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安与其兄吕巽都是嵇康的好朋友。可吕巽人面兽心，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又知此家丑一旦传扬出去，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拔母亲之面。司马昭高举以孝治天下的旗帜，见吕安为子不孝，遂把他抓了起来。嵇康知道真相后，愤然与吕巽绝交，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吕安人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进监狱。
这件事情很蹊跷。首先，吕巽诬吕安不孝，如要证实，不仅要吕安自己承认，而且还要有吕安母亲的证词。只要问一问吕安的母亲，一切就可真相大白。其次，即使吕安真的不孝，按当时的法律，最多也就是发配边远之地，还不至于处死。而播康只是调停人，没有违法之事，不当系狱，更不应斩首。再者，司马昭虽然标榜以孝治天下，但对当时的名士还是比较宽容的。阮籍为母服丧期间，饮酒食肉，司隶何曾对阮籍“任性放荡，败礼伤教”恨之人骨，建议把阮籍“投之四裔，以洁王道”。司马昭对此却不予追究，显得很是宽容。嵇康是与阮籍齐名的大名士，司马昭对阮籍如此宽容，却对播康如此严酷，岂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至于说钟会故意陷害，也于理不通。钟会陷害嵇康的口实，按《晋书·嵇康传》的记载，主要有二：一是当初毋丘俭反叛时，嵇康欲助之；二是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这两条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嵇康虽是中散大夫，但已如前述，他在正始九年已移居山阳，寄心世外，慎言慎行，不要说他不知道毋丘俭反叛之事，即使知道，也不可能“欲助毋丘俭”，司马昭怎么可能相信呢？关于第二点，如果说“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就要杀头的话，魏晋名士不知该有多少要被斩首示众。当时，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即使是礼俗之士，又有多少人不“言论放荡”呢？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固然是事实，但真正因言语招祸者，却没有一人。何晏、夏侯玄不是，嵇康不是，其后的张华、潘岳、陆机也不是。
鲁迅说：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昭面前搬弄是非，送命了。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座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弄是非，也总会有人去搬弄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鲁迅的话说得很明白，嵇康得罪了钟会只是外因，嵇康独立于司马集团之外，又是曹家女婿，这才是致死的根本原因。没有钟会搬弄是非，也会有别人搬弄是非。总之，嵇康必死无疑，不管他认真与否，性烈与否，与世俗对立与否。嵇康一案是钟会审理的，他认为嵇康该死的理由是：“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物，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才是要害所在。
嵇康被逮入狱时，三千多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人狱。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实则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睡得着吗？
但是嵇康之死，却又死得从容、高雅、潇洒至极。临刑时，他顾视日影，讨琴一张，从容地弹了一曲《广陵散》。他将这最能表达自我的乐章，毫不保留地留给世间。“广陵散，于今绝矣！”我们再也听不到广陵散，世间再无“龙章凤姿”的嵇叔夜。
（第三节）陶渊明：田园酒徒
陶渊明，大诗人，大隐士。
陶渊明如此有名，历史上却没有留下他的一个确切纪年，也就是说哪年出生，哪年去世，老家在哪里，统统有争议。就连他自己，好像对此也很模糊，是其有意如此，还是他自己确实不知，又成一个悬案。且看他是怎么说的：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街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算是陶渊明一篇极简短的自传体小说了，虚构一个人物，其实是在写自己，最后还要自我表扬一下说：贫贱不放在心上，富贵也不放在心上，饮酒写诗，以骋其志。这简直是上古黄帝时代的乐土臣民啊。
