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士澂很气愤，但话说得心平气和：“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各有各的罪行。这次屠杀，谷寿夫是具体指挥者，而松井丝毫不加制止，犯有纵容杀人罪。松井是首犯，谷寿夫是主犯。”
“不必玩弄文字游戏了，首犯与主犯有什么区别？”赫伯特偏着满头棕发的脑袋，望望曹士澂，又望望石美瑜。
“大有区别。”曹士澂说，“首，是第一，如罪魁祸首；主，是负主要责任，如主持和主办。我们认为松井应判处死刑，谷寿夫同样应该判处死刑！”
“不，不！”赫伯特执拗地说，“对谷寿夫，顶多判他五年徒刑，我们不能做复仇主义者！”
因为蒋介石有吩咐，“工作中要多多听取三位监审官的意见”，曹士澂只好说：“我们负责把三位监审官的意见，如实向国防部汇报。”
于是，曹士澂去请示白崇禧。白崇禧也做不了主，去请示蒋介石。这回，蒋介石听了白崇禧的汇报，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腰杆子硬了起来：
“那个谷寿夫，唵，在南京杀害了几十万中国人，罪不容诛，不能听三个监审官的，非判处他的死刑不可，唵！”
正当准备开庭审判谷寿夫时，他却因心脏病复发而卧床不起，只好将审判时间推迟到他病愈之后的二月二十五日。现在是三月十日上午的最后一次开庭，加上在南京的五次预审，这是第六次审判。
法庭设在南京中山路励志社礼堂。悬挂在审判厅上方的横幅写着：
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
两根柱子贴着将岳飞《满江红》里的名句改动两个字的对联：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倭寇血
台上第一排座位上坐着石美瑜、陈光虞、张体坤等七名身着黑色法衣的法官，第二排坐着出庭作证的中外人士和两名指定辩护人。监审官赫伯特、阿尔达克和霍西，因为手中的指挥棒失灵，心里不是滋味，没有到庭，台下坐着中外记者和听众一千五百多人。
八点二十分，暂时被解除手铐的谷寿夫，由四名法警押上法庭。他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着从东京带来一直没有穿过的土黄色呢料军服，两手戴着白色手套，嘴上的仁丹胡也着意修理过。从他的这副打扮和表情看，仿佛是出席朋友的宴会似的。其实，他是想给中国人留下一个临死不屈的形象，但是，这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厚颜无耻的形象，一个令人看了感到恶心的形象，很像一只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抬头望了望台上的横幅和对联，取下礼帽向台上一鞠躬，又向台下一鞠躬，然后将礼帽提在右腿旁，转过身去面向台上站着。
八点十三分，石美瑜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神色肃然地宣布开庭。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法庭仿佛突然变得非常宽阔起来。
“被告谷寿夫，六十六岁，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人，陆军中将，先后任日本第六师团长和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公诉人陈光虞开始宣读长达两个小时的起诉书，历陈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谷寿夫全神贯注地听着，当陈光虞说到“被杀害者过去认为是三十万人，经过反复调查核实，被杀害的确切数字是五十万人，以及二万妇女被强奸，大火烧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熄灭”时，他皱着眉头，蠢蠢不安地蠕动着矮胖的身子，又两手不安地合在一起搓了搓。
十点三十五分，起诉书宣读完毕，石美瑜说：“现在，由律师梅祖芳、张仁德先生为被告辩护。”
谷寿夫搔了搔花白头发的脑袋，拒绝说：“不用律师辩护，我比律师先生更了解事实真相，也更了解我自己。”
“你可以不要律师辩护。”石美瑜说，“那么，你对起诉书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话要说？”
“对公诉人先生的指控我不能接受。”谷寿夫仍与预审他时一样抵赖着，“我已说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有战争必有伤亡。所以，不存在什么大屠杀，不存在有什么大屠杀主犯。”
他花言巧语，将自己的犯罪行为推得一干二净。
石美瑜狠狠瞪了谷寿夫一眼：“请受害人提供证据。”
一个中年男性从台上第二排座位上站起身来，他满脸愤慨地说：
“我名叫冯清江，是南京的建筑工人。民国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从工厂回家，路过草鞋峡时，遇上一队日军押着五万七千多个男女难民走过来。我想逃走，但已来不及，也被他们抓住了。这么多的人没地方关押，都坐一块草坪里。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用铁丝穿着难民的手掌心，将两个人连在一起。大约穿了千把人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走来，对正在用铁丝穿难民手掌心的士兵们说：不用穿了，第六师团部有命令，凡是抓到的中国人统统枪毙！”
