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尊马烽
公元1978年，我正式调入省文联。在省文联机关刊物《汾水》编辑部工作。
刚进作协大院那几年，总觉得与马烽老师有较大距离，不像和其他几位老师接触相处得那么亲近。
马老师那时不仅是省文联党组书记，而且兼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身份有些与众不同；一般不苟言笑，讲话也特别注意政策性。在各种场合出面，行止端正，面容严肃；喜怒不形于色，一张脸子总是黑虎了。
我和李锐私下嘀咕：好家伙，一张油毡脸“刷”地就放下来了！
马老寻常不到编辑部来，来的时候呢，编辑部的气氛就提前有些紧张，至少大家在心理上都格外隆重起来。
马烽正襟危坐开言道：共产党花钱养着作家，能容忍作家写小说反党？门儿都没有！
马老说的是真话。是经验，也是教训；是警告，或者也是提醒。
众人唯唯；我和李锐对对眼神，默默无语。
所以，我对马烽最早的印象也只是一种远远观望。而尽管只是远远观望，我在内心对马老师却渐渐产生了几分佩服。
多年里，但凡分房调资，关乎什么个人利益荣誉之类的事情，马烽总是带头出让，绝对没有一次例外。事情看似简单，这样领导，后来就几乎再也看不到。
一位编辑和老西吵架之后，马烽曾经在全机关大会做过严肃批评。“老西不仅主持刊物，还主持全机关的工作；他心脏不好，你把他给我气病了怎么办？”
当时确实是声色俱厉。
不久，就有分房调资这些工作开始。人们私下揣测，那人恐怕要受影响。不能忍得一时之气，惹翻了西爷马爷，有你的好果子！但大家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众说纷纭，七嘴八舌，马烽耳边肯定也不乏对其人不利的种种谈论进言，据说——马烽一锤定音道：
有缺点，该批评就批评；房子工资，关系到一个人的生计饭碗子，不能拿这个整人！
后来，郑义因为动乱问题远走美国，当政者很快将郑义刚刚分配到手、精心装修过的新房分配给他人。郑义是拥戴换届、鼓吹新领导上台，鞍前马后最积极的先锋官啊！
莫论老百姓议论纷纷，马烽对此也是有看法的。他说：五七年打右派，我们也没有扫地出门嘛！
早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各种运动不断，上面已经揪出了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马烽作为中央文讲所工作时代所长丁玲的秘书助手，当然也受到了牵连。
而当时青年的马烽坚持了原则，绝对不肯反戈一击、落井下石。于是，他在最火最红的时候，开罪了周扬等运动老手；选择深入生活回到山西，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文坛权力中心的是非之地。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形势之下，马烽宁可自己受损害、决不违背良心良知，容易的吗？
被打成右派发配来山西地面的文人作家有不少，比较着名的有丁玲、唐达成、丛维熙和公刘等人。马烽一直是我党的当红作家，按说对右派绝对不会有什么同情；但马烽作为他自己，却不乏善良人的同情心。所以，马烽在“文革”前后，对几名落难文人都做了尽可能的安排调动。所作所为，不必旁人评价，几位右派名流应该都有切身体会。
1989年动乱之后，马烽荣调中国作协出任党组书记。在他调任之前，中国作协不免人心惶惶，生怕挨整。许多人都在谈论：马烽嘛，对人还是不错的！仿佛是强调一种希望，是用希望来给自己壮胆。
而事实最终证明，马烽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但他决不整人。
马老的政治观点包括文艺观点可能老派一些，但他作为个人，却赢得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称号、口碑和评价：老马，那是一个好人。
最早，在我调入刊物不久，我和马老师有过很少一点个人接触。是在春节期间，初五之后，他那儿客人不多了，我去进行礼节性的拜访。马老这样劝过我：
写东西，不错；但不能多写。一年，写那么一篇、两篇，可以啦！我这一辈子，一年也不过平均一两个短篇。再说，写东西，肯定影响编辑工作嘛。你说业余时间写，工作时间你会不会构思小说？那是肯定要影响本职工作的！
当时，我心里相当抵触。你老人家三十来岁就挣上三百多块工资，我三十岁才挣三十多块工资，我少写小说行吗？千字五元钱的稿酬，我要狠命挣啊！
事实证明，老马说的一点不错。我几十年写作过来，一年平均确实不过一两篇小说。
但我自己坚持创作，做的也不错。在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不曾压抑自己的创造力。
后来，马烽在公开场合表扬了我们几个，肯定了我和李锐等编辑本职工作的成绩与工作态度。
再后来，1988年，我调入省作协十年后，马老师在巷子里碰上我，仿佛不经意地说：
张石山，你的《神主牌楼》写得好啊！真是不错！
那是尊师第一次表扬我的创作。那是尊师对学生的由衷肯定。
尽管如此，至少在我，始终觉得和老马有距离。他并不高高在上，我也决不轻狂自满；但总是缺少亲近感。
时间真是一剂万应灵药，能够弥补许多东西，能够验证许多东西。到马老晚年，我们有了就《吕梁英雄传》改编电视剧的合作。直到这时，我和马老的距离才真正拉近；我才真正对马老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
