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告诫作家们要“深入生活”的话语实在讲过不少了。没有生活，自然不可能有创作，这本来是不刊之论。又何必一再谆谆告诫呢？深入那生活之前，人们在什么地方？在生活之外吗？自然，搞通讯报道，写报告文学，反映节制生育，呼喊养猪问题，肯定有一个调查研究，占有材料的过程。不深入，无疑写不成或写不好。写小说或作诗，如曹雪芹着作《红楼梦》，实在没有必要发动他下乡到刘姥姥庄上去同吃同住同劳动。
生活，从来不可能外在地去深入和体验。那是一种无形的别无选择的积累，须臾都不曾离开过每一个作家。那么，读书也应该是一种化于无形的吸取。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不是愚蠢便属迂腐了。
五
正如我吃东西很杂，极不讲究一样，我读书也颇博杂。
我个人订有《新华文摘》、《读书》、《读者文摘》、《围棋》、《柔道和摔跤》等杂志。到资料室翻看刊物，也多是读《百科知识》、《科技和生活》、《武林》、《奥秘》、《新体育》、《连环画报》之类。
或曰：这和创作有什么关系？
可以回答：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生活兴趣相对广泛，摔跤打拳，游泳下棋，跳舞旅游，饮酒猜拳，聊天听戏……好像只是不喜欢开会和排队。我以为人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不求生活的最好，唯愿生活的最多。文学创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创作的乐趣和跳舞的乐趣，我觉得皆是乐趣，难分高下。读书嘛，便读书。并不去想这和创作有什么关系。将读书搞得那么“功利主义”，还有什么乐趣而言呢？
不过，文学创作毕竟是充实人生、实现自我的一种重要途径。习作有年，硬说读书时丝毫不练习创作，也不诚实。中国文坛生机勃勃，世界文学大潮澎湃汹涌。通过读书而强化自我，使自己的创作有所进步，这样的主观意图总是存在的。
这几年，随着国门大开，我们的文学从整体上更见出某种哲学上的观照和美学上的把握来了。可算“随大流”，也可称“不落伍”吧。近两年我尽可能读一点弗洛伊德、萨特、尼采之辈的书。借他人之火烛，照自己脚下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正是使生活大放异彩的必由之路。书籍，使我们具备了新的眼光，取得了新的立脚点。从新的角度去透视，熟悉的而又似乎已然“写尽”的生活，便会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内容。由于读书而新知，生活真正成为一座取用不竭的宝藏。
比较三十年代的文学实绩而言，当今中国文学虽大有进步却也未可骄傲。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就作家的自身建设而论，我们比起鲁迅、巴金一代大师，毕竟少了一条“腿”。他们非但精通国学，而且大多都曾出国就学，取得全新的并且也是全球的文化视角和立脚点。回首中华，定是看得格外分明。也便避免了“小家子气”和“小地方主义”，一出手即进入了全球文学竞争的格局。而我们这一代人难得出国留洋，某些作家的小说偏又讲什么“去国即是叛国”的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不亦悲哉也夫！作为补救的办法，那我们就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同时，尽量也批判地吸收一点舶来品吧。“古为今用”而“洋为中用”，两条腿走路，我们的步伐才会更加阔大起来。
六
音乐本身原是情感的。在语言停止的地方音乐开始。但高级音乐却又是极富哲理的。
中国文字原是极形象的。形之与义，达到高度统一。但高级的书法艺术偏偏又能取得抽象的美之效果。
读书相对多起来，读故事读人物之外，无形中会对文体和文气有了更高的需求。文体是有形的，文气则是无形的。有的文章，所写的内容也许不过尔尔，但遣词造句布局结构诸般形式却达到极高造诣。使我们不能不认可“形式即艺术”。
而另有文章，内容平平形式亦未见新奇，但字里行间却流动喷涌着某种气韵。使我们不能不折服“文贵有气”。
那么，通过读书我们必然地会提高欣赏水准。接着便会发生“眼高手低”的困惑。而这样困惑之来，值得庆贺。它将迫使我们的创作走向更加完美与老到。
我们会写的更加“讲究”，更美更好而更加接近了艺术。
古虽有言“食肉者鄙”，但食肉者毕竟营养更为良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读书而读好书，对于创作者的滋补功用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基本上不读文学杂志。读古典而读“西方”。取法乎上，或可得乎其中。比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我是读过几遍的。我认为不曾读之者，等于不曾吃过肉。
七
有句老话说：知识就是力量。
这话其实错了，起码是不全面。应该说，智慧和才能才是力量。
满腹经纶的腐儒我们见得实在多了。他们的智商其实低得惊人。而读遍名着，学富五车的少年我们也见过不少。引用名篇如数家珍，拗口的外国大作家的名字可以当场列出整团整营。论及创作，却连一则短文也作不出来。
那么，这倒反而是受了读书之累了。
西天取经，须得有跋山涉水的脚力；名山盗宝，须得有掮负宝藏的肩膀；鹅肝鱼翅、牛鞭驴肾，固然大有滋补，则又须得有消铁化铜的脾胃。生活经历丰厚已极，却不能反思认识表现它，等于没有生活；读书万卷，汗牛充栋，却不能化作自己的片言只字，等于不曾读书。读书读到满脑袋只剩了古人外国人，读丢了自己，这书也就读得可悲又可怕了。