冯清江声泪俱下：“于是，日军命令难民全部站起来，然后用机枪对我们进行扫射。”我装着死了倒在地上，拉两具尸体盖在身上。日军担心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在尸体上乱戳一气。
他卷起右手袖子：“我的右手臂被戳伤，这是伤疤。”
台下有许多人泪水横流。这泪水，饱含民族的辛酸，饱含自鸦片战争以来上百年的耻辱，滴落在神圣的法庭上。
第二个作证的是英国《曼特斯特卫报》驻南京记者特伯勒。他手捧一份剪报说：
“这是我十年前写的一篇通讯，题目叫做《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文章约四千字，揭露了日军在中华门一带屠杀中国人和烧毁房屋、强奸妇女等累累罪迹。现在，我将这篇通讯念一遍。”
他念道：“据不完全统计，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止，日军在这一带杀害无辜平民五万多人，强奸妇女五千多人，烧毁房屋一千八百多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是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先生和秘书史密斯先生见此惨状，特地走访日军第六师团部，要求阻止无法容忍的残暴行为。但身为师团长的谷寿夫先生避而不见，只让一名少佐军官出面应付几句。因此，日军的残暴行为更加变本加厉。”
石美瑜问：“谷寿夫先生！雷伯先生和史密斯先生访问你，你为什么避而不见？”
谷寿夫说：“十年了，往事如烟，记不得了。”
特伯勒念完，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宣读了他当年写的通讯《南京大屠杀目睹记》，揭露了日军在草场门、上新河、上元门、紫金山一带屠杀八万多个中国人，以及抢劫和强奸妇女等罪行。杜廷说：“日军占领南京时之屠杀，掠夺与强奸行为，其野蛮之程度，超过了此次中日战争中所有的残暴屠杀行为。日军的残酷行为，堪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野蛮行为，与亚洲中世纪征服者的残忍行为相比并。”
“我对两个记者先生所说的一无所知。”谷寿夫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请问两位记者先生，你们写的是虚构的小说吧！”
石美瑜一击惊堂木，喝道：“请谷寿夫先生态度老实点！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场合，在同谁说话吗？”
他接着说：“下面，请《陷都血泪录》的作者郭岐先生作证。”
郭岐原为部队文化干事，现为营长。他将《陷都血泪录》念了一遍之后，说道：
“这篇五千字的文章所记载的事实与特伯勒先生所写的大抵相似。但我的文章多一个内容，就是日军利用杀人取乐。为了加深印象，情允许我将这段文字再念一遍：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五十多个日军把一千八百多个男女难民驱赶到中华门，强迫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坐在地上，先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用机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立即引起燃烧，将死未死的难民，被弹击火烧，痛苦地浑身颤抖，全场一片摇曳的火光。日军则手舞足蹈地狂笑着：‘美极了，美极了，这是古往今来最美的火光舞！’十八日上午，一百多个日军在草场门杀了三百多个难民，临走时，每人用枪上的刺刀戳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都发疯似的跳着，扭着，唱着，这样走了几里路，玩腻了，才把人头丢在西康路口。十九日上午，日军在太平路放火，当大片房屋烧成熊熊烈火时，他们将二百五十多个难民捆绑着一个个丢入火中。当被害者发出阵阵惨叫时，日军们却歇斯底里地狂叫：‘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同一天下午，五十多个日军在上新河强迫一百五十多个难民各挖一个三尺深的坑，再将他们的下半身埋在地下，然后牵来八十多条狼犬；当狼犬撕咬难民上身，被害者撕心裂胆般惨叫时，日军手牵手围着被害者跳起舞来。日军取名为‘狗吃活人肉刑法’。还有什么‘钓鲤鱼刑法’。二十二日上午，日军将五十多个难民吊起来，用铁钩钩着他们的舌头，然后用皮鞭抽打，被害者痛苦地一抽搐，舌头就破了，口里的鲜血直流。这时，日军哈哈大笑说：美的享受，美的享受！”
郭岐说：“我的《陷都血泪录》先在《中央日报》发表，不久，日本《读卖新闻》大概为了炫耀日军的威风，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请问谷寿夫先生！如果我写的不是事实，你们日本报纸怎么会转载？文章在中国、日本两家发行数量多的报纸上发表之后，你和你的上司松井石根怎么没有提出反驳，甚至抗议呢？”
谷寿夫在血泪交织的控诉声中悚悚自危了。他说：“恭聆郭先生所述，确实太残忍。”
他继而狡辩：“不过，我部进驻中华门时，该地区已迁徙一空，无屠杀对象了。至于草场门、上新河等地若有屠杀行为，那是别的部队干的。”
法庭如火山爆发！有的指着谷寿夫破口大骂，有的气愤地挥着拳头喊打，有的号啕痛哭！愤怒和悲痛之声，大有掀翻屋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