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已经74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后汉书》）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而婉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
之牡瑛：文化托命意识
杜琪，金末元初人，字文玉，金朝官宦人家出身，生得“长七尺，美须髯，气貌魁伟”，英俊的眉宇间透着一股智慧的灵光。这是一位勤奋上进的好青年，但在蒙古铁蹄南下的时刻，放弃了科考仕进的道路，隐居起来开始做起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杜瑛看到战争对社会秩序和文化的毁坏，宁愿抛弃前程，用自己的生命拯救那些在战争中日趋毁灭的文化精品。他的方式是：搜集、整理、阅读、传授。
他“搜访诸书，尽读之，读辄不忘，而究其指趋，古今得失，如指诸掌间”。他将搜访与传授学徒结合起来，搜到哪儿，就传授到哪儿。如果说他青壮年时代主要从事搜集整理和传授工作，那么，他的晚年则“杜门着书”，心无旁骛，不以穷通得丧动其志。他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有多少，现已不得而知，仅他个人着述已相当可观。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杜瑛在律学、历学上的贡献，可谓集前代之大成。杜瑛不遁迹山野，潜心学问，哪里会有这样的成果。
杜瑛以道德学问闻名天下，河南缑氏山，方圆数百里，杜瑛的名字家喻户晓，老人、孩子都可以讲出他的故事趣闻。
丞相粘合珪，久闻杜瑛的学问，遂以礼召人府中。粘合珪知道杜瑛家境不好，便慷慨相助，赐良田千亩，然而却被杜瑛果决地回绝了。
一位风水先生说杜家宅院下埋有黄金，数量之大，可以一族骤富。家人闻此喜事，跃跃欲试。杜瑛立定主意，非我财不取，直到全家搬迁，也没有挖掘。宅院的新住户，到那埋金处轻轻一挖，果得黄金百斤。
这两件事情令贫穷者唏嘘，富贵者惊叹，杜瑛不贪富贵、不苟取钱财的美名像春风一样四处传开。
忽必烈南伐，来到此地，特地召杜瑛来见，请教统一天下的大计。杜瑛说汉唐以还，人君所持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守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探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揭其背，大业可定矣。”一席话说得忽必烈茅塞顿开，心中大喜：“儒者中乃有此人乎？”从此，他对汉族儒生换了一副谦恭的面容。不但如此，杜瑛还对忽必烈说了几件大事，告知他“事不如此，后当如彼”。忽必烈一一记在心上，心想，如得此人辅佐，天下可定，命杜瑛与之同行，杜瑛以病谢绝了。
中统初年，正在对宋作战的忽必烈，忽然又想起杜琪，再次征召，杜瑛因朝中“王文统方用事”，不愿与之同列，又婉言谢绝。
当左丞相张文谦宣抚河北时，上书皇上，建议任命杜瑛为提举学校官，杜瑛又婉言谢绝。
杜瑛虽不愿为官，但始终不忘文人的文化使命，打算把自己的想法转告皇上，好让其重视文化，以文化兴邦立国。他思虑再三，写了那篇着名的《执政书》。
《执政书》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兴国。国家统一，必须先统一思想。他说：“先王之道不明，异端邪说害之也，横流奔放，天理不绝如线。今天子神圣，俊义辐辏，言纳计用，先王之礼乐教化，兴明修复，维其时矣。……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如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才兴化，以拯救百千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接着他引申出了一套文化复古说：“为政者莫先于复古。”复古不是倒退到古代而是弄清文化发展的脉络，分辨出哪些是源，哪些是流，好为今后的文化政策提供参照。
文化兴国在中原汉人这里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但对于一味强调武功的蒙古族来说，正好戳到其痛处。要想控制具有悠久文明的汉族，不以文化治国兴邦，命数岂能久长？
说到文化复古的意义，只要留意一下元、明、清三代诗文创作的潮流，就可见一斑了。“宗唐得古”也好，“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也罢，直到近代的“宋诗派”，都是沿着复古的道路走下来的。
杜瑛，是元代具有文化创造意识的典型代表，一位对当时和后世文化发展都影响深远的人物。
（第六节）道士隐
1.山中幸相：陶弘景
陶弘景，南朝齐梁时期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仕齐拜左卫殿中将军。入梁，隐居句曲山(茅山武帝礼聘不出，但朝廷大事屡屡咨询，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卒谥贞白先生。他的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百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7卷，共载药物730种，首创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另着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等。