古人外国人，着述立说者，皆是智商很高的把式。他们把智慧化为白纸黑字来考验我们。那是引导我们浮升的阶梯，也不妨说又是诱惑我们堕落的陷阱。你找不到钥匙，只好被永远锁困。武二郎打不得虎，大虫原是要吃人的。
“的卢”马是一匹千里马，但相马者又说此马“妨主”。那草鞋皇帝刘玄德不愧为一代枭雄，断然道：
人能驾驭马，马怎么能妨主？
这或者应成为我们读书之座右铭。
八
自学习创作始，我不曾做过笔记所谓记录素材之类。我认为生活是一个过程，而过程即我，即实在是无须记录也无法记录的。创作的结果本身即作品才恰恰是记录了我的一部分或一部分自我。而创作的过程则是自身生命的特殊存在方式。生活的积累，读书的功底，借助了创作冲动引发的情绪流一起奔来笔下，创作的亢奋笼罩了整个身心，如魔鬼附体。不曾做过笔记，又有何妨？做过千百部笔记，又有何用？
读书，我也从来不做笔记。
眼下，我的住房条件尚未全然改善。卧室、客厅、书房，三而合一，区区七个平方米。因而，书架独一无二，架上存书寥若晨星。我以为，世上好书之多，实在是买不全也读不完的。买了不读，买它何用？读了不能化解，读它作甚？
所以，在工作之余，跳舞打牌之外，出于天然的兴趣、消遣的需要、充实自身的主观愿望，我尽量多读一点书。以为读通读懂，就弃置一旁。或有心得，它已得之在心，又何必记录。既已得知在心，也就不肯特意存书。没有书架也许是个原因，而主要原因在于：我的书架历来都排列在我的脑瓜子里。或者说，读书而化于无形，无书而有书，是我的读书之追求吧！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宇宙和我们自身的存在之奥秘，其实是不可言说的。何以言？言以载道。书籍文章，毕竟又是一种载体，是道之所存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还是读书吧——不过，应当同时记着另一句话：
于无字句处读书。
借《北方文学》稿约之机。作《我与书》于上以明志。或多少有与同行切磋交流之功用，则属望外之喜。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匆草于中国作协招待所叙述虚构
场面、情节、人物，向来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要素原本都属于戏剧，小说研究历来因循了戏剧研究的理论。直到西方有“叙述学”问世，小说才有了属于自身的专门理论。借助文字来叙述故事，而不是由演员在舞台上演绎传奇，成为小说与戏剧的重要分野。
但一般记叙文、包括报告文学不也是依赖文字叙述的吗？所以，惟有虚构，才是小说的灵魂和生命。
小说，从创作的主体而言是文字叙述，从欣赏的受众而言则是书籍阅读。与戏剧相比，小说的繁荣与大众的阅读能力有关。文盲比例过高，阅读市场过小，不大可能催生出小说的黄金时代。
所谓“小说”，历来不登大雅。中国自古是诗文的国度，有“文以载道”的强大传统。但这里所说用以载道的文章，指经史子集、八股策论、诗词乐府等，从来没有指望小说匡正乾纲、承续道统。
但是，在主流文化强大传统影响之下，中国的古典小说无不强调“载道”。
许多杀人放火描写的《水浒》，历来不免被批评“诲盗”，但其原来倡导的是忠义；露骨描写性交的《金瓶梅》，分明有“诲淫”之嫌，据说也是为了惩戒淫欲。浅薄评论家逢迎上意说《西游记》描写了一只富有造反精神的猴子，那猴子一旦皈依佛法，立即残忍诛杀其他妖精，哪里顾念大家本来都是不服王化的山精水怪。
或者可以说，中国古来的小说家们相当富有责任感。写作的虽然是不登大雅的小说，作者却无不满怀王化道统天下己任。这个特点一直遗传到当代，小说家们个个都要学习鲁迅，要以文学来“救国”，要用小说来唤醒民众。搞得小说不堪重负，搞得作家自己忧国忧民、像要投汨罗江的屈原似的。
《三国》、《水浒》原是脱胎于评话。老百姓历来念叨，“说书唱戏，给人比喻”。平话的产生到繁荣，与戏剧的出现与繁荣，大致同步。
由于中国多数民众没有阅读能力，大家如何满足娱乐需求？大概是城里的市民上茶楼戏馆瞧戏听书，勾栏瓦肆生意兴隆；乡下的村民则依靠赶庙会看戏、借娱神而娱人，偶尔听走村串乡的平话艺人说书、因而才能“听闲书落泪，替古人担忧”。
不再脱胎于评话“说书”，真正供人来阅读的小说，是《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它们应该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发轫。从小说的内容上看，也不再搞宏大叙事，家长里短开始纳入小说创作的范畴。
上个世纪初，中国开始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扫除文盲、开启民智，从此成为可能。
唐朝，白居易的新乐府可以听“老妪”评说；宋朝，“有水井处即有柳词”。
那是借助了诗词本身的吟诵歌咏功能，老妪们依靠辨听而不是依靠阅读来接近了诗词。
白话文运动之来，孩子们不再上私塾里读四书五经，而是上国民小学念白话课本，中国的文盲锐减。更强烈的阅读需求，呼唤着更多、更通俗的文学作品。
上个世纪前半页，中国白话小说创作一派蓬勃，作家队伍空前庞大起来。
从大众接受的标准来衡量，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还是趋于深奥晦涩了些。有感于《阿Q正传》如此好文章老百姓无法消受，赵树理一片苦心将小说文字的通俗化发挥到某种极致。赵树理的文字遭贬斥或者得赞誉，都是因为通俗。
事实上，赵树理成为这样一块里程碑：初通文字，不仅能够读小说，而且可以写小说。
不知赵树理是否得过“人民作家”的称号。后来，若干功成名就的老作家、还有个别当红的年轻作家被授予过“人民作家”称号。这个名堂容易引起误会。
