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批判的武器到底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针砭时弊疗救社会的文学究竟有无它所希望的那样功能，令人怀疑。漫长的一个世纪中华民族颠踬前行，我们的国民人格主体建造有多大实质性的进展？比起世纪初的学者文人，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的大师巨匠安在？
于是，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社会结构或曰体制方面的实质性改革。在那样的改革中，包括学者文人在内的国人也许才有可能自觉或被迫地改变自身，庶几建成傲然特立的东方人格主体。
对浮躁浅薄的眼下文坛，对在官本位制约下的文坛，我们难有什么希望。
谢绝圣人楷模
近来，讨论关于红卫兵的话题似已不再犯忌。红卫兵也不再仅仅被泛化为某种符号，仅仅作政策化界定了。红卫兵，产生于“文化革命”十年动乱之初。民族浩劫，灾难深重，不堪回首。于是，有些人不免格外怀念“文革”前的所谓十七年（1949-1966）。甚至将之描述幻化为一座桃花源，怀念追思成一个君子国。
历史被人为割裂，如一块块儿童积木。
无可否认，十年系从十七年发展而来。红卫兵也不是天降妖邪、空投敌特，恰恰正是某些怀旧者念念在心的十七年教育出来的青少年。桃花源主人、君子国公民，不知对此作何感想？
“文革”初期，我也是红卫兵。而在“文革”前，我在读书的中学里是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班级团支部书记、全校学毛着积极分子。从三好学生获奖状，到参加红卫兵戴臂章，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没有什么人突然给我抽筋换骨，我自己也没学得特异功能摇身一变。举若干特例来说明什么是缺乏说服力的，而我的经历却绝非个例。
所以现身说法，我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点疑问：我们十七年一以贯之的、直至现在仍坚持不懈的对青少年进行的道德教育，其观念与方法、其动机与效果，是否有值得研讨之处、是否有应当反省之处呢？
以我个人青少年时代的亲身感受而言，我是领受过太多的教育和再教育的了。这些教育，重温一回，除了原则性的说教和居高临下的态度，还有相当突出的一点：就是不断地宣传树立一些典型或楷模来要求大家学习效法。这拿手的一点，这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点，这津津乐道的一点，这不断总结经验统计表报反复使用的一点，到底怎么样呢？
试问当年红卫兵，或者当年红卫兵如今扪心来自问，那时谁不都在响应号召听从宣传大学毛着、大学雷锋、大学解放军啊！雷锋做好事不留姓名，又将好事桩桩件件写上日记，这且不去评说。单单读毛泽东的雄文四卷甚至只读一本语录红宝书，然后实用主义地甚至是庸俗化地“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不是如列宁所说要用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来充实武装头脑，行不行？起码，我觉得在中学时代，我和我的同学们是很雷锋的。不仅仅帮老大爷推车，不仅仅搀老大娘走路，不仅仅会背诵老三篇，不仅仅曾通读毛四卷，而且真正做到“毛主席指示我照办”，而且果然“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文化革命”运动初起，大家要保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立即箍了红臂章就去运动。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我们错了，还是谁错了？是我们保卫谁错了，还是谁要我们保卫错了？
这样设问，也许是抬杠，也许在将军，或者犯忌，或者不合时宜。几年前我公开发表类似言论时，曾招来许多的责难与非议。责难非议虽多，却并没有消解我的久蓄于心的疑问与困惑。责难非议固然也不免气势汹汹，但并未曾慑服我放弃思想的权利。
记得早在1973年，我学习创作之初，给某报社投稿，我曾在报社编辑部发过疑问请教老师：“抓革命，促生产”，美国日本经济发达生产先进，他们是抓什么来促生产的呢？老师们就都哑然。有的埋头阅稿，心不在焉则听而不闻；有的岔开话题谈论天气，顾左右而言其他。我的疑问与我都被扔在地脚当央，尴尬无趣。在“文革”中的1973年，那样的疑问确实不宜在那样的场合公然提出；莽撞提问确实也没有哪位老师先生敢接话茬儿。当时我二十六岁，这样的疑问有许多。或者能够说明我已经告别了幼稚盲从的年龄段，艰难步入思索怀疑的时代了吧。我相信，开始思索怀疑的同代人一定还有很多，大家已经在各自进行着痛苦的反思和艰难的求索。
早些年，宣传过一个女大学生嫁给农民的事迹。她也许爱他，他们生活得也许幸福，但这样的宣传不知用意何在？女大学生不嫁农民是否觉悟就偏低？或者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就指望这样斩高就低的办法来消除？基于平均主义、小农幻想的大锅饭我们还没吃够吗？也许，那位女大学生是迫于某种处境，不得不作此选择；而既是自己的选择，便是苦果也只好吞食了。拿她的痛苦来宣传张扬，甚至赫然树起一座舆论的牌坊，于心何忍！