旧时，茅山元符万宁宫有一幅楹联“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神仙”是指秦代李明及汉代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宰相”则指梁代陶弘景和唐代王远知。
陶弘景生于世家望族，其祖父为南朝宋南中郎参军事，其父曾任孝昌令。陶弘景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迷上了葛洪的《神仙传》，对书中那些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神仙大为着迷，眼界大开，极度向往那个新鲜而神秘的世界。于是，昼夜研读，废寝忘食，遂生“养生之志”，立志做一个世外高人，并对别人说仰青云，驱白日，不觉为远矣。”
他17岁时就入南朝齐为官，任诸王侍读兼总记室，迁拜左卫殿中将军，后被皇帝调任“奉朝请”的职务。在朝廷任职20年。37岁这年，陶弘景拜表辞禄，入茅山修道。
陶弘景周游天下，遍访名山高士，寻访仙药，身体渐渐变得轻捷。与大自然的接触，滋生了他对自然的酷爱之情。“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人爱山水如此痴狂，虽陶渊明、谢灵运不能比。
他以隐居自得，生活自有一番情调。他自己设计了一个三层楼的建筑，宾客住在下面，弟子住在中间，他独自住在三层。
这一层只有一个家童能够上去。闭门读书，与物遂绝。由于其苦读博览，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圆产物、医术历算，无不精通，成为南朝少见的博学大师。
陶弘景隐居茅山潜心修道的同时，还关心社会的发展，希望社会稳定，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齐末，义师平建康(今南京)之时，他以“水丑木”为“梁”字之图谶，派弟子告诉萧衍：“创梁之举必然成功！”促萧衍下定废齐建梁的决心。萧衍登基为梁武帝之后，对其“恩礼甚笃”。在梁武帝的眼里，陶弘景就是个神仙。他希望这个故友能留在自己身边，遇事好讨教。他们之间“书问不绝，冠盖相望”，来往甚繁是很自然的事情。
梁武帝和陶弘景还有一个相同的爱好，就是炼丹。陶弘景有绝技，炼丹充满信心，“以为神丹可成”，但苦无良药。武帝自然就向他提供黄金、朱砂等炼丹必备的药物。陶弘景不负所托，竟练成色如霜雪的丹药，因服后体轻，行走如飞，故名“飞丹”。武帝服后，果然灵验，对陶益加敬重。
武帝为巩固自己的帝位，一边严刑苛法镇压民众，一边伪装仁慈勤俭，大力提倡学儒崇佛，骗取百姓同情。陶弘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情急之下，遣高徒人宫，向武帝献上宝刀二口：一名喜胜，一名成胜。寓意朝廷治国平天下，一要施以善政，二要增强实力。置腹良言，使武帝也颇受感动。
梁武帝很感激陶弘景给予的有力支持亲提御笔，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御诏，文曰：“山中何所有？卿何恋而不返？”盼望陶弘景出山辅政，重列朝班。然而，徜徉于大自然怀抱之中，并为道家仙风所陶醉的陶弘景，接到诏书后，深思很久，下定了不出山的决心，提笔写诗一首：“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陶弘景不肯出山为官，梁武帝不肯罢休，经常派人带着手书，到茅山邀陶进京。陶弘景不改初衷，说道：“夫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今我义达，无复其行，请同求志之业。”
有一次，他请人带给梁武帝一幅画。武帝展开观看，只见画面上两只水牛，一牛自由自在地在青山绿水间啃食漫步，一牛戴着金轭头，表达了他对恬静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武帝赞叹之余，便不再相扰，但每遇大事，仍然派遣使臣前往茅山，向陶弘景咨询对策。久而久之，人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
梁武帝有一天与正宫皇后在一起谈论一些朝野人物皇后说皇上一向俭朴自律，谦恭待人，深谙君人南面之术，实为御臣有方之君王也！但不知朝野之中是否有陛下诚意尊重之正人贤臣？”梁武帝不假思索地评论道：“隐士我最重陶弘景，士大夫则重周弘正。其于义理转无穷，真一时名士也！”
大同二年（536年），陶弘景已85岁高龄，他像古代诸多有政治抱负的高道一样，也深深地觉得：邦国天下这种有涉神器的王霸之业，实在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天，他让弟子取笔墨来，忧心于色地赋诗一首：“夷甫任散诞，平叔会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不久，这位隐居茅山之中的高道，即仙化于华阳馆中。
据说，诀别的内容点明了后来梁朝廷的“侯景之乱”。陶弘景生前即预测到死后的“侯景之乱”，后期的预测学家当然是崇拜备至的了。人们都认为这位隐居深山的老道，所以被梁武帝那么尊重，被世人称做“山中宰相”，并不是一时之幸，而确实有莫测高深的预知能力。
道家、神仙家本来就兼有入世、出世两个方面。他们在山中修行，远离官场，远离尘世，回归自然，然而他们并未忘怀尘世，炼丹延寿也好，驱病除邪也好，都是以救世主的身份来解除世人的痛苦与烦恼。由此来看陶弘景的隐士生涯，来理解他与帝王和达官贵人的交往，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是一个道教型的隐士，一个打通了山林与皇宫精神通道的隐者。
1.吴筠：力倡僳象的道士
