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政治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新旧杂陈，光怪陆离，宛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曾国藩与沈葆桢，无疑是其中引人注目的重要角色。
曾国藩与沈葆桢二人尽管年龄、籍贯不同，身世、个性迥异，但同样具有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孰是孰非，这段历史公案，结果已不重要，但是二者之间关系的疏密变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晚清时局的变化。虽然他们在论辩攻讦中也难免有过激与失度的地方，但并不能因此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反而使他们从教条刻板的教科书中走进人间烟火，成为一个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也使我们能够穿越一百多年岁月的烟尘，窥见当时那些机锋交织的暗流和曲直是非的漩涡……
（第一节）本自同门出，相煎何太急
应该说，沈葆桢早年的飞黄腾达与入府曾营以及曾国藩的大力举荐是分不开的。正如庞百腾教授在《沈葆桢评传》
一书中所言：
1856年到1862年，在短短的六年中，沈从知府（从四品）晋升到省的巡抚（从二品），期间还有两年的自动离职（1859年7月至1862年1月）。这段时间内他的升官疾如流星，其后就不再有如此迅速的提升。危急年代和曾（他在这一时期跃到高位）的庇护，都是起作用的因素。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曾国荃围攻天京进入最紧要的关头，沈葆桢突然不经函商，径直奏请，将原来解往雨花台大营充作军饷的江西厘金全部扣下时，曾国藩的愤怒之情了。
曾国藩比沈葆桢年长九岁。当曾在京踌躇满志，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沈刚刚实现家族夙愿入翰林，迈出自己仕途生涯的第一步。但官阶与地位的悬殊，并不能阻隔这两颗志存高远、卓尔不群的心灵彼此间的惺惺相惜。
曾国藩最初注意到这个来自福建的年轻人，并不仅仅因为他是鼎鼎大名的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而是由于一封奏折。
咸丰四年（1854），正值太平天国起义烈焰正浓之际，清廷已被迫采取守势。十月，曾国藩在屡战屡败后终于取得一场大胜，成功收复了战略要地武汉。咸丰皇帝龙颜大悦，立即赏给曾二品顶戴，并任命他署理湖北巡抚。但对于下一步的战略，朝廷内部意见并不统一。
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沈葆桢在对形势进行客观分析之后，上奏《请饬统兵大臣乘胜东下折》，认为不宜立刻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地方官并着手湖北的恢复，而应让其乘胜追击。奏折中的策略方向和对军事形势的估计同曾国藩不谋而合，从而使他开始注意到这个年轻的御史。无意间，沈葆桢的远见卓识促成了他们二人关系发端的媒介。
曾国藩与沈葆桢的直接接触是从咸丰六年（1856）开始的。当时，太平军重占武汉三地，控制了长江流域的最重要地段之一，太平天国正走向全盛。
而曾国藩则面临着极端严峻的军事形势，供给不足，舆论压力增大，咸丰皇帝甚至对他发出了斥问。为了扭转形势，曾国藩迫切需要网罗大批人才来丰满自己的羽翼。恰在这年一月，沈葆桢受命担任九江知府，来到了江西。
欲经营好九江，就必须与负责江西一带防务的曾国藩保持良好的关系。于是沈便到位于南康的湘军大营拜见曾。
这次相见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前即对沈有着良好印象的曾国藩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因此他力邀沈加入自己的参谋部，为湘军出谋划策。由于此时府城九江仍被太平天国所控制，沈葆桢也别无去处，只有暂时入府曾营，等待新的任命。三个月后，广信府有了空缺。五月，沈葆桢便告别了曾国藩，到新官署就任。
事实证明，沈与曾的幕府关系虽然短暂，却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曾国藩作为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凭借其超强的个人魅力及显赫的政治地位，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名流，组成了超强的幕僚班子，这无疑会极大地提升沈葆桢的眼界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从而使沈有了一张对其事业大有裨益的关系网。如郭嵩焘、李元度、周开锡等人，都在沈未来的事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沈关系有突破性的进展，是在咸丰六年（1856）九月，沈葆桢取得了防卫广信的成功。
广信是浙赣走廊这一“生命线”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防守成败对曾国藩而言事关重大，因为他当时正深陷被困江西的窘境。如果失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重任交到了刚刚转任广信知府的沈葆桢手中，而沈也没有让人失望，再一次证明了曾国藩的“识人之明”。
对于曾国藩而言，广信防卫的成功不啻为天大的福音，因为存亡攸关的不仅是他唯一的供应线得以保全，而且保住了他岌岌可危的领导地位。曾给沈的现实回报，就是极力向朝廷赞扬他的功绩，这又进一步彰显了沈的不同凡响。