我们再看他的好朋友颜延之给他写的诔词中对他的描述：
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
陶渊明一辈子除了三次出去做个小官，就是饮酒、赏菊、写诗了，这其中主要还是饮酒，赏菊写诗估计都是饮酒之后的副产品。陶渊明虽然隐居在庐山之下，有几亩地，但是他并不懂得种田，因此，田地里总是“草盛豆苗稀”，每年收获不了多少粮食。颜延之说他“井白弗任，藜菽不给”，因此总是穷困母老子幼，就养勤匮”。好在老婆很愿意跟着丈夫归园田居，再穷困再愁苦也没埋怨过什么。就是生了几个孩子都不怎么样，不是痴呆就是弱智，大概也是因为陶渊明嗜酒的缘故吧。他在《责子》诗中写道：“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最大的儿子阿舒已经16岁了，但是很懒散；二儿子阿宣发誓要学习上进，偏偏又不喜欢文术；阿雍和阿端是双胞胎，13岁了，数数还数不过六七；最小的孩子也已经9岁，只知道寻觅梨和栗子吃。这一堆孩子没有一个成器的，按说做家长的早该忧心如焚，但是陶渊明不一样，他显得很豁达，认为这都是天命，没有办法，也不必动气伤神，与其这样，还不如喝酒来得痛快。
陶渊明爱喝酒那是绝对出了名的。《晋书·陶潜传》将陶渊明描述成一个十足的酒鬼，好像他来到世上只是为了喝酒。只要有美酒，即使是他平日所看不惯的人，转瞬也会变成好朋友。但是喝酒也得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行啊，酒不是也得用钱买吗？陶渊明家里穷，时常买不起酒，心里不免很不痛快。好在亲朋好友们不是给他送酒，就是设酒招待他。陶渊明也不客气，有请必至，有酒就喝，每喝必醉，不醉不休。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要想酒喝得痛快，还是得做官。这一点他跟阮籍有所不同。阮籍是时势强迫他出去做官，不做官不行，不做官就没命，结果他就挑了一个军队的后勤部门去做官，为什么去那里呢？因为那里有美酒。他就是在那里遇见了另一个酒鬼刘伶，天天喝得大醉。而陶渊明是因为家里人要吃饭活命才出去做官，而且做官还可以有酒喝。所以他出去做官，-是为吃饭，二是为喝酒。
陶渊明到彭泽当县令，凡是县里的公田，全都让种秫谷。因为秫谷能酿酒，用他的话说就是：“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做了官，喝酒的朋友多了，喝酒的机会也就多了。几个朋友在一起，整日游于酒乡、醉梦之中。“或有酒约之，或要之共至酒座，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返。”看来嗜酒的人都是一样的，只要有酒，不管认识不认识，能蹭就蹭，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喝醉了再说。
江州刺史王弘知道陶渊明的大名，很想结识他，就亲自造访。但是陶渊明假装有病，不见。他这样做很有自己的一套理由，说起来也是振振有辞、掷地有声：“我岂是那种洁志慕声的人？哪里能以和王公大臣结识为荣耀呢？”但是，王弘这个人也很有办法，他知道陶渊明喜欢喝酒，就让陶渊明的故人庞通之半路上摆了一桌酒席迎接他。陶渊明这个人有脚病，走路不能走太长，到了这里一看，路边有个亭子，亭子里还有一桌酒席，酒席旁边还是自己的老朋友，又能歇脚，又能喝酒，还能与老朋友叙旧，这不是天下最美的事情吗？遂欣然共饮。王弘便趁机出来与他相见了，于是陶渊明与王弘尽情而饮，以前说过的不以王公为荣的话，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两人一气喝到天黑。陶渊明没有鞋穿，王弘让手下的人现场给他做鞋。手下的人要量一下陶渊明脚的尺寸，陶渊明便随意地把脚伸出去让他们量。王弘邀请他一起回州里做客，问他有什么交通工具，陶渊明回答说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王弘于是命人将他抬到州府。陶渊明一路上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受宠若惊之意。王弘后来只要想见他，就一定要在山林中等候。如果陶渊明家里没有酒也没有米了，王弘也会时常接济他。
萧统《昭明太子文选》中的《陶渊明传》中，还记述了颜延之与陶渊明的一段酒友经历：
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至醉。弘欲邀延之坐，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着之。
颜延之看来是个有钱的主儿，到处为官，有机会就找陶渊明喝酒，两个人每次都要喝醉才罢休。颜延之走的时候，给陶渊明留下了一笔钱，陶渊明就将这笔钱存到酒家那里，只用来买酒喝。有一年重阳节，似乎又没酒喝了，只好跑到房子外边菊花丛里坐着，满手都是摘下来的菊花，也许是因为没有酒郁闷的吧，只好对着菊花撒气。正好在这个时候，王弘送酒来了，于是就在菊花丛里将酒喝了个一干二净，摇摇晃晃回家了。