吴筠，字贞节，唐代着名道士。与孔孟同乡。少习儒经，善写文章。性高洁，不随流俗。因考进士落第，乃人嵩山学道，师事着名道士潘师正。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于宣城道观中，弟子私谥为“宗玄先生”。吴筠用神仙信仰阐述老庄之道，并认为老子之道与孔儒之道实际上不存在矛盾。着作有《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心目论》《形神可固论》等。
因为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成了“鲁中之儒士”，少年吴筠幻想有一天自己能成为唐代的圣人。然而，当这位少年才子步人科举之路，要一展自己才华的时候，却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击。他才高气傲，不耐流俗，本不想跨人科举大门，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想证明，获取功名对他来说易如反掌罢了，谁知竟名落孙山。
这个打击更激发了他的高傲，刺激他远离混沌社会的避世之想。于是他跑到嵩山，投奔名声赫赫的道士潘师正为师修炼道术。这个潘师正是个得道的高人，一心修炼，直至不食火食。吴筠跟随他，立志做一个与大自然同存同乐的道士。他的聪颖与勤奋得到了潘师正的青睐，吴筠也不负师长厚望，得“正一之法”，成为名重一时的得道仙士。
这样，他又下山，打入诗人圈子，因为写了一手好诗，他又由道士变成了文坛名士。他“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交往的诗人如李白、孔巢父等，皆当世名流，故而名气很大，“逍遥泉石，人多从之”。
玄宗闻其名就召见他，不但因为他诗写得好，还因为唐王朝崇信道教，将道教之祖老子视为同家。玄宗更是对道教有极大的兴趣。这位吴筠不仅是个诗才极高的诗人，还是位道术高深的仙人，正中玄宗下怀。玄宗“与语甚悦”，随即令其“待诏翰林”。
不过，让唐玄宗感到惊奇的是这个道士根本不固守道家理论，归隐时讲道，治世时则讲儒。为官的吴筠和道士吴筠完全是两回事。帝尝问以道法，吴筠答曰：“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尔。”这固然是得道者的高见，也暗含不引玄宗陷入其泥潭的善意在。他觉得皇帝沉溺道术，必无益于治国。玄宗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吴筠对曰：“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当适意。”他为君主设身处地谋划，为百姓、国家考虑，正是吴筠不同于其他道家名士的地方。
吴筠在皇帝面前不谈论道教，同时也反对他人诱惑君主崇信佛教。这样，在佛教大兴的唐代，吴筠的做法势必要得罪许多人，得罪许多钻营于朝的佛道之士。
道士的不满情绪，是自家范围之内的事情，佛教就不同了，吴筠深为群僧所忌，尤其得罪了皇上身边的亲信高力士。在高力士面前，他明显不是对手，于是只好萌生退隐的念头。这种退隐不但是因为自己心灵上感到势单力孤，更重要的还有对时局的考虑。唐天宝（742-756年)中，李林甫、杨国忠用事，吴筠知天下将乱，乃请求还山，玄宗不许。吴箝数次上表，玄宗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准许他在京城的道观里修道，好随叫随到。直到安史之乱，唐玄宗再也留不住他，他如出笼之鸟，到天台山和李白、孔巢父等人一起隐居起来。
他是唐代亦官亦隐的又一个典型，但因为身为道士，却在政治上力倡儒家也算是一个特殊的道家隐士。
3港必：含泛山人
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称誉，已能粗通儒、佛、道三家的学问。《太平广记》中说他在娘胎里待了足足3年才出来。在唐玄宗政治最清明的开元时期，他只有7岁，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有一次，张九龄准备拔用一位才能不高，个性比较软弱，而且肯听话的高级臣僚。李泌虽然年少，跟在张九龄身边，但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丞相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有正直无私的清誉，难道你也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和能力的人吗？张九龄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马上很郑重地认错，改口叫他小友。
李泌到了成年，非常博学，对《易经》的学问更有心得。他经常寻访于嵩山、华山、终南山等名山之间，希望求得神仙长生不死的方术，实际上巳经成了一个小道士。到了天宝时期，玄宗记起他的幼年早慧，特地召他来讲《老子》，任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因而与皇太子兄弟等非常要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钻研道家方术的修炼，很少吃烟火食物了。后来他被杨国忠陷害贬到远方，于是又隐居起来。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肃宗刚在灵武即位的时候，身边的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那个临时建立的朝廷，什么都乱糟糟的，一些武将也不大肯听指挥。肃宗要想平定叛乱，多么需要有个能人来帮助他啊。这时候，他想起李泌，就派人把李泌从颍阳(在今河南省）接到灵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