好像其他作家属于“敌人作家”。至少也是“反人民作家”和“非人民作家”。
所以，“人民作家”倒不如称为“功勋作家”。
赵树理先生，与其称他“人民作家”，不如称他“农民作家”。
小说作者犹如其他文体的作者，在写作之初无不预设一个“期待视野”。当有人揶揄赵树理的小说写的太白太土，赵树理豪迈地回答：我本来就不是写给你看的！为了初通文字的农民读者能够看懂他的小说，他不惜隐藏起自己更高的写作功力，甘心遭一些半瓶醋的挖苦。
其实，人们哪里能说赵树理的写作功力不高。平易而能近人，实属高大境界。
佛祖曾经发愿，要渡尽众生自己才登彼岸。众生者，包括蝼蚁虫豸。那么，佛祖宣讲佛法能不浅白通俗吗？能格外卖弄自己多么高明吗？与一生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先生一样，赵树理至少具有菩萨那样悲悯的心怀。
伟大的白话文运动，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启蒙、革命等等运动相伴生。
以鲁迅为首的小说家们，要用文学来救国，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作家，自己发誓要担当大任；小说，从此不堪重负。
何况，到后来小说家都被纳入组织管理、小说创作都要服从宣传的需要。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白话小说几乎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过分紧密的不解之缘。
记得矛盾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简单配合宣传任务，是小说的堕落。
“堕落”，他用的是这样一个刻毒的词汇。其中多少痛心疾首啊！
而正是矛盾先生自己的作品，大有配合宣传任务之嫌。一切是那样耐人寻味。
赵树理身为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的代表之一，作为个案，他的命运值得后人思索。
他看到生活中太多的不平或曰“问题”，他要通过小说来呼吁呐喊。他称自己的作品属于“问题小说”。当用小说反映问题已经来不及的时候，他向中央上了“万言书”。
赵树理曾经被夸奖为“铁笔圣手”，“文化革命”开始则立即被打成所谓山西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残酷批斗、被打断肋骨，最终迫害致死。
将一切罪责推到四人帮和红卫兵的头上是方便的；但这是比小说虚构还玄乎的虚构。
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革”结束。
诗歌与小说创作一时异常蓬勃，极其踊跃地呼应参与了思想解放运动。
读者无暇关注什么艺术，大家渴望文学作品来揭示社会问题、呐喊民众心声。号角诗歌、问题小说纷纷制造轰动，接着是专门揭示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洛阳纸贵。
轰动效应一个接着一个。作家因为一篇作品最早呼喊了某一个重大问题而一举成名天下闻。
这样的轰动，与作家的艺术功力、与作品的文学内涵无关。
广大读者对文学的“非文学期望”，驱使着作家们仿佛在比赛谁更加“傻大胆”。文学创作的异化状况日益严重，几乎不可救药。
当形势发生变化，比如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当初歌赞合作化、公社化而红极一时的小说作品立即一文不名。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反证。
但小说创作图解政策、追风赶浪的弊病始终极其顽固。
当大家浪漫地欢呼歌唱“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到来的时候，文学既然一直要干预生活，生活对文学的干涉压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防止“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叫运动的运动，一个连着一个。
极左思潮哪里会轻易消失；政治干预何尝曾经弱化。
艺术家赵丹临死前痛心疾首地说：管得太死，文艺没有希望。
新时期文学在艰难奋进。文学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顽强求索。
有人不负责任地轻松预言：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作品。
话说得一点没有毛病，时代确实伟大，伟大作品可惜至今不曾出现。
解放前，始终被描述定性成“万恶的旧社会”，那时反倒产生过伟大的作品。
比如《红楼梦》，比如《聊斋》。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文学创作，作为最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天才作家、伟大作品的出现，或者并无什么规律。
主管文艺的有关部门，历来最爱对作家们耳提面命：要深入生活。老生常谈，让人耳朵生茧子。
没有生活，当然不可能写出什么文学作品。这本来就是常识。作家们冷暖自知，何须一再唠叨。
原来，那些人希望作家们“深入”到与当前政策有关的生活中去。当前号召养猪、提倡节育、正在搞责任制、修筑了一条高速公路什么的，你们为什么不立即去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