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张素琴，琴上没有一根弦，是名副其实的无弦琴。“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抚而合之，好像真会弹琴，表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风度和气派。这种只是做做样子的做派，不但没人表示出异议，反而觉得陶渊明大有深意在此。其实，如果联想起《庄子》中提到的“不射之射”为射技最高境界这个典故，我们也就会对陶渊明的“不弹之弹”深表敬意了。而且，陶渊明总是在醉酒之后“弹琴”。如果说醉酒不过是其抒发性情的一个引子的话，那么，臆想中的抚琴弄思之态，方是其真正逸兴湍飞的时刻。“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真所谓“欲辨已忘言”，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有关陶渊明的饮酒，萧统说过一段极有见地的话，他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集序》)就是说，饮酒乃是陶渊明内心情愫的一种发泄，以酒浇愁，以醉忘忧。这个我们从其众多的《饮酒》诗中一窥便知。如《饮酒》第20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又如《连雨独饮诗》：“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影答形》中也说：“酒云能消愁，方此讵不劣！”
写到这里，就有必要分析一下陶渊明为什么这么爱喝酒了。但在此之前，还有必要先回过头考察一下他的家世。
陶渊明，有一个名字叫潜，字元亮，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了。其实，这两个名字是有先后顺序的。他生活在晋宋交替之际，原先叫陶渊明，后来宋取代了晋，他就改名为潜了。这意思不言自明，他就是要做一个东晋遗民，一个彻彻底底的隐士。
按说，陶渊明的祖上也算是世宦之家了。其曾祖陶侃乃晋代的大司马，祖父陶茂，也官至太守。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没有记载。据说陶渊明的父亲乃是庶出，不是他爷爷的正室生养的，因此就没有家族的继承权。他的父亲后来被分出来单过，可能也没做过官，又没从家族里分出什么财产，于是便露出困顿的迹象来，父母很早就死掉了。陶渊明的出现，本是这个家的希望，凭他的才学，至少可以使整个家业稍稍振作一下。《晋书》里说他“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重”，可见他从小就表现出了一种不凡的气象。
他27岁为州祭酒，后来又做过镇军参军之类的小官。凭他的才学和能力，完全可以把官做得好好的，然而他却都没做长久，好几次为官，最后都是拂袖而去。就在任彭泽令种秫谷好酿酒的那一年岁终，上边派了个督邮来县里，要陶渊明去迎接。陶穿着便衣就要去，被他的小吏拦住了，说您应该穿着官服去见上峰。”陶渊明于是叹了一口气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解缓去职，回家赋了一首《归去来辞》，表示正式归隐，再也不出来做官了。后来朝廷又征他做着作郎，他果然不就。这就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来历。
少年陶渊明也是意气风发、胸怀天下、猛志超群的精英人士，请看他于晚年的《杂诗》中是怎么描述自己少壮时的状态的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拟古》中又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种志向后来也并没有完全泯灭。《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他也曾以精卫和刑天自比。在《祭从弟敬远文》中他说：“余尚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可见，他是有着满腹儒家的人世治世的抱负的。这些思想来自于书本，来自于师长的教诲，来自于自我磨炼形成的理念，而喜爱山水、田园，则又出于他的本性，是其自然而然的爱好。“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的心态渐渐倾向于自然了。那么，究竟是社会中的什么东西对他有如此的打击呢？
肯定是“有志不获聘”了。
东晋是一个被北方蛮族驱赶到江南的偏安政权，朝野上下都没有图谋光复之心，只有淫靡纵欲之志，皇帝更是带头花天酒地，臣子之间除了攀比斗富也没有别的追求了。《晋书》上说，孝武帝不理国事，不亲万机，只知道跟一个叫司马道子的人一块喝酒唱歌，并将国事完全委托于司马道子。而这个司马道子除了天天喝酒玩乐，又将所有事情都委托给自己的儿子司马元显。这样一来，才有了这父子二人专权，王国宝乱政，王恭、殷仲堪起兵，桓玄夺位最终刘裕篡位建立刘宋等等祸乱，总之是搞得国库空虚，乱七八糟，无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