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卡夫卡]的病在这几天中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小小的感冒，假如我当时同他一起去布拉格，那么我对他来说将至今仍然像当时一样但我没有能力离开我的丈夫，也许我的女性味太浓了，以至我没有力量投身于那种生活，我知道这意味着一生度过最严格恪守的苦行生活。然而在我心中却燃烧着一个无法抑制的欲望，一个对另一种生活的疯狂的欲望，渴望我正在过和必将过的生活，渴望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渴望一种接近地面的生活。这种欲望在我心里战胜了其他一切，战胜了爱情……我知道，他不曾抗拒丰亨，而仅仅是抗拒导)1丰导吁亨冬(着重号为原有）。假如能够同他一起生活，那么他会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这些。当时我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他的恐惧由此产生。
换句话说，卡夫卡要婚姻，而密伦娜给不出他所要的婚姻。这固然因为密伦娜内心仍留恋着丈夫，更是因为卡夫卡给不出她想要的婚姻。正如菲莉斯所知道的，卡夫卡这样的人只能过一种他所谓的“贞洁的婚姻生活”，一种“柏拉图式”的婚姻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无法满足密伦娜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她要一种有性生活、有生育的婚姻。这真叫阴差阳错。
7月5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当天就将此事告知尚未解除婚约的未婚妻尤丽叶。经过两个人之间一番痛苦的冲突，卡夫卡解除了自己一生的第三次婚约。3)与此同时，他通过通信开始了与密伦娜的漫长争吵和对话。7月13日，卡夫卡的医生告知卡夫卡，他的病情比赴米兰之前更严重了。7月15日，唯一与卡夫卡有深情的小妹奥特拉结婚了。他再次质问密伦娜：是否愿意冲破她名存实亡的婚姻，离开维也纳来布拉格。密伦娜一方面担心他做出什么偏执的事情会进一步损害他的健康，另一方面指出他身上刻骨铭心的恐惧。卡夫卡则以对这一指责的公开拥抱作为对密伦娜的反击。密伦娜转而承认卡夫卡恐惧的合法地位，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他的恐惧心理。而卡夫卡干脆声称我就是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否则，在我身上找得到什么值得你爱的东西呢？”而对于维也纳的四天之行，他解释为是令他唯一幸福而自豪的浪漫爱情，也是他渴望与她结合的原因。但是，他说他恐惧那道从白天到夜晚的鸿沟，恐惧那“床上的半小时”。他还专门近乎“怨毒”地指出，密伦娜自己有一次也轻蔑地把那称为“男人的事情密伦娜进一步尖锐地指出他心理上存在着“恐惧-渴望”卡夫卡则通过讲述自己的第一次性爱经历以及在米兰的两次偷情反驳说，他没有渴望，只有恐惧他对“肮脏”没有欲望，肮脏是人的本性，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身上也不可能没有肮脏，他不渴望这个他的问题是恐惧》然而，他恐惧的是一切，而不单单是与她的性爱。
两个人的情感较量在柔情蜜意和明枪暗箭中不断升级，最后达到世界观的高度。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看到的，卡夫卡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恐惧，密伦娜也是人，所以密伦娜也跟他卡夫卡一样恐惧，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必要的时候，人们完全可能通过欲望来表达自己的恐惧。
8月初，密伦娜郑重声明自己无法离开丈夫，因为她太爱他，而他也太需要她。8月中旬，卡夫卡和密伦娜在捷克和奥地利的边境小城格明德共度了一个周末。密伦娜给人的印象更多是真实的游戏，而卡夫卡则更充分地表现出既孩子气又十分老成的偏执。两个人似乎都试图想要证明自己的什么东西。在格明德，卡夫卡再次认识到自己“对占有的疲倦”。在这次会面后，他们整整有一年多再没有见面，只是通过书信保持对话。
深秋，卡夫卡请求停止通信，但事实上他和密伦娜都未能办到。年底，他在马特里亚利疗养院再次请求密伦娜不要再给他写信，两人之间的通信基本结束，但并未断绝往来。密伦娜希望能不时与卡夫卡会面，但卡夫卡不可能满足于一种婚姻的替代物：
情况大致如此：我，林中之兽，那时很少待在林中，只是躺在某处一个肮脏的沟壑中（肮脏自然只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看见你在外面。你是我见过的生物中最美丽的，我忘记了一切，甚至完全遗忘了自己，站了起来，走近些。我的心在这新鲜的、可仍然是属于家乡的自由空气中面抖着，但还是走近了，一直走到你的身边。你是那么和善，我在你身边蹲了下去——好像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把脸贴在你的手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自由！多么强大！如同在家里一样，我总是这么说：如同在家里一样——可是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而能够[暂时]待在[森林之外的]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我从你的眼睛里寻找我的命运，而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忘掉了一切）。但这持续不了多久。尽管你用最仁慈的手抚摸着我，你总会发现我身上的某些奇怪迹象，表明我来自森林，表明森林是我的老家，我真正的家乡。我们不得不谈到，不得不一再重复着“恐惧”，它折磨着我的每一根裸露的神经(也折磨着你，但不是故意的），它在我面前不断增长着。对你来说我是怎样一种不洁的祸害，怎样一种到处干扰你的障碍啊！……(终于)我想起了我是谁，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错觉已经消逝，我怀着恶梦般的惊恐(在某个不该来的地方凑热闹，就像是在自己[父母]家里一样)。我真的怀着这种惊恐，我必须回到黑暗中去。我受不了目光，我绝望了，真像一只迷途的野兽，奔跑起来，尽快地跑呀，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要是我能带走她该多好！”还有一个对立的想法：“她去的地方还会有黑暗吗？”·
面对如此这般的卡夫卡，密伦娜也几近分裂。她虽然无法走近一个“恐惧-欲望”的卡夫卡，但卡夫卡精神的绝对和纯粹却令她刻骨铭心、肝肠寸断、难以割舍，并因而痛心疾首：