《吕梁英雄传》的编剧任务，马烽生前几经掂量，最终选定由笔者张石山来担任。这件事情当下被渲染成“马烽点将”，圈子内外，一时瞩目。其间内幕，或曰马老的苦心考虑，值得言说一回。
早几年，《吕梁英雄传》的摄制版权曾经出售过。由北京某着名制作单位负责制片，请了国内成名编剧来执笔改编。于是，马老就有机会看到了他人改编的剧本。
马老的感觉非常不好。“马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我们的印象中，马老师说话极其有分寸。所以，公开场合，马烽老师说起他人改编的剧本，只是相当客气地言道：“咱也不能说人家改得不对、写得不好，就是完全没有了原着的地方风味和语言风格。叫吕梁英雄传，叫成泰山英雄传也可以！”私下言语，情况则要严重得多。马老这样讲：“出卖了版权，让他们随便给我折腾，我死不了看过之后也得气死！”
鉴于出售版权之后，将对剧本创作完全失去控制，因而马老决定：一定要在自己的监督指导下，完成剧本；然后将原着的版权与写好的剧本，绑在一块来出售。
别人的本子马老不能信任，他又没有了亲自操作剧本的心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于是就出现了“马烽点将，张石山担纲创写剧本”这样一个事实。
我是马烽、西戎、胡正等前辈作家培养起来的晚生后辈。老师们有什么差遣，有什么吩咐，我的态度当然是积极响应。简直就像中国人打鬼子，根本不需要动员！
小说家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写电视剧；但只要他适合写电视剧，小说家的文学眼光、写作功底、思想深度与生活厚度，都是堪可信赖的。
自我抻量，我曾经是一个不错的小说家，现在是一个同样不错的编剧。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编好《吕梁英雄传》，能够完成马烽老师的重托，可以实现马老西老两位尊敬的前辈这点夙愿。
但我心底里有过一些犹豫。我的老爹刚刚去世，跑到马老师跟前，这不等于跑到又一个“爹”跟前去了吗？况且，我爹看我一无是处，躺在病床上臭骂我照样是狗血淋头。但他有一样赞成我：赞成他儿子会写字。用他的话说：不用晒大日头，坐在桌子跟前就能挣钱养家，不赖呀！在马老师面前，我可就连这唯一的优点也不存在了！再说，马老要求极严，我能否令他满意？他要具体干预太多，我又能否适应？
然而，第一次与马老师就剧本的事宜商谈，我的犹豫便当即打消。马老师患的是哮喘，与我家老爷子的病一模一样。马老师强打精神，气喘吁吁，对我说呀说。他在尽量掩饰自己的衰迈，他在奋力传达自己的迫切愿望。我突然间心尖发软了。在那一瞬间，我对马老师已经不仅仅是执弟子之礼。当时心情，不亚于儿子面对父亲。
所以，当马老师对我言讲：张石山，没有制片方，先写剧本，眼下没有稿费，日后能不能拍成还不一定，这可是有风险的啊！我当即表态，我愿意担当风险。不计代价，完成剧本创作。
前辈人打鬼子，向谁讨要过工钱呢？
我和马老师进行了几个月的反复研讨。马老师极其看重这部抗日题材的作品，对早年的写作存有的政策局限和水平幼稚等毛病，决不讳疾忌医。尤其可贵的是，对张石山的重大修改、重新认知抗战历史，真正做到了从善如流。
老师和学生，终于达成了高度共识。
当我开始进入改编写作过程，马老病重住院；在他弥留之际，我连连加班、连明彻夜赶写完成了剧本。马老临终前，欣慰地知道了这一消息。可以说，马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表达了他修正自己作品的美好愿望。
不妨说，老人家要给历史一个交待。
学生张石山对马烽师尊的了解也许晚了一点，但这点了解是那样珍贵。
师尊马烽的作品和为人风范，包括学生对他的服膺钦佩，融入了我们必将面对的历史。
焚尽膏骨，烛照烽台——远去的马烽老师
癸亥年深秋，马烽老师因身体不适，住进医院。不日，就《吕梁英雄传》改编为20集电视剧事宜，经过反复运作、磨合协商，终于签署合同，发布新闻。合同要求编剧在2004年1月底剧本交稿。我计划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改编，衷心希望马老师能够尽快康复，及早看到他非常关注的剧本完成稿。甲申年春节前，当我提前改编剧本完毕，听说马烽老师呼吸困难，不得不切开喉管，动用了呼吸机。
马老师欣慰地知道了剧本改编完毕的消息。按照写作习惯，春节期间我把文稿从头阅读一遍，自我感觉恰如预期的那样良好，但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不知道马老师还能不能审读剧本。正月初十，2004年1月31日，在合同期满最后一天的下午，制片方来人取走剧本。当晚，马老师溘然长逝。匆匆赶到医院，面对老人家的遗容，我说不清自己产生出一种怎样的复杂心情，一时不知道该向老人家说点什么。
1977年我进入省作协当机关刊物编辑，是西戎老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兼任刊物主编。相比之下，与马老师接触不多，面聆教诲的机会也少。马老师偶尔来编辑部指导工作，也谈办刊方针，也谈创作问题，但多是原则指导、政策把握。一个小说编辑，上面的领导序列依次是小说组长、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和主编、作协领导、文联领导、省委宣传部领导。马老师那时担任文联主席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客观的状况，与马老师层次相差太多；心理上，有点仿佛敬而远之的样子。
