经是王西兰；但唯有《大唐蒲东》，使得王西兰更加成为了王西兰。
无可怀疑，西兰兄今后定然还会有大部头文学作品问世；然而，只要有《大唐蒲东》，西兰兄或可豪迈声称：今生无愧！
我和王西兰相识多年，始终对这位仁兄存有某种钦敬。此中情愫，原不必形于言辞。拜读《大唐蒲东》之余，夸赞西兰几句的念头竟是不可遏止。
王西兰轩眉秀目，面如冠玉，堪称美丈夫。美丈夫腹中兼有才学，不止七斗。仁兄正是秀外慧中。
王西兰风流倜傥，弹得丝竹、扮得小生，堪称多才多艺。台上擅唱蒲剧，酒后可发浩歌。而处世为人，不事张扬。人情练达而不落俗，能力具备而不夸耀。
王西兰性格平和，老成持重。自律严谨，与人为善。温厚蕴藉，儒雅宽仁。
望之柔弱，若不禁风；而气度俨然，不可轻慢。
文明如果不仅是空洞的词汇，古老文明如果能够化育新生，则应该显现为某种具象化的当代人格。阐述蒲东文明的王西兰先生本人，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日本终身棋圣藤泽秀行早年来中国，他仅仅看看纹枰前端坐的聂卫平和马晓春的长相气度，就敢断言二人日后在围棋方面定然能够登峰造极。而棋运正是国运，人格无异国格。
好比我喜欢在文学讲座上对女孩子们说：与其购买华丽服饰装扮自己，不如买书读书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判断一地之文明程度，与其汗流浃背马不停蹄观看文物古建，不如阅人。蒲东乎，永济乎，有众多文物古建遗存，则大唐气象依稀可见；有当代学子王西兰等辈光耀文坛，则古城灵韵得以彰显。
古城灵韵，化育芝兰。
《大唐蒲东》，文采卓然。
文以人传，人以文传。
蒲东美哉，美哉西兰！
文明的精灵——读冯潞专着《晋东南密码》
近代中国的挨打落后，曾经引发百年以来众多文人学者对中华文明的严苛反省与痛烈批判。“文化革命”一类政治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尊于一和对往古文明的一概抹杀，则不仅毁坏了中华文明本身，亦且摧毁了国人对辉煌文明的自信。诸多原因造成了国人对母体文明的麻木不仁、颟顸无知，造成了国人对中华文明的人云亦云的轻慢怀疑。数典忘祖成为廉价批发的时髦，继承发扬变作苍白空洞的口号。
如果中国在经济上的一度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并且因为落后而曾经挨打，这是否就可以简单推导出华夏文明同等落后的草率结论？我们在文明方面的自信是否只是一种阿Q式的“先前阔”的遗民心理？对母体文明的钟爱是否只能迎来鲁迅式的冷酷嘲讽？
事实上，雍容博大的华夏文明从来不曾断裂，伴随了华夏民族旺盛的血液汩汩流淌。事实上，五千载兼收并蓄的不曾断裂的华夏文明，决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语言层面的僵死概念，而是奔腾涌动的一条壮阔江河。最可宝贵者，华夏文明上善若水，兼收并蓄、和而不同，长于吸纳消化，故而总是不择细流，有容乃大，能够不断更新。对华夏文明的粗暴否定，比之盲目崇拜，更加有害。这样的文明，我们身处其中赖以成长的文明，我以为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它是化育新生的丰厚沃土，它是创造神奇的不竭源泉。
经历过百年孤独，经历过几代人的血泪征程，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吸纳借鉴的同时，国人对本土文明的重新认知开始走上了某种程度的自觉。许多有识之士戮力同心拨乱反正，致力于华夏文明的重新认识与客观评判，不惟着述多多，而且成绩斐然。文人学者对古老文明的深刻认知和自信重建、大力弘扬和积极吸纳，新近一个时期呈现出了某种令人欣慰的乐观态势。
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我们山西的青年学者冯潞异军突起，潜心钻研、励志钩玄、惨淡经营、打磨十载，终于出版了他的关于晋东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专着《晋东南密码》。
雍容博大的中华文明，由许多地域文明交织融会共同构成。探讨中华文明，从地域文明的研究探讨入手，几乎应该是一个不二法门。否则，文明往往就简单化为书写的苍白概念，文明往往就沉积叠压为有待考古发掘的地层。甚或，文明疏离为我们陌生的奢侈品，隔膜在教授们的高头讲义里奇货可居。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论证得出结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炎黄二帝中的伟大炎帝，曾经在晋东南创建过历史上最早的原始农耕文明。如果说，伟大的炎帝并不是晋东南独家专享的炎帝，那么，封闭的晋东南也绝不是孤立的晋东南。
“晋东南”，锦绣中华巨幅画布上的这个斑点，蕴含了巨幅作品的几乎所有文明传承的密码。
文明，应该是可感的，也是具体的。冯潞努力破解晋东南密码的过程，正是具体感知文明的一个过程。诚如冯潞所言，在他对晋东南进行历史性探索和文学化表达的过程中，在他记忆深处的故乡已经不仅是个人怀旧的故乡，而是历史的普适意义上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