咸丰七年（1857）六月，担任知府仅仅十三个月的沈葆桢，被任命为广饶九南道的道台，负责广信、饶州、九江、南康的防务。双方无形中形成的这种双赢关系，为二者关系在将来达到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十年（1860），清廷苦心经营的江南大营全线溃败，扞卫清王朝的重任不得不落到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身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位高权重的曾开始向朝廷大力举荐沈：查告养按察使衔九江道沈葆桢，明而能断……至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
翌年年末，清廷下旨：（沈葆桢）迅赴曾国藩军营，听候该大臣酌量奏请简用。同时指示曾：现在地方军务，在在需人。该员（指沈）到营后，即由曾国藩查看才具，如果能胜任，不必拘守常格，迅速保奏，听候简用。
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七日，沈葆桢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时年四十一岁。这无疑是曾沈关系融洽到鼎盛的标志，但同时，也成为二者关系的分水岭。此后，他们便不断疏远乃至鲜通音信，而起因，就是由于“厘金之争”。
湘军非国家经制之兵，兵员自募的同时饷源也需自筹。打仗其实打的就是钱。战场上看得见的是刀光剑影、炮火硝烟，看不见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晚清时期的财政早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加剧了这一颓势。因此，相对于募兵和督军，筹饷是更让曾国藩感到头疼的问题。
曾国藩与江西巡抚间的军饷之争由来已久。咸丰四年至七年（1854—1857）间，江西巡抚陈启迈等视曾为客军，双方屡起冲突，关系很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争夺军饷、厘金引起的。咸丰八年（1858），再出后“性情大变”的曾国藩，开始注意与地方官吏搞好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的江西巡抚毓科等人与曾合作得较好，能够“尽本省所出，全力支持湘军”，曾国藩的筹饷压力大为缓解。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又先后奏明朝廷，将江西漕折、厘金等项全部提取，充作军饷。自此，江西便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地。
实际上，当初曾国藩极力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也有保障军饷这个方面的考虑。因为在他及湘军首领看来，沈久在曾氏幕府，熟悉湘军情形，又久任江西之官，熟悉江西情况，相信他出任江西巡抚后应该对湘军和曾给予有力支持，能在这一湘军的重要饷源地为湘军提供充足的军饷。
但是，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后不久，“地方主义倾向”就压倒了对他的感激之情，不仅未能如之前所期望的那样成为自己的强助，反而与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利益争夺。
曾国藩认为，沈葆桢之所以把江西的财政收入留为己用，不愿再为湘军供饷，是急于想干出成绩，早日出将入相。
而沈葆桢显然不同意曾的说法，二人为了争饷，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笔仗。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因为没有了这笔饷银，使得湘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亦八七个月”，屯兵天京城下的曾国荃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们甚至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湘军各部开始出现久违的“逃散现象”，并呈逐步增多之势，“达千人之众”。曾国荃因此大为不满，屡屡向大哥索求。曾国藩虽然极不满意沈的作为——他在日记中写道：
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银两每月少此四万，士卒更苦，焦虑不已。
但考虑到江西军情确实严重，曾国藩只得忍下来，好言劝慰弟弟，有时则从别处腾挪一些饷银给他们。
同治二年（1863）三月，曾国藩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私信，叫他解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金陵围师，以清积欠。不料蔡锦青刚解了一半时被沈葆桢知道，沈将蔡怒斥一顿，扬言若不收回，则撤去蔡的道员之职。
曾国藩对沈葆桢如此不讲情面大为光火。且不说沈是他一手保荐上来的，即使无这层关系，也要执行朝廷命令接受总督节制。沈此举既无情又无理，按照曾过去的性格，早就奏参了。但他毕竟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曾国藩，最终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将收到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如数归还。金陵城下的曾国荃破口大骂沈葆桢，甚至责备大哥太窝囊。曾国藩听了，只是苦笑而已，并不分辩。
但厘金之争并未因此稍有好转，反而随着时局的发展愈演愈烈，曾沈二人的关系也愈来愈紧张。