后些年，又宣传某某儿媳侍奉瘫痪婆婆数十年的事迹。老人问题，孤寡残疾问题，实在是属于社会的问题，宜于全社会来关注解决，有待社会的福利化水准的提高。社会欠发达而无法承担解决的问题尽数压在个人或家庭的头上，那是很不幸很残酷的。那位婆婆恰好有那样一位儿媳，那是她的幸运。而那位儿媳也真不容易，其献身精神令人钦佩。牺牲个体维护道义是我们的古老传统，走到极端就存天理而灭人欲了。我们曾经为解放那位儿媳作过任何努力吗？况且，更多的鳏寡残疾身边不幸没有那样的“儿媳”，他们又怎么办呢？
有一度，表彰一位母亲马牡丹。介绍事迹说她，救火救人现场不救自己的孩子先救别人的孩子，结果自己的孩子被烧死，母亲于是成了英雄。不知是火灾现场视线迷蒙还是一切真如宣传所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硬要宣传成这样，敢问这是基于一种什么道德准则？不救自己孩子的母亲道德吗？神经正常吗？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私有物，不是“祖国的花朵”吗？那孩子的生命不也一样珍贵吗？这样的宣传，喜欢极端，热衷拔高，全然不顾人之常情。讲的不客气点，不近人情即是大奸大恶！
又一度，表彰一位救火小英雄赖宁。山林失火，何等威势，岂是小小儿童救得了的。便是救火，也该是有关部门消防机构的职责。身临其境扑向火场的也该是有经验有能力的成人。我幼时读小学的山村，就曾有教师号召小学生去扑山火，结果有三名儿童被烧成了焦炭！所以，我从此恶毒诅咒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号召，断然认为那教师应该判刑！而大凡属于人为责任造成的事故或灾害，事故责任者往往要以宣传英雄事迹来淡化事故。什么“响彻云霄的凯歌”、什么“催人泪下的壮举”之类，掩盖了事故真相，使责任者安然逃逸，杳然遁去。不遗余力、不惜笔墨、挖空心思着意粉饰的宣传，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宣传不该有所反省吗？
与正面倡导相对应，还有反面批评与抨击。比如，社会治安状况不良，车匪路霸，歹徒逞凶，报章上经常批评围观者的麻木不仁、挖苦受害者与被胁迫人的畏缩胆怯。国民整体素质不高，从鲁迅时代就大声疾呼要改造国民性；柏杨先生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丑陋的中国人》。我们的宣传家此刻偏又与柏杨过不去，一支笔左右逢源，两片嘴信口雌黄。就依宣传家前面所言，国民素质确乎不高吧，这也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治安状况不良，旅行乘车、买菜上街都不安全，老百姓或曰纳税人首先就要追问有关职能部门：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至于见到歹徒逞凶，大家身怀绝技有硬气功刀枪不入还好，不然如何挺身而出？责怪手无寸铁遵章守纪的公民是没有道理的。
质言之，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新概念的社会转型期，仍使用管理军队的方法奉行军事共产主义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了，至少已属不合时宜。简单化的甚至庸俗化的思维方式，号召指定工业学什么、农业学什么、全国学什么，一个行业树一个榜样，全国全民一度时期只学一个典型，这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已远远落后于形势。如此定于一尊、服务于大一统绝对权威的思维实在是太过简单陈旧了。肩挑负贩抑或是传销批发，都已经没有多少市场。
或曰，人类全球化的趋势和市场经济的需求必然呼唤着社会的法制化。在法制健全的前提之下，犯法违法自然应受制裁惩罚，而只要遵纪守法就是合格的公民，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与尊重。对老人成人是这样，对青年少年也应当是这样。在号召大家学习英雄模范先进榜样，向高表标准看齐，“人人可为尧舜”之前，是否应当首先要大家确立公民意识、树立法制观念，以一般化的标准为依凭，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呢？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青少年就不要向榜样学习。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德教育从也不曾拒绝借助榜样的力量。单是一本幼儿启蒙读物《三字经》，列举着多少榜样楷模啊！我的意思只是拒绝那种圣人楷模。
中国古来讲孝道，“二十四孝”就举老莱娱亲、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极端的例子为榜样。鲁迅先生早已痛斥过礼教杀人，在此不需赘言。
“文革”当中还阴谋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把《三字经》翻检出来也批判一回。但树立圣人楷模的道德教育方法却并未改弦更张，只怕是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树立一个楷模，大家都来效法，人人皆成尧舜，社会因而大同。
多省心、多省事，多理想、多浪漫啊！这样的教育格局教育模式教育方略实在到了洗心革面的时候了。
干部要学焦裕禄，他不学怎么办？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怎么办？我们到底还得借助法纪的制约力量。树榜样楷模给青少年的问题症结也在于此。他不肯去学怎么办？或者他学习不来又怎么办？山林扑火、冰河救人，怎么学？