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健一般的，始终如是。是个玄奥的秘密，是某种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他从感人的、纯洁的质朴性出发给予高度的估价，因为那是“会做生意”的[世界]·我对他谈到我的丈夫，谈到他一年里上百次地做不忠于我之事，他以一种方式吸引着我和其他女人。这时他的脸亮起了同样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时他谈到他那[打]字打得很快，因而是个杰出的人的经理时一样，就像他说他的未婚妻[菲莉斯]“会做生意”时一样。这一切于他都是某种陌生的东西，打字打得快的人、有四个情妇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那都是活的。但弗兰茨[卡夫卡]不懂得生活。弗兰茨没有生活的能力。弗兰茨永不会健康。弗兰茨将很快死去。
事情显然是，从表面现象看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不知何时已在撒谎中找到了避难所，避到了目不见物、精神激昂之中，避到了乐观主义、具有某种信念的场所，避到了悲观主义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逃到某种避难所之中，没有找到任何避难所。他绝对没有撒谎的能力，就如他没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样。他没有一丝一毫庇护，没有栖身之处。他就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处于穿着衣服的人们中间。甚至那一切，他所说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过的一切都还不是真实的。便是这么一种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摆脱了一切可以帮助他必定生活的附加因素——无论在美好或在困苦状态下，都是一样。而他的苦行主义毫无英雄气概——因而更显得伟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义”都是谎言和懦弱。这不是一个由于其苦行主义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人，这是一个由于其可怕的洞察力、纯洁性和无妥协之能力而被迫采取苦行主义的人。
世上有非常聪明的、但也不愿妥协的人，但他们戴上了魔幻眼镜，从而看一切东西都不一样了。他们因此而不需要妥协，于是他们飞快地打字，能拥有女人。他则站在他们旁边，惊奇地看着他们，看着一切，包括打字机和女人。他永远不能理解。
他的书是令人惊讶的。他自己则更令人惊讶得多。
1921年秋，密伦娜数次赴布拉格看望卡夫卡。就在这个秋天，卡夫卡把自己的所有日记全部交予密伦娜，还交给她《美国》和《致父亲》的手稿。他对密伦娜表现的高度信任，只有他对勃罗德的信任能与之相比。1922年5月，密伦娜又再次前往布拉格探望。与此同时，两人保持着零星的通信。
1923年5月9日，已近弥留之际的卡夫卡给密伦娜写了一封极为重要的长信。他在其中进一步深化了他关于“恐惧-欲望”的辩证法，他论证说，甚至写信的欲望也出于恐惧：恐惧孤独，恐惧失去人与人的联系，恐惧从生存之网上“跌落”进死亡的虚空。他论证说，这种恐惧其实无法通过写信来克服，相反，写信反而会诱发和强化这种恐惧。卡夫卡说，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经验：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密伦娜夫人。今天我也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才提笔的。我不想为不写信道歉。您也知道，我对信是多么痛恨。我一生的一切不幸（我在此并不想抱怨，只是想总结出一条普遍的教训来）都来自信件或者来自写信的可能性，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人们几乎没有欺骗过我，但是信总是在欺骗，并且不是别人的，而正是我自己的信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幸，对此我不想多说了，但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不幸。单单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
卡夫卡话锋一转，直指问题的本质：写信只是通向欲望的手段，写作就像魔法师一样召唤出了欲望。然而问题在于，欲望一旦被召唤出来，就无法通过写信来平息。所以人类不断发展花样翻新的文明手段，试图以此来平息欲望，但最终亦属徒劳：
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幽灵们吮吸得一干二净。它们正是通过这种半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也在与此斗争为了尽可能把幽灵似的东西与人隔绝，为了达到自然交往的目的，获得心灵的安宁，他们发明了铁路、汽车和飞机，但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显然是些在毁灭过程中产生的发明，其对立面则更平静、更强大，它为邮政发明了电报、电话。幽灵们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灭亡。
然而，即便如此，卡夫卡还是坦率地承认自己身上仍然存在着“幽灵”这个关于信的故事给了我一个写一封信的机会……那么，密伦娜夫人，我为什么不能给您，也许是我最愿意的人，也写一封信呢(只要还愿意写信，何乐而不为呢？这话当然只是说给那些贪婪地包围着我的桌子的幽灵们听的）？
收到这封信后，密伦娜再次前去探望卡夫卡。这是他们最后的会面。因为紧接着卡夫卡就遭遇了他生活中最后一位女性多拉·迪芒，她带着全新的气息走进了卡夫卡的生活，并伴随他到最终离开人世。
1927年，32岁的密伦娜终于拥有了她渴望的生活。那时，她原来的婚姻如她自己和卡夫卡早就预见的一样破裂了，她嫁给了一位富有才华的捷克建筑师，并生了一个孩子。那时，卡夫卡告别人世已经3年了。1940年，密伦娜被纳粹逮捕并被关进集中营，在那里，她一如既往用热情的天性鼓舞难友们努力生存下去。1944年5月17日，在距盟军攻占集中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时年49岁的密伦娜不幸因肾病不治而逝，未能见到解放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