同治三年（1864）正月二十一日，曾国荃率部攻陷天堡城，天京被湘军完全合围。眼看金陵城就要攻破，正是要拿银子去鼓励吉字大营卖命的时候，可这年三月，沈葆桢再次奏请，将应解金陵的五万厘金全部截留，统归本省支用。
曾国藩感到愤慨，他严厉地提醒沈葆桢：
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
他责备沈，作为一个官员是对上司的无礼，作为同僚和他的被庇护人，则又全无体恤之心。
但沈葆桢并没有知难而退。他上疏朝廷，据理力争，告曾国藩眼睛里只有金陵，全然不顾江西的危难，并声明若将厘金强行解走，他只有辞职不干。
更使曾国藩不能容忍的是，沈葆桢还得到了曾的好友、大学士、户部尚书倭仁的支持，并通过倭仁上奏，说两湖、川、赣、粤每月协解湘军军饷十五万五千两，即使不能全解，每月亦有十万两的进项，且江浙大半肃清，上海更是富甲天下，曾国藩强解赣厘，不是广揽利权、贪得无厌吗？
曾国藩看到了这份转发下来的倭仁奏折，简直要气昏了。饷银不继，金陵围师很可能功亏一篑；索求厘金，又激起上下忌恨。曾左右为难，忧虑重重，本已好多了的癣疾又突然发作，弄得他痛苦不堪。
“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对着几个心腹幕僚咒骂起沈葆桢来，“我要建议朝廷于博学鸿词科外，再增设一个绝无良心科，取沈葆桢为第一名。”
彭寿颐和杨国栋等幕僚甚至揣摩曾国藩的意图，抢先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参折，罗列了沈葆桢的几条罪状：防守不力，丢州失县；吏治无方，奸角当道；大权旁落，劣幕操纵等等。特别是将这次拒绝拨饷，造成金陵不能速克的危害大大渲染了一番，建议朝廷立即革职查办。
奏稿在曾国藩的手中捏了很久，但却迟迟没有签发……幕僚们有些不理解，当年曾国藩只是作为一个在籍侍郎，客居江西，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他的同乡同年，尚且不能相容，罗织罪名，抗词上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现在他位居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奉皇太后、皇上之命节制四省军务；权力之大，威望之高，三藩以来没有第二个汉人可以相比。而对于沈葆桢这个“晚辈下属，又是自己所提拔的人”，却为何如此迟疑犹豫，拿不定主意？
其实，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从当初的愤怒中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推己及人，回想着沈葆桢的种种好处与难处——“为何江西的巡抚老是跟我过不去？沈葆桢在幕时也曾毕恭毕敬，而一旦坐上赣抚之位，便也跟着他的前任陈启迈、文俊一样与我作对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第二节）不为俗世累，坦荡磊落人
以往人们一谈到曾沈关系，大都聚焦在“争夺厘金”这一事件，从而多从沈葆桢的性格等方面查找原因，不但给人突兀之感，而且有失公允，值得商榷。
实际上，曾沈之间由亲近到疏远，乃至最后不通音信，公开决裂，绝非是孤立的、突发的事件。其中固然有沈葆桢等当事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但背后深藏着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可以说，曾沈之间的这种纠结关系，具有典型的“中国式”政治斗争与个人恩怨的痕迹。
嘉庆二十五年（1820），沈葆桢出生在福建侯官（今福州）的一个清贫的士绅家庭。从这个中国最早开放的国际港口出发，沈的一生如舟行大海，伴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潮流，载沉载浮。虽然屡屡被历史的惊涛骇浪、激流漩涡推逼着、裹挟着身不由己地跌宕前行，但沈葆桢始终恪守经世致用的儒家理想，犹如一名忠诚智慧的舵手，不断调整风帆，竭力破浪前行。
从现存的图像资料来看，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但道光十二年（1832），在他年仅十二岁的时候，早已成为封疆大吏的舅父林则徐，能够将心爱的小女儿普晴许配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前程的。事实上，当年还寄人篱下，蜗居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的林则徐，就是因为看到其父沈廷枫的一篇文章，大为赞赏，才力主将自己十八岁的妹妹林蕙芳许配给这个贫穷的教书先生。
应该说，这种姻亲关系并没有多少明显的政治效益。但鉴于此后林则徐提升到高位，而且死后还长期得到朝野内外的高度评价，这无疑会对沈葆桢的仕途发展与性格形成，造成一定的影响。
道光十七年（1837），十七岁的沈葆桢又拜林昌彝为师。此人是林则徐和魏源的知己，是当时“三礼”（《周礼》
、《仪礼》、《礼记》）的权威。他持务实的改革态度，因而同辈称他为“当代顾炎武”。林昌彝还是爱国者，鸦片战争之后，出于对英国人的仇恨，将书室命名为“射鹰楼”，因为“鹰”与“英”谐音。所有这些当初播下的种子，都在沈葆桢日后的思想和事业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道光十九年（1839），年仅十九岁的沈葆桢，与老师一起中了举人。他名列第三。这与曾国藩当年前后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林昌彝的诗人气质与刚正不阿的性格，使得他终生难容于官场。作为林昌彝的得意门生，沈葆桢显然也没有把做官当作一生的事业去追求，而是终生践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宗旨。这一点显然使他有别于与他同期进士的李鸿章等“一心只为做官”的权臣官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