我在部队时，就有很好的士兵向往立功想当英雄，自己放火再来救火的例子。这正是那种宣传教育带来的负面效应了。简单谴责肇事者我以为不公平。
那士兵的结局是被开除军籍，卷铺盖回家，档案里背了永不退色的墨写的处分结论。
青少年犯罪，又常听到简单归罪于读了文学书刊或小报的说法。“文革”十年，大家不是只读毛主席语录吗？还有八个什么样板戏。样板戏的许多段子过来人大多能唱，西皮流水接反二黄慢板，整整一代过来人从中学到什么了？时至今日，样板戏重排大唱，响遏行云余音绕梁，而《金光大道》据说也重新出版，幸好我的神经还够健全，不然会以为又要运动了哩！
不知有关部门是否做过普泛的调查和严密的统计，耗费许多时间精力、财力、物力的宣传典型楷模的工作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就我所知，如果说我的青少年时代对这类宣传是盲从多于怀疑，那么现今的青少年则恰好相反，是怀疑多于盲从了。多样的信息，复杂的社会现实，由盲从走向怀疑的一代中年作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全方位多层次地丰富了当代青少年的思维。他们比我们更其可能成为独立思考的一代。
一百多年的孤独，好几代人的血泪，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社会全方位的发展为他们提供着更多的机遇，他们幸运地享有了更多的宽松与自由。他们可以拒绝盲从，而不会被孤立打击乃至批斗；他们能够怀疑，能够离经叛道，而不会被打成反革命。青少年不再那么听话，不再那么好管理，种种的幽怨恰恰证明着这本身正是好事。如奇装异服招摇过市终于取代了全国上下一片灰黑，思想的活跃多样也正在打破僵化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所以，他们在不理解或不乐意的时候，可以谢绝高不可攀的圣人楷模；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甘落伍的时候，将会被迫或自觉地建造完善自身。而觉醒的自我从自在走上自觉，他们将不会拒绝知识、智慧、良知与人道，从而成长为人格独立的道德主体。那样，他们将在偶遇非常，如山林失火、如小儿落水、如歹徒逞凶、如弱小受到欺凌的情况下挺身而出。那是他们的自觉抉择，而不是急于成为英雄的冲动。那样，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在他们选定的工作或事业中，他们将奋发努力，如一株株必欲参天的大树。那同样是他们的抉择，而不是服从听命于什么说教和布道。那样，跨世纪的一代新人将茁壮成长，我们的民族之林必将倍加茂密繁荣。
无权居高临下
当代青年以及古代青年乃至未来的青年最反感什么？在最富朝气、最少保守、最有攻击性、最具逆反心理的年龄段，青年们反感或者看不惯的东西一定很多。青春的自信几欲达到自恋的程度，他们反感于中老年者大约比中老年反感或者看不惯他们的还要多。只是他们缺少言语权，他们的反感多半不容易获得正常的表达罢了。而他们最反感的，我以为恐怕就是太多的婆婆、太多的保姆、太多的布道者、太多的教师爷居高临下喋喋不休地苦口婆心地摆开架势来“教育”他们。
这儿所说的教育，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明白是指道德教育。
中国文盲比例高，青少年失学问题严重，文化教育智力教育的缺失形势严峻。这是不是更为关键的教育命题？文化教育与智力教育本来孕藏有道德教育的内涵，前者的缺失已然铸就或强化着后者的缺失。越穷越革命、越愚昧越光荣的让人恐惧战栗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最高指示到底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不过是特有所指的偏激的说法，奉若神明不敢稍有怀疑，那我们就太“卑贱”并且太“愚蠢”了。这且存而不论。
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育，或者一般领会层面上的道德教育，我们却也曾有太多的褊狭、太多的极端、太多的实用主义、太多的帮派气息。
“十年动乱”民族浩劫的过来人记忆犹新。掌握了宣传教育大权居高临下对青年对全民进行道德教育的，恰恰是臭名昭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是漫画呢抑或是闹剧？而所谓的道德教育原本不无偏颇、不无缺陷，至此全然堕落为可耻可恶的帮派教育。教育人民与青年表忠心、献爱心，蛊惑甚至胁迫大家无限忠于那个帮派。鼓励特务告密，表彰投机叛卖，宣传无父无家，进而六亲不认，这哪里是在讲道德、哪里还有半点道德教育的意味！
自上而下发动的，号召鼓励直至强迫压制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声势格外浩大，规模亘古未有。评价这场运动可以有许多角度、许多尺度。
运动的发起者究其本意或者不无解决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初衷，解决失业或者教育青年的动机之良好即或是无可怀疑的，但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重新探讨加以评说。
一点，广大知识青年怎么了？有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再”教育他们一回？
一点，贫下中农是否堪以承担如此伟大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