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意味着不可能的诗歌的再度匿名，意味着诗人成为黑暗中的演讲者（北岛语）和“那个出卖黑暗的人”。《最后的晚餐》是俄国诗人曼徳尔淹塔姆晚期写于沃罗涅日流放地的一首诗，体现了诗人对诗歌惊人的洞察力和来自诗歌自身巨大的秘密一它再次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写作的某种写照。实际上对90年代诗歌写作进行考察是荒诞和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来自诗歌内部的声音总是被遮蔽和歪曲，90年代的诗歌写作正如曼德尔施塔姆笔下的最后的晚餐，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天空，我的睡眠（北岛诗句）。在如此混乱的诗歌领地上，真正的诗歌写作成为这个喧嚣的时代的旧雪作为最后的晚餐成为欧阳江河称之为“我的词汇表空了”的写作时代。
但诗歌仍如“暴力的最小的孩子”（北岛语）令我们深入叙亊的中心地带，在那里那些曼德尔施塔姆称之为黑色太阳群的降、秘的写作者为我们这代人贡献出整个90年代的“读书笔记”。如北岛所言，对诗神的“访问必须秘密进行”。诗人，作为写作中的客人，他的每一天都是“新年”，“怀抱花朵的孩子走向新年/为黑暗纹身的指挥啊，在倾听那最短促的停顿”。北岛，作为诗歌最著名也是最隐秘的流亡者，在他的90年代的写作中，他仍在给予我们来自诗歌界限那一边的“闪电”，他仍在吁请我们“快把狮子关进音乐的牢笼/快让石头佯装成隐士”。在北岛的诗歌中，诗歌和死亡的巨大秘密形成着诗人自己的“最后的晚餐：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颜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御无头的天使眺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这是诗人写给T.TRANSTROMER也是他自己的，最后的晚餐，这种切进诗歌本质的写作是一种“你的大钢琴立在悬崖上所众们紧紧抓住它”的“追上未来的黑暗”的真正的大诗人的写作。同样，在另一位诗人多多的90年代的写作中，这位“在天空深处喝啤酒的”诗的居民，向我们展现的仍是一位中国诗人不可能的骄傲和蔑视：“耻辱，那是我的地址/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灌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在英格兰》在多多晚近的写作中，尤其是在他的长诗《五亩地》（1995年）中，我们确知位大诗人是如何强化诗歌这门不可能的“手艺”，并把我们带到那些天空深处的诗歌行列中去，“组成了河流”。但是与此同时，真正的诗歌也是一种禁忌，所以深诸此点的多多才会这样写道：“他们在天空深处喝啤酒时，我们才接吻，他们歌唱时，我们熄灯。”
这也是多多推崇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原因，正因为诗歌自身与秘密同在的禁忌，才使诗人的“最后的晚餐”成为可能。的确，每一位诗人都有他自己诗歌写作的“最后的晚餐”，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来形容，“这就是它，我夜晚的天空，/我孩子似的站在它的面前，/脊背发冷，眼睛在酸痛，/我抓住了攻城的关键。”但是在来自诗神本身的审判面前，只有那些如曼氏一般洞悉了写作的巨大秘密的真正的诗人，才会被“许可”在“最后的晚餐”上钥诵出他们的诗句。正如杨炼的一份随笔所言/因为俄耳甫斯，海才开始漂流。（《大海停止之处》）只有诗人真的进入了诗歌写作的中心地带并写出命定由他来完成的诗歌，大海才会停止一“最后的晚餐”才会开始。
或许用布罗茨基评论诗人曼徳尔施塔姆的一个诗学概念来形容他们是恰当的：“文明之子”——诗人，就是“文明之子”，命定要为这个时代带来新的诗歌曙光。出生于耶路撒冷的文化批评家萨依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曾详细分析作为流亡者和边缘者的知识分子。回到诗歌这一话题来，在90年代的写作中也体现了一种诗学意义上的“流亡的语速”，这种将诗歌推向它自身的“RETURN FIRE”（返回的火）（余薇芳语），使我们对诗歌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洞悉力。
在诗歌的那一边发生了什么？在那里已经越过了生与死界限的诗人们在举行诗歌不可能的盛宴——“最后的晚餐“：圣徒、吿密者，每个人都在那里。只是在这边朗诵的诗句在那里已再次无声，成为“黑色太阳群”，这是对诗人的一种礼赞或是锻罚？是的，更多的时候坐在长桌上的只是那些在“诗歌外部的诗人”们，他们将之变成一种行为艺术、一场三流话剧的跑龙套场景或是对圣咏的一次拙劣呓语模仿。但诗神的确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来过了，条未走的路使诗人的“最后的晚餐”永远在他的心中，在他写完最后一首诗之后和写第一首诗之前，在那不被人察觉的“流亡的语速”最短促的停顿之中——只有无隈的少数人、翟永明语）在这个时刻抓住了攻城的关键，这正是90年代诗歌写作的悖论。
曼德尔施塔姆在描绘他的最后的晚餐时写道广随着搶槌的每一次撞击，/星星纷纷瞅落，无人照看，/那同一次晚餐新的伤痕，/这未完成的壁画之黑暗。这也是诗歌的历程和每一位诗人必定要经历的天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一盏从黑暗中传递过来的灯（保罗·策兰诗句）将我们引向《最后的晚餐》这幅未完成的壁画前。我们在此之中看到了什么？我们逐渐要看溏的是什么？我想起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诗：“我为六个人准备了座位，但那第七个人，却来了……”茨维塔耶娃在历经沧桑后好似不经意地写出了并非属于她个人的“最后的晚餐”谁是来赴盛宴者，谁是推迟来到者，谁是提前离席或缺席者……整个90年代已经成为过去，90年代的写作或者诗人们在90年代的写作也已成为过去的大海，但我深知在那之上将会升起我们诗歌精神的最后的晚餐，来持续审判我们毎个人诗歌的良知和技艺。
更重要的是，“最后的晚餐”并非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端，因为壁画尚未完成（如曼德尔施塔姆诗中所言），也因为置身其中的毎一个人都不知但同时又似乎深知他们在“最后的晚餐”后将抵达何处。同样，“最后的晚餐”在诗学意义上意味着诗歌的圣火必定复活，因为诗歌一直在我们中间。
在我这篇关于90年代诗歌写作的随笔中，我使用了曼徳尔施塔姆对他的诗歌理念的这个称谓——“最后的晚餐”因为我知道，每个诗人都拥有他自己的“最后的晚餐”，这是隐秘的每个人必经的天路历程！我们只有去过“那个地方”，我们才能在回到这个地方时分辨清夜莺”真正的歌声。在我看来，已经远去的整个90年代的写作也体现了这切。进入21世纪以后，90年代的诗歌写作如同一场无用的“最后的晚餐”，期待着我们去重新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精神。“最后的晚餐”不仅意味着诗歌的不可能，同样也意味着我们进入、我们曾是和传递到我们手中的诗的“复活的圣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对诗歌和诗人的个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