不过，作为小说家，观察了解身边人物几乎成为本能。通过几件事情，我对马老师有了最初的印象和认识。
一件，是调整工资。1979年、1980年左右，国家开恩调整工资。从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有15年之久工资不曾变动了。然而调整的幅度只有40％，二桃杀三士，让大家相互争抢打架。马烽老师还有夫人杏绵老师率先带头提出放弃调资，把机会让给更低收入者。不仅如此，几位老作家还推荐王玉堂王老上省委申请调资名额。结果，作协大多数年轻人都幸运地长了一级工资。比如本人，才有幸从月工资38元增长到45元。马老师的为人风范，我有了最早的印象。相比后来的某些掌权人物，自己率先享受什么“特殊贡献专家”待遇等等，一旦掌刀在手、即刻放胆吃肉，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一件，是分配住房。改革开放之后，作家协会最早开始修建了一座宿舍楼。
那时，还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具体规定每年劳动的天数。马老师经常参加搬砖挖土之类劳动，主动让有关人员在工分本上如实记工，好像受管制的知识分子。或者说，马老师一代作家，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对任何上级指示绝对服从，身上完整保存着老一代干部的传统作风。但在宿舍修建完毕的时候，又是马烽老师带头表态，株守旧居、不要新房。这就果然有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风范了。按照级别享受住房，这样的规矩不知是什么人定下的，大家无可奈何。但是，愿有广厦千万间而庇天下寒士，到底是一点菩萨心肠。
还有一件，是对待处于弱势的部属员工。我断断续续听说，唐达成、丛维熙包括公刘等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文人，流落山西期间，马老师都曾经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予保护和关照。至于我亲眼所见，则是作协有人处境不利，他们的工资待遇、住房待遇可能受到影响的时候，马老师力主，错误归错误、能力归能力，他们的饭碗应该得到基本保障。有位作家不得已去国怀乡，他的住宅被剥夺，马老师是有看法的。马老师说，1957年打右派，也没有扫地出门嘛！
我对马老师敬而远之，但远远观望马老师的为人风范，渐生效法师从的心情。我的最高领导职务，是担任过《山西文学》主编。在努力办刊的同时，希望自己尽量能够注意到编辑同仁的切身利益。如果我还做得不够，那是自己的疏忽欠缺；如果回想起来，还多少有些对自己的满意之处，那都是学习效法马老师和其他老师们的高风亮节的结果。
除了为人师表，马老师和其他各位老师一样，对我的创作也相当关注。
西戎老师自不必说，作为我的恩师，最早对我的或有的一点才情大加肯定。
胡正老师执政期间，大胆提拔年轻人，将我放到主编的岗位上。孙谦老师平易近人，多次当面夸赞过我的小说；认为我生活丰富复杂、写作手法也套路多多。王玉堂老师在九旬高龄还特别写下了他对我的《血泪草台班》的赞许话语，王老认为该部作品可以改编成一部极好看的影视作品，即便放置于历代“说部”亦不逊色。然而，也许是因为马老师和我接触不多，很有几年不曾听到过他对我创作水准的评价。
直到我在作协工作10年之后，有一次，马老师和我在巷子里相遇，很高兴地当面夸赞了我的小说《神主牌楼》。马老师着作等身，有自己坚守的创作原则，对《神主牌楼》这样的非主流作品有所欣赏，说明着他的艺术视野的宽泛。而马老师不轻易夸赞年轻人，他的赞许无疑是对我的创作水准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认可。有如十年磨一剑，马老师的最终认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也许，这是一次严格的考评；它最终成为了一个历史的伏笔。
在那前后，我担任《山西文学》主编期间，刊物头条发表了马烽老师的散文《忆童年》。我非常喜欢那样抒发个人真实情感的文章，我甚至直接对马老师说，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他的最好的作品！我心里暗暗想过，以马老师的丰富生活阅历，假如他换一种思路，从另外的角度来加以叙述，摒弃所谓革命理念、揭示历史深层真实，他将能写出多少另外的作品来呀！马烽老师属于那种标志时代的大作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一个学生后辈的暗想，也只是暗想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吕梁英雄传》的改编，我和马老师不可能有一段极其亲近的接触，不可能有几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我对马老师也不可能有更加切近的了解。
《吕梁英雄传》是一部在当年抗战还没有结束就创作的、堪称“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