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组成了政治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秘书处。蔡和森任大会秘书长。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罗易、徐谦、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以及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祝词。
会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政治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报告分"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以及"国民党问题"等11部分。在报告中，陈独秀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做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后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报告继续坚持其右倾的错误基调，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相反，却提出了一些与时局不符的意见。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无力与之对抗，因此革命应当先退到西北，等时机成熟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大会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主要有《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等。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肯定了四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也认识到了以往工作中的不足，并批评了党中央过去所犯的右倾错误及陈独秀报告中提出的错误观点。决议认为，当前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封建分子与资产阶级已经叛离，"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决议特别强调：这个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去争取。决议对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分析，"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决议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强调是正确的，但称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为资产阶级的叛离革命，以及对武汉国民政府性质的分析，不但错误，而且对随后汪精卫的分共活动也减少了防范。
对如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大会讨论中提出了三种意见：一是土地的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动军官和公开反革命的劣绅的土地和财产；二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除外；三是没收一切土地，不加任何限制。大会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予没收，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耕种已没收的土地的农民，除交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
《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了"职工运动新方针"七条，其要点为：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地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要求社会保险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等。决议案提出，只要有工会的地方，就要组织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以作为保障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决议案还就职工运动中的经济斗争、组织、失业、童工与女工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大会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宣言》对大会的各项决议进行总结，并再次强调了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很显然，中共五大并未意识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国民革命造成的危害，也未对即将到来的更大的危机——汪精卫的分共活动有任何预感与防范。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等2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陈潭秋、林育南等11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同时还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等7人为正式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等3人为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等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和政策。但由于中共尚处于幼年时期，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实质和危害认识不足，因而未能给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以政治上的严厉谴责和组织上的必要结论。而且，在对革命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故而五大的决议在此后也并未得到很好地执行。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大会也没有提出任何切实的办法。更严重的是，中共在右倾错误还没能解决的时候，又出现了"左"倾错误。因此，五大没有能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太平洋劳动大会
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提高了中国工人运动在世界职工运动中的地位。共产国际指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希望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起统一东方各国工会的责任，并决定邀请各国的工会代表到中国开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26年7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召开的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会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将于1927年5月1日在中国广州召开太平洋劳动大会。
从1927年2月开始，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工人代表陆续到达广州。他们参观和访问了黄埔军校、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和部分工厂，受到各界群众的广泛欢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广州工人阶级关于召开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未料李济深4月15日在广州公开反共。中华全国总工会随即决定将开会地址改在汉口，原定的5月1日开幕日期也将顺延。
经过一系列紧急准备，1927年5月20日，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开幕。来自中国、苏联、美国、日本、朝鲜、法国、英国、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的33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1450万有组织的工人。中国派出了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等15位工人代表。另有加拿大、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因交通受阻，未能到会，但均来电致贺。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国民党中央党部陈公博、彭泽民，全国农民协会罗哲，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徐虔知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从21日起，开始商讨世界有关工人运动的重大问题，由各国代表相继作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作了讲演。他说，中国工人阶级，自从被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几十年来，处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下，这种非人的生活，至现在渐渐走向改善的道路。他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强调说，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联合进攻的危险"。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的报告。
大会开了7天，共通过了22个议决案。为了改善太平洋地区工人的劳动条件，提出了10条经济要求：（1）八小时工作制；（2）每周内须使工人有一次连续24小时的休息；（3）实行工人保险，其责任由工厂主和政府负责；（4）禁止妇女作夜工；（5）禁止雇佣童工；（6）同工同酬；（7）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8）设立劳工稽核所；（9）取消体罚、罚奖和扣工资；（10）组织工团和纠察队。
为了推动太平洋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大会决定在上海设立太平洋工会秘书处，作为太平洋各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大会选举中国工人代表苏兆征为首任秘书处主席。
这次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召开，对于正在为挽救革命进行艰苦奋斗的中国工人阶级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张作霖组织军政府
4月19日，北洋军阀皖系头目段祺瑞在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两大军事势力的逼迫下，被迫结束"执政"生涯。北京政权遂为张作霖和吴佩孚所控制。此后，直奉两派为争夺中央控制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各不相让，使北京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政府元首的局面。
7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的打击下，直系的吴佩孚势力受到重创。奉系张作霖为对抗北伐军，同年11月14日，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张宗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共组"安国军"，并自任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宣誓就职，并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
春，直鲁联军在与北伐军的对抗中，连遭败绩。奉系军队在中原屡屡受挫。此时，北洋军阀的战略局面由攻势被迫转入守势。其内部也分化为战、和两派。6月14日，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奉系旧派人物吴俊升、张作相反对南北议和。在会上，力主议和的奉系新派人物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受到排挤。张宗昌和孙传芳因担心成为南北议和的牺牲品，表示愿决一死战。为挽救败局，各派将领一致吁请张作霖就任海陆大元帅，并从速组织军政府。
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宣告军政府（又称安国军政府）成立。张作霖在就职宣言中宣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同日，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7条：
第一条：陆海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
第二条：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权利。
第三条：军政府置国务员辅助大元帅执行政务。
第四条：国务员之员数如下：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
第五条：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
第六条：国务员及各部之官制另定之。
第七条：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之前法律命令不相抵触得适用之。
至此，北京政府结束了政府元首虚位以待的局面。张作霖以陆海军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开始实行军事独裁制度。
6月，军政府被国民党军队的"二次北伐"所推翻。张作霖本人也在逃往关外时，在沈阳近郊皇姑屯车站被日军炸死。
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4月初，汪精卫为"复职"从国外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即被蒋介石拉拢参加了在上海的秘密反共会议。蒋介石等人要求汪精卫立即反共，汪精卫鉴于当时自己的处境，不同意立即反共，而主张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国共两党的纠纷。随后，汪精卫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到达武汉。4月11日，汪精卫在《给（中央副刊）的题词》中宣称："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反共事变后，汪精卫还曾公开发表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汪精卫的"左"派面目，使得他迅速取得了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权，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
然而，随着汪精卫本人在武汉政府地位的逐渐巩固，以及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对武汉地区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加强，汪精卫迅速由国民党左派向右派转变。从1927年4月底起，汪精卫以种种借口，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和共产党活动。
4月底，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旨在"矫正"或"制裁"工农运动中的所谓"越轨之行动"。5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严禁集会、游行。5月20日、2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继发出《保护公正绅耆训令》、《保护军人田产令》。这两个文件，指责农民斗争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5月22日，汪精卫下令湘鄂等地，制止"赤化运动"。5月底，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湖北黄岗、黄陂两个革命工作开展得很好的县农民协会。这一系列举动，无不表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在急剧的右转。
汪精卫的公开右转，助长了武汉地区北伐军中一些反动军官的反共气焰。5月17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反共；5月21日，第三十五军许克祥部公开反共；5月底，江西省省长朱培德开始"遣送"共产党人出境。
